军医栾佐
两度第一
1999年北京终于传来脐血干细胞移植治疗小儿白血病成功的消息。作为造血干细胞移植的起源地和研究中心，北京的“脐血移植”似是姗姗来迟，但毕竟沉闷终于打破。
北京第一个成功地把握“脐血库”钥匙的人是海军总医院儿科主任栾佐。第一个病例是“M5”，急性粒细胞单核白血病。
当时国内一位血液病治疗的权威人物很不情愿接受这个事实：“栾佐是什么人呀？海军总医院儿科搞血液病怎么听都没听说过？按说我们是国家队，第一个做成功的应该是我们……”
但事实是栾佐成功了。确实栾佐的专业并非血液病，而且他所在的海军总医院儿科接触白血病治疗也仅只三年时间。按常理说，走到造血干细胞移植这一步至少要有十几年血液病治疗的积累时间，是一个不可逾越的过程。
即便是走到了细胞移植这一步，从细胞的来源看也存有一个层次的问题。一般人先是从外周血开始，接下去是骨髓血，最后才触及到脐带血。同样，供体的选择也是一个由易到难的渐进过程，往往先从自体细胞移植开始，然后是同胞的（完全相合），再进一步才是非血缘的（半相合即父母的）。
栾佐有些凌空跳跃了，他的第一例直接做的就是同胞脐血移植，这中间省略了十几年的时间，跳过了自体，跨过了外周血和骨髓血，难怪所有的人都觉得“怎么可能呢”？媒体不得不称之为“一次到位，一次成功”。这在国内乃至国际血液病治疗历史上都是让人惊叹的惊险一跃。
2005年，北京又一次传出胎脑神经干细胞移植成功的病例。一个出生3个月，脑袋几乎空疏，属于重度缺氧缺血的脑病患儿，在接受胎脑细胞移植手术后，出现了罕见的意识反应，而且这种反应与日俱增，原本呆滞的脑组织显而易见被激活了。这项让婴儿大脑“复活”的奇迹创造者依然是栾佐。这一次不仅仅在国内，乃至国际上也属首例。
从栾佐涉足细胞移植开始，他的思维就迸发出开放式的冲击力。他说，“细胞移植这个东西是上天对儿童特别的恩赐”，这么说是源于儿童的生存质量高，而且旺盛的代谢使小儿抗宿种病的发生率极低。基于如此的理解，栾佐在有了第一例成功的尝试之后，最先想到的是“全面铺开”。接下来，他的病种研究便一刻没有停止过：从血液病到淋巴瘤，从淋巴肿瘤到神经疾病；在技术日趋成熟的基础上他开始把治疗的锋头转向了各种非恶性疾病：骨髓异常增生综合征、噬血细胞综合征、慢性粒细胞缺陷……可以说他利用造血干细胞移植技术已经向诸如家族遗传病、遗传代谢病、先天免疫病、免疫缺陷病等各种小儿疑难怪病发起了全面的宣战。栾佐说，“拓宽治疗范围并不是我的创意，国外早就是这么做的，只是国内在这方面动作慢了”。
其实，栾佐在第一例“脐血”成功的同时便开始了神经干细胞移植的思考，他2001年着手筹备；2002年悄然启动；2003年，也就是他在美国杜克大学儿童造血干细胞移植中心进修的时候，海军总医院这边的神经干细胞的研究已经进入细胞实验阶段。所以当2005年第一例神经干细胞移植霍然在临床成功的消息发布后，栾佐已经有足够的准备将这项技术发挥到极致。这也便是为什么短短三年的时间，他的神经干细胞移植已经用于治疗包括重度脑瘫、合并皮质盲、rett综合征、孤独征、智力障碍等多种儿童疾病的原因。
2005年是最严峻的一年，一方面他们要对接受了移植的孩子进行术后跟踪、观察、随访，以及聘请相关的专家分析、论证、评估，毕竟这项新技术亟待有科学的数据；另一方面大量的患儿陆续上门来，以他们当时的规模几乎难于应对。
经过长达两年时间的跟踪、复查，结果证实：他们治疗的重度脑瘫病例有效率达到59.5%；合并皮质盲的患儿50%重现了光明，其中疗效显著的仅一个月就复明了；被称为绝症的rett综合征，在接受治疗的五名患儿中有四名显效……
当然几年下来栾佐细胞移植的数量业已可观：到2008年，他的造血干细胞移植病例数近百例；他的神经干细胞移植达到二百八十例。
现在越来越多得了疑难怪病的孩子通过各地的医院或研究机构转送到这里来。海军总医院儿科已经是国内最大的儿童脐血干细胞移植中心，同时也是北方最大的神经干细胞移植基地。
栾佐说：“细胞时代来到了。”
Δ第一的起由
栾佐的身板显得单薄了些，尤其是他的说话声音透着一种气力过度劳损后的亏欠。“我原来不是搞血液病的，我学的是小儿心脏专业。”显然他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命运注定要让这样的人付出巨大。
1997年，部队任命栾佐担任海军总医院儿科主任。那时正赶上儿科不景气，北京多家综合医院的儿科相继关闭，有将近一半的儿科病房干脆撤掉了，所有的儿科无不大规模地缩减床位，门诊也很萧条。那时海军总医院的儿科因其规模、名声相比弱小些，自然在这般低迷的情况下遭遇冲击的程度越发惨重。用当时医院领导的话说，几次动了将儿科删除的念头，太弱，连感冒发烧的孩子都很少，之所以贴着本维持只是基于部队的孩子看病方便……栾佐二话没说，把一个不景气的科室扛在了自己肩上。直到今天他说，“那滋味苦呀，最刻骨铭心的记忆就是终于明白了什么叫‘第一世界’，什么叫‘第三世界’”。
是“第三世界”就要抗争，栾佐的“抗争”行动一息没有中断过，首先他把儿科的就诊年龄从12岁加大到14岁，有人开玩笑，你干脆把老年人也收编了吧。他不以为然；后来在一次全院会上他说，我不喜欢人家叫“小儿科”，儿科就儿科么，干吗还要加个“小”字，于是又有人打趣，那你干脆叫大儿科算了。栾佐还是不以为然，“怎么了，我就是要做大儿科。”一句玩笑竟成就了日后不争的事实。现今海军总医院儿科真的做大了，已然是医院规模最大，床位最多的科室。
栾佐自称是理想主义者，即理想就免不了有些浪漫。就在儿科全线萎缩的时候，他却在设计，在梦想，他规划着自己的儿科强大起来的各种可能。“首先要做人家没有的技术；其次技术的起点要高，让别人一时追不上；当然瞄准的项目必须是前景好的……”事实上他瞄上的高起点技术是儿童血液病这块最硬的骨头，他坚信自己的思路是正确的，只待恭候“东风”。
1998年，全国的儿童血液病会议在榕城召开。这时候海军总医院儿科小打小闹地开展白血病的化疗工作才两年时间，栾佐此行只是想去看看，开开眼。会上，《中华儿科杂志》血液病编辑部主任一眼盯上了他，这位敏感的热心人表现出惊疑，搞心脏病的人怎么串行了？栾佐不得不道出苦衷：小儿心脏病的治疗需要依托于坚实的外科基础，而外科的基础条件不是一时半会儿能达到的，但是我们不能等死呀，要活就得寻求发展，“谁让我是儿科医生呢”。资深的编辑被“儿科医生”打动了，于是她真诚邀请栾佐直接参加血液病小儿组学部委员的会议。学委会是搞医学专业的人比较看中的，当即栾佐只觉得一股热潮直往上涌，眼泪差点掉下来了，“我也没有别的报答您，您放心，我会干起来的……”
就在这次会议上，栾佐发现了被专业学者们忽略的两个问题：一个是整个儿童血液病会议上没有一个造血干细胞移植的讲座；另一个是竟也没看到一篇相关的论文。他的第一个感觉，我们目前的现状与国际的差距太大了，“这实在令人吃惊！”正是在这个“吃惊”的背后，一扇造血干细胞移植的大门缓缓地向着栾佐打开了。
事后栾佐在谈到成功要素的时候特别提到，综合医院儿科不是无所作为而是很有优势，优势在于儿科医生的综合治疗能力特别强，而干细胞移植的过程中小儿临床所有的问题几乎都会遇到，心、肝、肺、肾、免疫、感染等等没有涉及不到的并发症。他认为正是绝好的儿科基础帮了他的大忙。
栾佐生长在一个温馨和谐并富有文化氛围的家庭里。父亲是某报社资深记者，笔名井岩，毕业于“南开”，是著名的报人。母亲凌云是“辅仁”的高才生，一生从事编辑工作。栾佐认为自己的唯美、浪漫多少与父母亲有关。
栾佐的母亲娘家祖上不出三旗，到了他老爷的那辈儿，凌家人在商道上根基已深，当年在北京城里也算得上是殷实大户。正是这份“富贵”带给他父母的却是连绵的灾难：迁移乌鲁木齐；打成“反革命”；下放农场；身心摧残，瘫痪；早逝……
和一般的长辈不同，栾佐的父母亲惯于把苦难嚼碎了强咽下去，然后将温情、爱意呈现给孩子们。栾佐说“我结婚是和一帮同学骑着自行车把我爱人接到家里的，母亲为我们准备的是自助式的‘party’，尽管那时物资很短缺，但很有点西方酒会的味道，朋友们在不大的房间里尽情地说唱舞蹈……”这样的婚礼在八十年代，真的是别致又富有情调，这个婚礼让他骄傲了一辈子。
栾佐一生中最钦佩的人是母亲，“妈妈的精神世界太富有了，她对新事物总是表现出常人少有的欣赏和欢跃，她不喜欢随流，也不拘泥于老套”。这一点确实对他影响很大。
栾佐的思维活跃似是与生俱来的，就像高山流水，清澈不断。1990年他刚到海军总医院的时候，就申请了一个课题，那时候课题是什么东西，太新鲜了。当时医院一般的人不太理解，当大夫看病不就得了，还搞什么课题？首先科室的领导不予支持，不给时间。可是这难不住栾佐，他周六、周日做，下了夜班做。不料万难不惧的他竟遭遇了试剂瓶爆炸，当时伤得挺重，手指的骨头、神经都炸断了。不让做却还做出了事故，这下科主任的气不打一处来，处理结果是不给病假，还要扣罚奖金。这事很快让医院当时的杨院长知道了，大校的脾气来得更猛，他气冲冲地直奔儿科，栾佐看到首长的脸色那么难看，知道自己的娄子捅大了。“你们到哪儿找这么好的大夫去，年轻人，有追求，他做研究连一天的工作时间都没耽误，这是多好的事……你们不想想为什么儿科一直没有像样的东西出来……”一通训话还没完，栾佐的眼睛湿了。
就这么，栾佐挂着手住院了，工作暂时停了下来，可他的思维却一刻不曾放缓。没事干，他看到骨科病人腿瘸着很困难，惟一赖以支撑的拐杖还不能帮他们站稳，他闲着便开始设计，拐杖为什么不能做成四条腿？后来世面上果真有四条腿的拐杖出售；他看到骨科病人吃饭很困难，觉得应该有这样一种桌子，于是吃力地用左手画了一张张的图；他又想到小孩高热惊厥的问题，既然已经有降温的****药，为什么不能有通过肠道吸收的镇静药……那时他挂着个手白天跑儿童药研所，这事还真地引起了关注……
长期以来，栾佐在北京，父母亲在乌鲁木齐，他们见面的机会屈指可数。不是儿子不念父母，也不是父母不想儿子，栾佐说其实爸爸妈妈最疼他。两位老人直到最后的时刻，均不曾向儿子发出过想他、催促他回家的信号……栾佐的母亲因脑干出血，猝然深度昏迷，那是1997年的冬天。待栾佐赶到新疆医院病房的时候，任凭他怎么喊，母亲再也没有睁开眼睛。惟有做儿子的听到了，听到母亲在冥冥之中喊着“佐”。
父亲晚年被多种疾病缠身，尤其被帕金森病困扰。那时栾佐正在进行胎脑细胞移植的研究，并且遭遇到有违伦理的非议。知子莫过于父，老父亲了解儿子不会做离谱的事，他为儿子不平，“什么伦理呀，说穿了他们不是病人……”父亲在电话里说：“儿子呵，你的研究可要抓紧呀，我们这些人还硬撑着等着用你的东西呢……”就在老人去世的前两天，电话那边传来的极其微弱的声音还是：神经干细胞移植……栾佐说，父亲是2005年4月走的，我的第一例神经干细胞移植是在5月完成的。
Δ求学的经历
1977年新疆的一个农场，已是春暖大地的时节，这一天栾佐从自己驾驶的拖拉机上跳下来，除了两个眼镜片之外，剩下的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土脑袋。据说是当地的老军垦们看着这个文弱的戴眼睛的男孩子特老实，专意照顾他当了拖拉机手。那天，就在他刚刚站定地面的时候，农场的喇叭里播放出全国范围恢复高考的消息。栾佐后来的一切便从这一刻开始了。
栾佐的初级教育几乎被荒疏了，他随着父母从劳改农场搬迁到公社小队，记忆中最亲密的伙伴是一条狗，叫大黑。他的识文断字来源于耳濡目染之间，琴棋诗话也是自然天成。他自幼喜好写诗，加之敬仰父母的才学，所以一旦有机会让他上学那毫无疑问他会选择学文。
不料给予他无尽的文学素养的父母亲却断然反对儿子再走文字的老路。这是最真挚的担忧也是最武断的疼爱。栾佐自是听从家长之命，在几乎没有理科基础的情况下报考了医学专业。
那天录取通知书下来了——新疆石河子医学院。是上还是不上？正当一家人犹豫不绝的时候，一个人闯到他们家里。来人粗声大气口无遮拦，“老井呀，我看到有您儿子被录取的名字，赶快就来了，也算是老天爷给我一个向您忏悔的机会吧。”他很坦诚地向已经长成大人的栾佐自报家门：你不认识我了，那时候看押你爸爸的人是我呀。栾佐想起来了，他是当年的“工宣队”队长。这次，这位曾经的“冤家”是以石河子医学院招办主任的身份登门“谢罪”来的，同时这位不速之客热情诚恳地希望栾佐不要拒绝他的学校。就在那天，从这个人的嘴里栾佐第一次听到别人对父亲的评价：“我最佩服的人就是你爸爸，就数他老的骨头最硬，自始至终没乱说一句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