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自1937年7月至1938年底一年多的时间内，虽然中国军队在战场上节节败退，但总的说国共合作、全面抗战的形势还是好的。当权的国民党人，包括******本人，态度也还积极。因为共同抗日，人民也有了较多的自由。一时间，各党派和社会各界都对国民党寄予希望，希望乘此民族艰危，人心振奋的时机，国民党政府能厉行民主改革，实施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但是，武汉失守，国民党退缩到重庆，日本人战线拉长，放松了对国民党统战区的进攻，******却又故伎重演，将其政策的重点由对外转向对内，由抗日而逐渐转向防共、反共了。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防共、限共、反共、溶共”的反动政策，设立了防共委员会，并颁布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理办法》等反动法令，抗战初期全国人民和各抗日党派争取得来的某些民主权利，被它限制或取消了。
国民党顽固派这种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举动，不仅遭到共产党的反对，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口号，而且使得拥蒋抗日的各党派和社会各界产生了强烈的不满。顽固派坚持一党专政和消灭异己的政策，甚至使手无寸铁的各党派的生存都受到了威胁。在这种形势下，国共两党之间的民主党派纷纷要求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开展民主宪政运动，并主张各民主党派联合起来共同研讨形势之发展，实际是对付来自国民党方面的威胁。于是有了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之举。这个“统一建国同志会”，便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前身。
“统一建国同志会”发起人中有我，还有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等人，其宗旨是“集合各方热心国事之上层人士，共就事实探讨国是政策，以求意见之一致，促成行动之团结”。1939年11月下旬，**********之左舜生、李璜、曾琦，国家社会党之罗隆基（后退出国社党）、胡石青，第三党之章伯钧，救国会之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中华职业教育社之黄炎培、江恒源、冷遹，我作为乡村建设派的代表，以及无党派之张澜等人，在重庆集会，拟订了《统一建国同志会信约》和《简章》。《信约》提出：“宪法颁布后，立即实施宪政，成立宪政政府。凡一切抵触宪法之设施，应即中止，一切抵触宪法之法令，应即宣告无效”；“凡遵守宪法之各党派，一律以平等地位公开存在”；“尊重学术思想之自由”。同时又提出：“三民主义为抗战建国最高原则，以全力赞助其彻底实行”；“拥护蒋（介石）先生为中华民国领袖，并力促其领袖地位之法律化”；“一切军队属于国家，统一指挥，统一编制”；“一切国内之暴力斗争及破坏行动，无复必要，在所反对”。《简章》则规定了统一建国同志会的组织领导机构。这次会议推举我和黄炎培将《信约》和会员名单送******。后黄炎培因蒋决定召见时正巧去了泸州，便由我一人于这一年的11月29日去面见******。我递交《信约》，并着重说明统一建国同志会的“第三者立场”，要求******允许民主人士“有此一联合组织”。******提出不组织正式的政党为条件，允许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谈话是由参政会的秘书长王士杰引见的。在我汇报中提到沈钧儒时，蒋还插话说，他（指沈）恐怕同你们不一致吧？意思是沈钧儒与救国会偏“左”，与****关系密切。当时在重庆的政界人士有不少人也持此看法。我答复说，都说沈钧儒“左”，但我以为还是同我们在一起好，无碍于统一建国同志会的“第三者立场”，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一个人或一个组织。蒋没有再说什么，就算得到正式允许了。我与沈钧儒相识于民国初期同任张耀曾司法总长的秘书，私交已久，他的人品为我所深知，故在蒋面前讲了这些话。
到了皖南事变发生前后，国民党顽固派不仅仅是发了个《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而是动起了真刀真枪。他们不仅对共产党实行军事进攻，发动了震动中外的皖南事变，而且对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也实行高压政策，摧残民主，排斥和消灭异己力量。日寇大敌当前，国民党当局做这种让“亲者痛，仇者快”的事，使介于国共两党之间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对国民党大为失望，而对****当时所采取的立场表示同情。
再说到当时的国民参政会，本是一个咨询性质的机构。所有决议，对于国民党当局并不具有约束力，它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国民党当局本应该在参政会里多吸收非国民党人士，以多听取多方面之意见和呼声。但在参政会内，原本国民党籍的参政员就占多数，他们还嫌不够，这时******又把沈钧儒、陶行知、邹韬奋、章伯钧等非国民党人士排斥在外，而增加国民党内的亲信。这新的参政员名单一发表，很使各界人士对国民党当局大为失望。我也很不痛快。一天，我由我的住处重庆上清寺特园外散步，走到离特园不远的重庆新村四号张君劢家中。这里是中央银行的总裁张嘉璈的公馆，张君劢住在他弟弟张嘉璈的家中。张君劢是参政员，也是国社党（后改为民社党）的首脑。我正要同张谈这件事，黄炎培来了，紧接着左舜生也来了，都是不期而遇。于是四个人一块议论这件事，都叹息******没有出息，竟如此蔑视社会各界的舆论，瞧不起国民党以外的人士，对此深表不满。黄炎培提出，现在我们这些人虽有了一个松散的统一建国同志会，但依然是各自一摊，没有力量。如果我们进一步把国共两党之外的党派团体联合起来，成立一个统一的组织，团结起来，就有力量了。大家都同意这个建议。接着大家又提出，由我去联络章伯钧，把他也拉进来。章刚刚被排斥出参政会，当时代表第三党。后来我去了章家，一谈就妥，谈到救国会沈钧儒等人，大家的意见他们可以加入，但要缓一步，等这个统一组织成立之后再加入。为什么？主要是重庆政界人士当时一般认为，救国会是****组织，不少人说他们是****的外围组织，如他们也参加创建这个新组织，就有成立新的外围组织之外围的嫌疑。后来救国会沈钧儒等人真的缓了一年才加入民主政团同盟。再如张澜先生，他是一位长者，有声望，但由于他是一个人，不是一个党、一个派，所以也没有马上加入，直到成立之后才由我去邀请他加入的。这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最早酝酿的情况。
1941年2月10日即皖南事变发生不久，****代表******与各民主党派聚谈，各党派都不约而同地谈到面对当前的形势，深感各党派有为民主与反内战而团结之必要。不久我和黄炎培、章伯钧、张君劢、罗隆基、左舜生等人相约聚会，正式决定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演变、扩大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并连续召开筹备会议，起草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纲领、宣言和章程，酝酿领导人。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上清寺特园（鲜英寓所）召开成立大会，我和黄炎培、张澜、罗隆基、章伯钧、张君劢、左舜生、李璜、林可玑、丘哲、江问渔、冷遹、杨庚陶等十三人参加。会议通过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政纲》、《敬告政府和国人》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简章》，并选举到会的黄炎培等十三人为中央执行委员，黄炎培、左舜生、张君劢、章伯钧和我为中央常务委员，推举黄炎培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沈钧儒原为成立民主政团同盟的创议人之一，由于部分发起人认为沈钧儒和救国会与共产党关系密切，怕国民党反对，没有同意沈钧儒和救国会马上加入。
所有这些，都是秘密进行的。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在重庆成立这种性质的政治组织，是不可能立即取得合法地位，更不可能公开活动，而很可能被国民党当局扼杀的。于是大家商议决定，派我到香港去办报纸，在海外建立言论阵地，宣传民盟的政治主张，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与支持，伺机公开民盟的组织。鉴于大家对我的信任，我承担了这一任务。但是，要到香港办报，谈何容易，经费从何而来，就是个大问题，民盟自己的力量是很有限的。3月28日，我受众人之托，到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向****中央领导人******报告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去香港办报的计划，得到他的大力支持。5月20日，我到达香港后，得到了****驻港办事处及救国会海外组织的热情协助，开始报纸出版的筹备工作。9月18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机关报——《光明报》在香港创刊，由我任社长，萨空了任经理，俞颂华任总编辑。其时黄炎培已辞去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由张澜继任。十二条政治纲领经多次讨论后，作了一些修改，成为“十大政治纲领”。10月10日，《光明报》发表“启事”，宣告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业已在重庆成立，并公布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即《十大政治纲领》）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向海内外公开宣布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政治主张和斗争目标。10月16日，《光明报》发表《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的社论，指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为“国内在政治上一向抱民主思想各党派进一步结合”，并认为民盟应“以言论以理性去活动，争取大众的同情拥护”，“培养起来中国政治上的民主势力”，“奠定国内的永久和平”。同时，由陈友仁、陈翰笙把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文件翻译成英文，向英美各国在港的通讯社记者介绍，并由各国记者向英、美及其他国家发消息。这样，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便很快引起了国内外的注意。
重庆国民党政府则十分恐慌，唯恐全国人民知道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的消息，千方百计地进行阻止。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训令国民党各级报纸不准刊登这一消息和评论；正在香港的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孙科发表演说，向报界宣布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成立一事，“在公在私俱绝无所闻”，“绝无其事”，诬称梁漱溟是在香港招摇撞骗，并发动国民党在港的报刊指骂民主人士为“第五纵队”，还策动港英殖民政府搜查《光明报》社。
事已如此，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主席张澜率左舜生、章伯钧、罗隆基等人，于是年11月16日，邀请国共两党的代表和国民参政会中部分民主人士，在重庆开了一次茶会，公开宣布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确有其事，梁漱溟是受盟中央之委托去香港办报的，《光明报》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机关报。紧接着，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参政员张澜、罗隆基等向二届二次国民参政会提出“实现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树立建国基础案”，要求国民党“结束训政，实施宪政”；“成立抗战时期正式中央民意机关”；“政府一切机关不得歧视无党或异党分子”；“保障人民身体、信仰、思想、言论、集会、结社、入党、看报、旅行等等自由”；“停止特务机关对内之一切活动”等政治主张。从此，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以中间党派的身份出现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独立的政治社会活动。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建立之初，其组成俗称三党三派，即：**********、国家社会党和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第三党），以黄炎培为首的中华职业教育社、以我为首的乡村建设派和救国会。只是第二年即1942年，沈钧儒和救国会才加入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凡加入同盟的党派的领导人都有两重党籍，同盟的组织纪律对入盟的独立政党的领导人并没有多大的约束力，因此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依然是一个比较松散的政治联盟。
但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确是抗日战争中期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发展。****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当时曾发表社论《民主运动的生力军》，称赞“抗日时期，民主运动得此推动，将有重大发展，开辟更好的前途”。
说到我自己，当时亦有一段记述文字，颇能说明我参与发起组织民盟之动机和认识。这段文字是：“党派不协，妨碍抗战，因又从一般朋友之后，努力团结运动。中国民主同盟之组织，始于此。”
至于我主持的《光明报》，一直办到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才停刊。我个人也在这时才逃离香港返回广西桂林，经历了一番风险。
关于民盟组织的发展和演变情况，留待后面再说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