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0日。
库尔贝一觉醒来，揉揉睡眼惺忪的眼睛，走上甲板准备洗漱。映入他眼帘的是让他难以置信的一幕——船政厂区、各个炮台甚至马江两岸都出现了无数面中国军旗。
我去！这是闹哪样？
在库尔贝的眼里，一面军旗就代表着一队中国军队，他想不通一夜之间中国人从哪里变出来那么多的军队来。再联系到江面上对他虎视眈眈的中国军舰，库尔贝心里紧张起来。
他可没有接到任何开战的通知，此时不论是法国政府还是海军和殖民地部，发来的命令都是让他在中法谈判没有谈出个结果之前不许轻举妄动，这就意味着他不能先打第一枪。但看到中国人这副气势汹汹的架势，库尔贝心里打起了鼓——难道中国人要开战了？
事实上张佩纶不知道的是，7月19日当天经过赫德和巴德诺的交涉，巴德诺表示，他个人表示同意再把‘艾德美敦书’的最后期限再往后延后八天，并很快得到法国政府的批准。茹费里放了话，在中法谈判期间，孤拔是不会采取军事行动的。可是这个延后八天的好事，军机处却没有通知沿海督抚。张佩纶依然认为一旦过了7月20日下午3时，法国人的炮弹就会砸到他的头上。
当然这也不能怨军机处，因为大清通讯的条件，现在军机处也不知道这条‘喜讯’呢。
担心擦枪走火的库尔贝赶紧命人向中国军舰发信号——难道你们认为我是来开战的吗？并在当天下午邀请张成登舰面谈。
风萧萧兮易水寒……7月20日下午2点，张成抱着几乎必死的决心，毅然决然的登上了‘窝尓达’号，然而他没想到的是，库尔贝竟然慈眉善目的向自己保证：“我此行绝无恶意，现在那么多船进来搞得百姓们都挺紧张，实在打搅了，这样吧，明天我就让两条船离开马江，这下总该放心了吧。
我去！峰回路转啊！
7月21日，果然有两艘法舰起锚离开。张佩纶一看乐了，想必是自己疑兵之计奏了效，遂心情舒畅的提笔给侄子张人骏写起了家信，愉快且有点幸灾乐祸的写道：“敌本虚声，今亦中止。今退去两艘。吓我不动，去吓老穆（图善）矣”。
只是张佩纶没想到的是，离开的那两条法国军舰（“雷诺堡”号和“梭尼”号）并没有走远，而是挪位到了长门、金牌江面，防止中国人封锁江口。
经过这第一轮无声的较量后，中法双方在马江进入了一个对峙期。
这期间，从各地调回的船政军舰“福星”号、“振威”号、“艺新”号、“琛航”号、“永保”号、“伏波”号，和从广东赶来助防的“济安”、“飞云”二舰陆续抵达马江。另外，在福州驻扎的还有旧式八旗和绿营水师的木质师船十八艘。
八艘船政军舰以“扬武”号为旗舰，炮舰“伏波”、“福星”、“艺新”，炮艇“福胜”、“建胜”，运输舰“琛航”、“永保”一字排开停在船政局江岸前；从广东调回来的“济安”、“飞云”以及船政军舰“振威”三艘则停泊在闽海关码头附近。
张佩纶还竭力搜罗民船，加上七艘从船政各军舰上卸下的蒸汽机动舢板，装上了赶制出来的杆雷改装成十多艘临时杆雷艇和更多的火攻船。同时下令船政赶制平底驳船，准备装上沙石用作封锁马江之用。
眼见着手里能使用的军舰越来越多，张佩纶的底气也越来越足。
虽然在这段日子里，开入马江的法国军舰也越来越多，随着法国军舰的增多，这三艘中国军舰逐渐被单独隔了出来，处在十分危险的境地。但是张佩纶还是认为：“法入内港，但我船多于彼，彼必气沮而去”；“彼深入，非战外海。敌船多，敌胜；我船多，我胜”。
中法之间的谈判一直在进行。
当初新上任的巴德诺公使在谈判桌上面对左宗棠一上来就开口两亿五千万法郎的赔款，并且威胁要占领马尾和基隆作为质物，直到赔款兑现后方能归还。并且拍着桌子威胁道：“如果我们在各点——指的是道歉赔款——上都没有得到满足的话，我们是绝对地坚决要使用武力的”。
左宗棠是什么人，那是强硬派中的强硬派啊，那里会在乎巴德诺的威胁？表示最多可以支付五十万两银子作为‘抚恤金’，这已是朝廷大度了。
七月底，经过美国的斡旋，法国将赔偿减少了五千万法郎，可清廷的谈判代表左宗棠就是不在赔款的问题上松口半步——没理由啊，虽然北宁我败了，但是在山西和太原我们赢了啊，我打赢了还得赔款？
法国人见大清国如此嘴硬，因此决定据地以为质。因为7、8月份越南已经进入酷热的盛夏季节，难以采取大的军事行动。7月30日，法方根据事前制定的方案，准备以海军趁夏季在中国东南沿海攻占一两个重要港口作为质物，逼迫清政府就范。
巴黎的老爷们那贪婪的目光游移在中国地图上，就如同一个色鬼在欣赏一个女子的胴/体一般。最后划定了两个“地质”候选——福州和基隆。其中，又尤其“看好”基隆。
用法国人的话说：“在所有的‘担保’中，台湾是最良好的，选择得最适当的，最容易守，守起来又是最不费钱。”
7月31日，法国海军和殖民地部部长致电库尔贝，向其下达正式执行这一任务的命令。
在短暂的告别战场后，这位海军骁将又上场了。
作为远东海军最高指挥官，他也赞同国内对“质物”的选择。
福州——当然是个很不错的质物，是中国东南沿海的要地，更是大清国家重点工程福建船政局所在之地，占住福州就好象捏住了清廷的要害。但是福州早在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就成了通商口岸，是列强在远东利益的集合之地，贸然占领要面临着各国警惕的目光，无形中增加了占领行动的难度。
而台湾就大不一样了。
首先，台湾岛四面环海，与大陆唯一的交通联系方式——海路容易被法国用优势的海军切断，成为孤悬海外的孤岛。
其次，台湾目前尚属“未开化”土地，所有供给诸如兵员、枪炮、弹药都仰仗大陆，只有粮米可以依靠台湾本地产的优质稻米勉强供给。一旦来自大陆的援助被切断，靠自身能力很难在现代战争中长期存活。并且岛内交通设施原始落后，大部队难以机动、又因气候恶劣，容易滋生疾病，对防守方都相当不利。
——恶劣的气候对防守方不利，对进攻方也同样不利。库尔贝忽视了的这一点，恰恰是将来至他死命的。
再次，由于台湾四面环海，可以供登陆的地点选择面大，法军可以依靠海军优势随意选择进攻点，而守军为防止这类情况的发生，依照当时的情况只能处处设防、面面俱到。
但是兵力薄弱的客观因素无形中弱化了守军本身就不大的人数相对优势，给进攻方以可乘之机。
另外，台湾的基隆、淡水等地并不是通商口岸，不必担心军事行动会伤及外国船只引发国际纠纷，思想包袱小、大可以放手去打。
最重要的还有一点——基隆有煤矿。
对于法国的远洋舰队来说，煤炭补给一直是让他们最为头疼的问题。因为法国毕竟不像英国那样可以依靠遍布全球的殖民地。所以法国的军舰基本都是附带风帆动力的，就是为了省煤。
基隆的煤矿对于法国远东舰队这些战舰的煤舱和锅炉而言，无疑是一个让人馋涎欲滴的巨大诱惑。
8月1日，中法上海谈判陷入僵局，美国驻华公使赴总理衙门告知调停失败，并劝告中国“断不可允偿法国无名之费。”
随后，军机处照会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发出了晚清历史上少有的铿锵之词。宣告中国处理该事仁至义尽，不会再作其他让步。
“……曲直自在人间，各省知之，即各有约之国亦无不知之。既据理剖析，自当坚持到底。若因贵国兵船乘我讲解而不便阻击之际，潜入我福建内河，以兵势相要挟，遂迁就许偿，只图苟安一时，不顾贻笑千古，其何以对我中国人民？更何以对环球各国？此中国极难允之故也。刻下两国皆有相持不下之势，断无默然自息之理。即使兵连祸结，或数年，或数十年，中国仍必坚持！贵国亦难歇手！各耗物力，各损生灵，和局杳无归宿，战事杳无了期，此岂中国所愿？又岂贵国所愿乎？况华洋习俗虽殊，情理则一，战事一开，孰曲孰直，益可白于天下。是贵国冒不韪之名，伤损财利，兵陨生命，皆贵大臣一时不察有以咎之，贵大臣平心自问，亦当懔然也！”
8月3日，清晨，停泊在马江的“杜居土路因”炮舰上悬挂的少将旗突然降下，中国—日本海支队司令利士比乘坐舢板，转登上了一艘更小的炮舰“鲁汀”号。旋即“鲁汀”立刻起锚，离开大队驶出马江。
经过短短的航行，“鲁汀”号到了闽江口外不远的马祖港。附近的海面上，几个巨大的舰影显得格外抢眼——法国2个支队内吃水深的大型军舰，都正以这里为锚地停泊待命。
利士比到达后，首先换舢板登上自己真正的旗舰——排水量4585吨的装甲巡洋舰“拉加利桑尼亚”号，这艘军舰和“鲁汀”被定为进攻基隆的主力。
同样因为吃水过深进不了马江的“巴雅”号也停泊在马祖，此时被利士比选定成了一艘补给船。
“巴雅”舰肚子里的煤被顺着填煤孔倒运到甲板上，用来填满“鲁汀”的煤舱，曾经参加过攻打越南顺安要塞的“巴雅”舰登陆队全部转乘上了“拉加利桑尼亚”。
此时的基隆港外风平浪静，虽然海港两侧的山岬上，喊着号子的清军士兵正人拉肩扛，运输建筑物资，忙于赶建炮台，可是港池里的民船依然可以自由往来，仍然充满了和平的气息。
夜幕降临后，补给停当的“拉加利桑尼亚”和“鲁汀”拔锚出航。
“鳄鱼”级炮舰“鲁汀”的煤舱仅有50吨容量，为节省宝贵的燃料，“拉加利桑尼亚”用缆绳拖带着“鲁汀”夜渡海峡。
8月4日，基隆港外依旧风平浪静，法国军舰“维拉”还在左右徘徊。在此前的一天，从7月17日就被派到基隆港外侦察、警戒的法国巡洋舰“维拉”号拦截了一艘德国货船。
货船里排列着19门崭新的克虏伯170mm要塞炮，另外还有一大堆炮弹以及橄榄形状的水雷。做事刻板的德国人果然守时，刘铭传为台湾布防订购的武器在法国人眼皮底下来到了。
要说法国人还真是‘绅士’，对这船诱人的战利品，法国人并没有下手。而是官样文章地朗读库尔贝将军禁止向基隆港运送军火的告示，然后命令“万利”号按原路退回。被放出港外的‘万利’号当然不会返回德国——他们还没有收到全款呢，而是去了附近没有法国军舰控制的沪尾港向清军卸载交付军火。
中午时分，远道而来，行动方式古怪的“拉加利桑尼亚”和“鲁汀”终于出现在海平线上。随即，3艘法国军舰会合为一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