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孩子，你是怎么开着这个桑拿房经过赤道的？”沃尔夫冈看到我那全封闭的船舱，眯缝着眼睛跟我开玩笑，“帮我去找把斧头来，这里面太暗了，得来点光！”只见沃尔夫冈麻利地用工具在船舱壁上开凿，火星飞溅，很快一扇窗户就被他打开了。
“老沃（我这么叫他，反正他也听不懂），我该怎么感谢你才好呢？”站在这个窗口前，我深深地吸一口气，对沃尔夫冈投去一个赞赏的笑，老头太牛了！
沃尔夫冈轻松地耸耸肩膀，好像在说区区小事何足挂齿？但见我执意要表示感谢，他便看看我船舱里的画架，意思是给我一幅画吧。这有何难？我马上让他坐稳，给他画了一幅肖像画。沃尔夫冈同志高兴得像个孩子，嘟嘟囔囔地不知道说些什么，然后他拿着这幅画与我照了一张合影，也许回德国以后他会说：“看，这是给我画画的画家，他叫翟墨，中国人，照片里那幅画就是他画的！”
想到这里，我美滋滋地笑了起来。
已经在理查兹贝呆了有一段时间的沃尔夫冈夫妇，还自告奋勇担当起“包打听”的角色，到处给我找机工，制作液压舵的螺丝。从7月份以来我一直被这个小小的螺丝困扰，它让我遭了靠手臂掌舵几天几夜的罪，但也让我泊船理查兹贝，认识了沃尔夫冈夫妇这样的好朋友。
我一口气请机工做了4个一模一样的螺丝。后来在穿越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时候，其中2个相继断掉或被海浪打得扭曲，剩下2个则坚持到航海结束。现在我还在为自己的先见之明而自鸣得意。
6.黑白森林
2007年9月13日抵达理查兹贝，到11月1日离开这里向伊丽莎白港进发，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在理查兹贝和约翰内斯堡之间游弋，原因是脚意外受伤，红肿发炎。自带的抗生素可能已经失效了，只能到约堡的医院就诊。在刘翔宇和当地华人华侨的安排下，有专门的护士为我护理，实在值得得瑟一下，我请护士站到身边来，拍下了一张脚上打绷带的照片。
也好，给我个机会了解一下南非，也可以完成央视的拍摄任务。
脚很快消肿，我干脆留下来休整一段时间。每天就捧着个相机、扛着台摄像机到处跑。
非洲就是如此，离开城市则进入草原，一点过渡都没有，犀牛、大象和雄狮就这样与你面对面，听见远处轰隆作响，尘土飞扬，那可能就是斑马群在迁徙。
这是一片自然的土地，吹来的风都是带着野性的。我拍过一朵奇异的云，像一根巨柱伫立在天地之间，让人想起不周山。这里难道就是天尽头么？那么再远的地方是哪里？或许就是天堂？
天堂再好，可惜也不能久留。被海风吹惯的鼻孔，已经不太熟悉土地的味道，还是嗅着那单调枯燥的腥味让人心安哪。10月中旬，我折返理查兹贝港，找到沃尔夫冈夫妇，问：“准备好了没有？我们出发去伊丽莎白港吧。好望角在等着我们呢！”
出发之前发生了一件事。在约翰内斯堡休养的时候，我约沃尔夫冈夫妇一起去参观曼德拉蹲过的监狱。这属于拍摄内容的一部分。
当我的镜头对准一群黑人的时候，麻烦不期而至。“嘿！”有一个黑人冲我这边喊了一声，招呼着几个同伴走了过来。难道我触怒他们了？我听不懂他们的话，但是我也不是好惹的。
大概是不太满意被拍下来，几个黑人迅速围了过来，这时令人吃惊的事情发生了。明明拍摄的人是我，可是他们却围住了沃尔夫冈夫妇，仿佛他们才是幕后的指使者一般。老两口吓坏了，连英语都讲得结结巴巴。
“住手，有本事冲我来，别专门欺负老人！”我用汉语吼着，一头扎进人群，和为首的黑人胸口对胸口地挺在一起。“这是误会，误会！”沃尔夫冈总算清醒过来，高声喊着。可没有人听他和平的呼吁，几个狂躁的家伙冲着老人的衣领伸出手，打算把他放倒在地。我把他们的手挡开，想动沃尔夫冈，过了我这一关再说。
现在想来，这事儿挺好笑的。小时候想打架打不起来，长大后，这架却打到了遥远而神秘的非洲，命运该是多么奇妙啊！
正在推搡之间，警察赶到，把闹事的一伙人驱散。那个发出喊声的黑人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带着同伴悻悻离开。
“也许您应该想到，随便拍别人不太礼貌？”警察毫不留情地教训着，我没有还嘴，还在担心沃尔夫冈会不会惊吓过度。
“现代技术总是惹麻烦！”沃尔夫冈看看我手里的摄像机，哭笑不得地打趣说，“你别担心我，见过大风浪的人，这点小波澜，搞得定的。”老头咧咧嘴，毫不在乎。
其实老人心里很清楚，这绝不是什么现代技术的问题。南非数百年处于殖民统治之下，因为种族歧视，黑人一直处于底层，黑与白是这里最敏感的话题。就像一座森林，谁都有可能在里面迷失，甚至遇上可怕的野兽——种族之间的歧视与仇恨，那种仇恨几乎一触即发。
曼德拉为了黑人的平等与自由奋斗了一生，他终于把牢底坐穿，可是他也无法消除那些融入血脉之中的种族问题。这就像一个炸药桶一样，哪怕是无心的一个举动，都可能引爆这些危险的东西。
这是2007年，2010年的世界杯已经确定在南非举办。这是广大球迷盛大的节日，也许节日的狂欢能冲淡很多东西，但它们从来都不会消失，只是隐匿在日常生活中，出其不意地咬你一口，那可能就是致命的。
因为志同道合，我与沃尔夫冈夫妇决定结伴同行，与我们一起出发的还有另外三条船。出来10个月了，忽然迎来一段不孤独不寂寞的航程，我还有点不习惯呢！
但离开理查兹贝没有多久，“咆哮的西风带”就横亘在眼前，怒吼的西风掀起的狂浪几乎把船横着抛来抛去，几位老航海也胆怯了，纷纷把船停泊在附近的东伦敦港里。沃尔夫冈倒是稳坐钓鱼台，把防水衣裹在身上，面无表情地突破了西风带。只是他恐怕也没有想到，与他几乎同时越过西风带的，还有一个中国人。
前面看见了伊丽莎白港，我们下一步将直插厄加勒斯角。这已经是11月份的事儿了。
11月14日发生了一件小插曲。央视配备给我的摄像机，在一个浪头劈来的时候被打得透湿，彻底报废。我只得给严少阡打电话，说把报废的摄像机交给一位叫翟新源的朋友，请他带到香港，然后从少阡那里把一台旧机器拿过来。
为了这事央视那边还给我打电话致谢，亓克君说：“老墨，你现在可是我们的独苗了，加油啊！”我才知道其他两组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继续下去，目前在央视纪录片的三路人马里，我成了孤军——因为我只有一个人，更是地地道道的孤军。
7.诡异的厄加勒斯角
11月18日凌晨4时，风浪减弱了很多，船灯扫过海面，迅速地移动着。月光与灯光融会在一处，海水在闪烁与幽暗之间变幻着。海面平静下来，只有风鼓动帆的声音。沃尔夫冈夫妇的船在我的右侧，他们稍微靠前一点，我可以看到老先生掌着舵，脸上有若玄铁一般镇定自若，高大的身影牢牢地钉在船上一般，一动不动。
沃尔夫冈的技巧了得，风帆在他手中像装上电动马达一般充满了劲儿。他始终比我要领先半个船身。老汉这身本事实在值得钦佩。
忽然，他的船响起了汽笛，“呜呜”声刺破夜晚的宁静。沃尔夫冈满脸兴奋地指着一处高声叫着，转过高高低低一片树丛，转过瘦骨嶙峋一般的峭壁，一束银光闪烁在我们的眼睛里，睁不开眼睛，呵，厄加勒斯角！
大西洋，让我亲吻你的面颊吧，我是翟墨，我来啦！
如果不是航行到此，我不会意识到，非洲的最南端并非好望角，而是厄加勒斯角。好望角太有名，承载了许多本不具备的功能——比如标示非洲的一个地理之最。厄加勒斯角由此被笼罩在好望角光环之下，任海浪拍打寂寞的岁月。
在厄加勒斯角上有一座石碑，无声地抗议这种不公正的待遇。大半人高的石碑上，旧南非的两种官方语言阿非利加文和英文标明：你现在来到非洲大陆的最南端——厄加勒斯角，下面注明地理位置——南纬34度49分42秒，东经20度00分33秒。石基上左边写着印度洋，右边写着大西洋。
也许是因为憋着一口怨气，厄加勒斯角对经过它面前，要去膜拜好望角的船只都很不客气。这里是著名的危险海域，不仅仅因为风高浪急，而且航船每到这里，罗盘的磁针总是没有一点偏角地指向正北方向，因为这个地区磁北极与地理北极的方向正好一致，厄加勒斯角（也被译为奥古哈斯角）在葡萄牙语中意为“罗盘磁针”，为它命名的正是一位葡萄牙航海家。
“针角”显然也盯上了我们。我用无线电与沃尔夫冈联系，用山东英语和他的柏林英语对话，才发现咱俩的电子仪器不同程度受到影响，持续了25分钟，数字全乱了，表盘一会儿往前进，一会儿往后退。
“够呛啊，够呛啊！”沃尔夫冈显出一丝无奈，在对讲机里大声抱怨着。我则鼓励他：“现在的天气已经够好了，能在月光下航行，实在很浪漫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