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前看，街的右边，是她和丈夫工作的地方；左边，有她的家，她的母亲、丈夫和孩子。她的所有幸福、烦恼、收获、挫折、牵挂、厌倦，都在这条街的两边。
贾一澜离家出走了。
当然，她不会走得很远，走得很久。外面很冷，她没戴围巾，她的儿子焕焕在咳嗽，晚上八点需要吃药。丁迅和妈妈必然知道，她只是跑出来赌一小会儿气，然后就灰溜溜地回家。
他们还知道，这个周日的下午，她不会到别处去，也就是到医院去查查房，给她负责的病人换换药。
她在小区门口“丽然美容美发”的落地窗里，看到了自己的样子。穿着件鼓鼓囊囊的棉袄，面颊浮肿，眼中泛着凶光，头发胡乱盘到头顶，看起来真像四十岁。她在玻璃窗前站了一会儿，进到里面，点了一百八十块钱价码最高的艺术总监，要求剪短发。
头发剪到齐肩长，理发师打算收手。“短，再短。”她说。和下巴的位置齐平了。“再短。”
终于剪到齐耳长了。贾一澜盯着镜子里的自己。从上高中开始一直到生孩子，她一直留着这样的短发，刘海齐眉，发尾齐耳。留回从前的发型，让她恍然又见到了少女时期的自己，也是丁迅记忆里最早的她。他是她的同专业师兄，从前并不怎么认识她，只是模糊地记得一个“短头发的大一师妹”。同样的发型，十五年，她变成这个样子了。明亮的镜子里，她脸上的每一块黄褐斑、蝴蝶斑、雀斑都看得清清楚楚。
理发师知道她就在对面的医院工作，随口说：“整形医生啊，咱们也算是同行，都是搞美容的。”
贾一澜对他报以凶狠的白眼。她最讨厌人家把她的工作称为“做美容的”，讨厌人家拿自己和理发师、化妆师相比。
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刚才哭过了，眼睛有点肿，脸上带着戾气。理发店里很暖和，她身上却一阵阵发冷，小腹里好像有铅块坠着，耳朵里嗡嗡地响。她知道，这是内分泌的作用，她的经前综合征发作了。
其实也不全是。她是真的觉得自己诸事不顺，而别人，主要是妈妈，认为她是过好日子烧的。
从早上开始，焕焕咳嗽，她认为孩子穿得太多了，而妈妈认为孩子穿少了。那是一次科学育儿和传统育儿之间的常规争吵。
然后，老郭到家里收废品，丁迅一边帮忙往外拿，一边跟他聊了几句。他对老郭说：“其实咱们做的工作差不多，都是手艺人。”老郭在小区里修鞋、修自行车、配钥匙，兼收废品。贾一澜觉得他的话很欠扁。如果丁迅只是矫情也就罢了，可偏偏又不是。她了解自己的丈夫，他是农村出身，头脑简单，对他来说工作就是个工作，跟种地掌鞋修车没什么区别。他的那些粉丝们如果知道在他眼里她们的漂亮脸蛋跟一只坏了的鞋子或者破了的自行车胎差不多，不知道会作何感想。
然后，她上医院的网站，手欠地替丁迅回复了一条术后咨询——上睑下垂术后，眼睛闭不上。之后她发现那并不是丁迅的患者，而是她的患者，手术是她做的。那位患者还在线，她替丁迅回答了问题，收到了即时回复：“谢谢您啊，丁大夫，我这就放心了。您不愧是专家，这么耐心细致，完全打消了我的疑虑，其实当初应该找您做手术的……”
这是贾一澜的患者，术后回了家每天给她打好几个电话，贾一澜都认真耐心地回答了，可是都没有用，只有“专家”说的，才能打消她的疑虑。
患者不能得罪，她只能找丁迅的麻烦：“你是什么狗专家？”
她发泄情绪，丁迅装聋作哑，妈妈跑来帮腔，还是那个馊主意，建议她跳槽到某个大学的校医院去，以便焕焕过几年能上学校的附小。
人上了年纪，一旦接受了什么想法，就会着了魔似的坚持。妈妈最近的中心议题，是焕焕上学的问题。虽然这是三年之后的事情，她却未雨绸缪，每天跟小区里的其他家长讨论。小区里有差不多大孩子的家庭，有些正在变卖房产，要为了孩子搬到海淀去。妈妈也有此意，不过知道并不现实，现在的房子就在医院对面，走路几分钟就到病房，没有舍近求远的道理。当她知道赵颖和李顺的女儿小敏可以上赵颖上班的学校的附小，就开始打起了贾一澜的主意。
妈妈说大学的附小里都是知识分子的孩子，这样的环境对孩子好。
贾一澜说：“我难道不是知识分子？只有学院路才有知识分子吗？什么校医院会要个整形医生呢？”
“你大学白念啦？你也是名牌医科大学毕业的，在校医院当个大夫给人看看病还不绰绰有余？”
“校医院整天就是看个头疼脑热，开感冒药，开转院单，那我十年外科岂不就白干了。”
“反正你在这里工作也不顺心，不如做轻松点的工作，压力没那么大，脸上的斑说不定能好了呢。”
丁迅非常不识趣地插嘴说：“校医院也有外科手术：包皮环切。尤其理工科院校，一茬一茬的年轻小伙子。”
贾一澜被惹恼了，又对着丁迅发作。妈妈依然纠缠孩子上学的事情，她说为孩子就要做出些牺牲，赵颖也打算小敏上学的时候，卖掉房子，搬到学校附近住。
“你拿我跟赵颖比什么？赵颖的老公还和小护士跑了呢！这我也学她？”贾一澜开始口无遮拦了。
赵颖是李顺的前妻，是大学老师，住在他们楼上，他们的女儿小敏比焕焕大两岁。到李顺前不久搬出去之前，丁迅和李顺已经做了近二十年邻居。丁迅、贾一澜和李顺是同学，同专业年级不同。丁迅和李顺上大学的时候住同一栋宿舍楼，后来分到同一家医院，开始也都住在医院的宿舍里。两个人都买了美人沟乡开发的第一期商品房，住同一个单元。李顺和门诊手术室的护士王琢发生婚外情，离了婚，又和王琢双双离开了美人沟医院。
“你都快四十了，怎么还这么不成熟，说话没着没落的！”
“谁快四十了？有你这么四舍五入的吗？你怎么不说我快八十了，快一百了？我就算一百岁了你也就把我当个零头、丁迅的零头。我工作什么都不算，我自己儿子穿多少衣服我都做不了主，我还活着干什么，把我也四舍五入算了！”
“你是没到四十，看你整天闹腾的，跟更年期差不多了。你儿子当然你做主，你当我想做主？要是你爸在，我也不用在你这儿寄人篱下！”
妈妈祭出了天下寡母惯用的杀手锏：要是你爸活着。贾一澜当然败下阵来，悲愤而去。
把头发叫作烦恼丝是有道理的，顶着短发出了理发店，贾一澜觉得轻松多了。可是没走几步路脚步又沉重起来。她不想去病房了，只想躺下来，抱着热水袋什么都不做，可是她不甘心就此回家。
很及时地，她接到了丁圆圆的电话，问她是不是在医院附近，约她一起吃饭。丁圆圆就在他们的小区里探访朋友。
在小区外面的烤鸭店里，贾一澜告诉丁圆圆自己算是在离家出走，她讲了和妈妈吵架的经过，义愤已平，剩下的就是自责，懊悔自己又为了这些琐碎小事闹。“我觉得我的产后抑郁几年来就没彻底好，我要考虑吃抗抑郁的药了。”
“我觉得你说的这些小事，都不算小事。”丁圆圆没有像常人那样劝解她，而是给她分析，“母女俩吵嘴的内容一向博大精深，东拉西扯，非常意识流。有些说得很重的话，你未必介意，你给我讲的肯定不是吵架的全部内容吧？你记得的细节，应该正是你最在意的问题。这些问题是现实存在的，并不是你体内缺乏多巴胺导致的，所以不是抗抑郁药能解决的。在你们这段对话里，涉及你的工作、你脸上的斑、你和老人对孩子的控制、你在家庭关系中的自我和存在感，还有年龄，还有你邻居婚变给你造成的潜在危机感，还有你觉得你妈为你付出很多的内疚感。各种引起你焦虑的因素打了个包，一下子丢给你，你当然会情绪失控。这是正常的，你不必内疚，也不用怕他们笑话你。你要是把他们的焦虑包也抛给他们，他们同样也会爆发的。”
“焦虑包”这个理论不知道是不是丁圆圆的原创，不过这让贾一澜欣慰，好像她丢人的表现是合理的。“可是我担心的是，情绪失控成了常态。我年轻的时候并不这样，我妈说我是被丁迅惯的。我怎么才能控制情绪呢？”
“控制情绪是个大课题，我可说不出答案。不过，以后你再发飙的时候，想想咱们现在坐在这儿，你回想吵架发脾气的过程，觉得自己很没意思，你记住这种没意思的感觉，就懒得发火了。像咱们这样一边吃烤鸭，一边分析问题的本质在哪里，不是比声嘶力竭地吵架强吗？”
她们坐在饭馆最里面的一张桌子旁，丁圆圆座位后面就是整面墙的镜子，贾一澜不时地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她刚刚剪掉留了几年的长发，自认为改头换面得很彻底，丁圆圆和她面对面坐着，不停地谈谈说说，根本没有提到她的新短发。
“你没发现我的变化吗？我刚跑去把头发剪短了。”贾一澜忍不住自己说了。
“哦哦，我是觉得有点变了呢，原来去断发明志了。你看，我就是这样，对人的外表超级不敏感，你能想到我要做这个工作有多难了吧？”
“这正是我喜欢你的地方。你这样挺好的呀，别像我们，强迫症一样关注外表的细节，超脱出来才能看到本质。”
丁圆圆对于贾一澜直接说出喜欢她感到意外：“其实，我还以为你们比较反感我呢，尤其是丁大夫，你们俩又是一家的。”
“怎么会呢？其实，我很羡慕你的。你这么年轻经历就那么丰富，我十年如一日，像拉磨的驴子在这里打转。”
贾一澜对丁圆圆的喜欢，要超过她所表达出来的。在她看来，丁圆圆是个传奇。她做过各种工作，去过那么多地方，话起家常来就是个普通的女人，毫不造作，分析起问题来却有一种少见的透彻。她衣着随意，不留意人的外表，正体现了她的潇洒气质。还有她从前做的那些扶危济困的工作，正是贾一澜所渴望做的。地震这样的大事件，她就在第一线，对于贾一澜来说她像民族英雄一样。就连她这些天研究整形所表现出来的窘态，也让贾一澜觉得是虎落平阳的悲情。
别人吃完了饭要再聊一会儿，一般会到咖啡馆去坐坐，丁圆圆却拉贾一澜去站天桥。这么冷的天，丁圆圆还买了一大杯暴风雪冰激凌拿在手里，另给贾一澜买了一杯热奶茶。
贾一澜跟着她停下来，伏在铁栏杆上，看脚下的街上，车来车往。贾一澜觉得冷，丁圆圆把自己的围巾给她围上，又软又长的围巾。
“你为什么要回来呢？你做的事情多有意义，我就想做这样的工作。要不是有我儿子，我就去做无国界医生，就是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要一个整形医生。”她们在说丁圆圆在四川的工作。
“其实我吃不了苦的，我想吃冰激凌，想天天上网。一般人都觉得做慈善、做公益好，有意义。但是有很重要的一点，我们平时喜欢帮助那些值得帮的人，你看那些募捐都要强调受助者怎么样品学兼优啦，孝顺啦，乐观向上啦。实际上，那些值得帮助的人有困难，会得到超量的关注。公益事业要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可是有时候需要帮助的人，不一定是值得帮助的。你能明白吗？”
“我当然明白了，这和我们的处境完全一样。我也见多了这样的事，我非常明白。有些人，有些事，真让人灰心。”
这座过街天桥建了几年，贾一澜第一次站在这里看脚下这条街。她突然发现在这个位置，能俯瞰到她的整个世界。她二○○一年从医学院硕士毕业后，就来到这座她一直向往的医院，做她并不喜欢的整形医生，她在这里恋爱，结婚，生孩子，买房子。她每天从街的这一边走到另一边，她每天最常做的事情，是给五到十岁的患有小耳畸形的孩子做外耳再造手术。她用十号圆刀切开沉睡孩子的胸脯，用骨膜剥离器剥开左七肋骨的软骨膜，取下一段肋软骨，然后缝合，然后坐下来，将那段软骨精心雕刻成再造耳朵的支架。
向前看，街的右边，是她和丈夫工作的地方；左边，有她的家，她的母亲、丈夫和孩子。她的所有幸福、烦恼、收获、挫折、牵挂、厌倦，都在这条街的两边。她向往丁圆圆做过的那些工作，可是，现在的丁圆圆也和她一样，不情愿地陷落在了这座医院，这一条整形街上。
她们一起伏在过街天桥的栏杆上看车流。贾一澜比丁圆圆大三岁，医院里新来的研究生都叫她阿姨了。可是现在，她感觉她们两个似乎成了小女孩，好像丁圆圆是大一的，自己是大四的，或者丁圆圆上初一，自己上高一。
贾一澜转头看身边这位高个姑娘，手里捧着一大杯倒杯不洒的暴风雪，冬天的夜里，风吹着她的头发，她的头发上沾了冰激凌，嘴角边也沾着冰激凌。
她们在过街天桥上站到天黑，从此成了好朋友。以后的日子里，两个人因为立场不同，经常争执、掐架，但仍然无损在过街天桥上结下的默契和情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