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活中，有时候家人和朋友觉得我有一点“过”。比如，儿子踢球扭了脚，半夜电话我说脚疼，我却告诉他要想成为运动员，伤痛只是所有苦痛中最不痛的，带伤训练会更痛，带伤比赛没比好还更痛，亲人和观众们的失望比所有的痛加起来都要痛。儿子听后再也不向我抱怨了。
苦痛是生命荒原上的风暴。它以鲜活和强制的方式扩充了人的身体、心理和灵魂的承受力，它催生了一个人生命深处蕴藏的最本质的力量，它见证了伟人与凡人、名人与凡人、凡人与凡人，以及一代人与另一代人的不同。
抗击过身体的磨砺、血液的翻腾、内心的混乱，苦痛力才会自然生长，你才能在关键时刻比别人多出那么一点点不同，才能迎击下一场风暴、下一个挫折、下一次苦痛。
读懂苦痛，你会穿越更广阔的人生。
一
跳水这条路，让我很早就开始经受同龄人所未经受的苦与痛。
1979年冬天，我进入自贡市跳水队。早晨6点起床训练，跑步、压关节、练力量……哪一样都不轻松。每天我都要咬紧牙关忍着眼泪压关节，然后是力量训练，成百上千次腹肌训练之后，站都站不起来。模仿训练虽不是很费力，但是费脑子，很难领会并达到教练的要求。不是这里不对，就是那里出了问题。一个跑台技术就练了一个月，结果杨老师还不满意，我自己也很失望。
早晨7点半，早操结束，吃完早饭，要赶回学校上课。上午放学后，要跑步到游泳馆吃午饭。下午又要马不停蹄地回学校上课。下午放学，必须按要求跑回游泳馆。
杨老师会在游泳馆给我们做脉跳检查，防止我们故意跑慢，蒙混过关。每次我几乎都是用冲刺的方式跑回游泳馆，一到游泳馆就开始技术训练。晚饭后，游泳队和跳水队的队员要聚在一起做学校布置的作业。每晚都有两个老师在一旁辅导我们，帮助我们学懂并做完当天的功课。
9岁的我便开始了完全独立的生活。什么样的天气穿什么样的衣服，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这些生活琐事都要靠自己。衣服总是乱放乱穿，早上从来不洗脸，乱七八糟的就去上课。常常有人因此取笑我爸爸，“你女儿的脸都没洗！”“你女儿穿的是什么衣服啊！”
一次，我打了壶水洗头，自己感觉洗完了，刚想收拾离开，旁边的队员笑我：“你后面的头发都还没湿呢。”我赶紧一摸后面，果然一大片头发连水都没有碰到。
有一天，午睡时间，我和队友在上铺嬉闹，用纱巾包在头上、披在肩上摆各种不同的姿势搞笑取乐。笑得正疯的时候，杨老师突然一声不吭地出现在床前，冷冷地看着我们。我们吓得差点从床上掉下来，后面等着我们的是绕游泳池跑圈。
正赶上中午，烈日当头，我们上气不接下气地跑了仿佛一个世纪，杨老师才松口：“上学去吧，不准迟到。”下午第一节课上完，我的腿还在发软。
每年的4月，天气还没有转暖，我们就要下水训练。放学后，跑在去游泳馆的路上，一想起那冰冷的水和刺骨的风，两条腿就怎么也不听使唤。到了游泳池，每跳完一个动作从水里出来，迎面刮来的寒风都能钻进骨头缝里，我只能双手交叉紧紧抱在肩膀上，嘴唇冻得发紫，牙齿也不停地上下打战。训练结束的时候，脚趾头冻得失去了感觉。可杨老师却在一旁嚷着：“把手放在身后，把胸挺起来，不然都要变成驼背了。”可小胸脯怎么也挺不过那刺骨的寒风，没一会儿，大家的肩膀又紧紧缩起来，虽然双手还背在后面，背却更驼了。
春江水暖，我们比鸭先知。
苦痛是一种训练和能力，积小以成大，积轻以成重。正是很小的时候的种种历练和忍耐，今后我才能以自己的方式跨过一个个苦痛的坎。
二
1982年，武汉全国赛上，我拿到了少年组跳台比赛的第四名。这决定了我跳水的方向——跳台跳水。
回到成都，随着跳台训练的增加，对身体尤其是手臂的力量要求更高，肘关节一天比一天痛。一开始，我咬牙忍着，后来实在痛得受不了，只好告诉刘指导。刘指导带我去看医生，医生说：“没事，可能是小孩子长身体的痛。”
回到游泳池后我不敢再提这事了。可是，疼痛却越来越厉害，手开始伸不直了。晚上睡觉，只能把手举过头顶固定在床头，以减少疼痛，翻身也不会痛醒。
每次跳水前我都要站在跳台旁，用旁边的栏杆把手扳直才能去跳。从高高的跳台上往下看，我知道等待我的将是入水时的剧痛。由于手疼没有力气顶水，手背就会被水拍回来，打在头上，水花一个比一个大，手背肿得像馒头，越跳越差。刘指导很不满意，她越不满意，我就越不敢说手痛的事。
一天晚上，队友不小心碰到我的头，我“哇”地一声大哭起来。大家以为出了什么事，拨开我的头发一看，有好几块紫色的淤血。我才坦白每次入水头都会被手背和水拍到。刘指导马上带我去看了另一个医生，医生一看我的手臂立即判断：“骨折！赶紧照X光去！”
第二天，X光片证实我肘关节骨头上有一条裂缝。
我却有一种冤情得以昭雪的轻松，也有一种痛苦释放出来的快意。
三
1983年7月，世界分龄游泳锦标赛在新西兰举行。
我第一天训练就引起了轰动。一套跳台动作，让老外们眼花缭乱，他们跑过来问我的年龄。起初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关心我的年龄，后来才明白，国际泳联规定，13岁以下不能参加跳台比赛。
没办法，我只好放弃跳台。但是，我在1米板和3米板比赛中非常出彩，几乎每个动作都拿了高分，并轻松地拿到了两块金牌。当时几个国际泳联技术委员会的官员就断言：“1988年奥运冠军非她莫属。”
从新西兰回国后，我马上迎战9月份在上海举行的全运会。
到了上海，我突发高烧，在床上一躺就是两天。为了尽快退烧参加比赛，队医给我加大了打针的剂量。两天后我可以下床了，但屁股上的肌肉已经被针扎得发硬了。走着疼，坐着疼，站着也疼，跳着就更疼了。没办法，还得跳，跳到空中才知道更疼的还在后面。空中的每一个小动作都会拉扯到屁股上的肌肉。一个动作跳下来，疼痛要好一会儿才能过去。结果，比赛中我跳得很差。
刘指导总结是因为比赛时体力和技术都没有恢复过来，并安慰我：“争取明年再来吧。”
全运会结束后，所有队员都放假回家。我们4个小女孩由于全运会没有跳好，被刘指导单独留下来。两年多来，每年只有春节放一天假，大家都想不通。刘指导回答：“你们一天不放假，我也一天不能休息，我每天跟着你们，根本没时间管我的儿子。我这么做不就是为了你们将来能出成绩吗？”
离开家两年多了，想家的念头常常在伤痛、孤独、雨天、失眠的夜晚，以及逢年过节别人欢乐的时候突然蹿出来，抽尽我所有的力气，重新注入空荡荡的难受。
四
1984年，我经历了这辈子最大的苦痛。
一天，游泳馆里举行游泳比赛。上午是预赛，我们还可以进行训练。我正在做10米跳台的向后翻腾3周半动作，精神高度集中，完全没有注意到另一个池子里正在举行的游泳比赛。
我站在10米台上，整个游泳馆一点声音都没有，我摆动手臂，全力跳向空中。
在我起跳后的一刹那，“砰”的一声巨响突然在空中炸开，击碎了我脑子里的所有动作意识。我只记得天旋地转，然后就看到一大片蓝汪汪的水，整个身子被平平地拍在了水面上，在水里还僵硬地反弹了一下。
接下来的几秒钟，我失去了意识和知觉，等清醒过来，发现自己正漂在水面上，不能呼吸。我睁大眼睛盯着池边，使劲向前划，使劲蹬，终于游到池边。
我紧紧地抓住池边的扶手，手颤抖不停，嘴大张着，却吸不进一口空气。几分钟后，终于吸进去第一口空气。这时才知道，我在10米跳台做向后翻腾3周半起跳的那一瞬间，游泳比赛的发令枪同时响了。
我坐在池边，咬着嘴唇，对自己说不能哭，一定要坚强。
10分钟后，刘指导走过来问我还敢不敢跳。
我看着她，点点头又爬上了10米台，但非常害怕，两条腿不停地发抖。我安慰自己：“刚才只是意外，这次就好了。”
我知道时间越长只会越紧张，于是很快又站到10米台头，像上次一样，只觉得脑子一懵，跳到了空中。这次却感觉在空中飞了很久很久，眼前一下子是水，一下子是天空。突然看到了天花板，然后又是“砰”的一声，我的背平平地砸在水面上。
我慢慢地漂到了池边，好长好长时间喘不上一口气。我趴在池边睁大眼睛，告诉自己不要慌，我不会死的，很长时间后我才能慢慢站起来。
向后3周半在我的感觉和意识里全乱了，我知道要找回这个动作的空中感觉，可能还要摔上好多次。
那天我一直呼吸困难，晚上没去上文化课，在刘指导家休息，突然一口铁腥味的水从肚子里涌了上来。我怕把刘指导家里弄脏，硬是把它吞了回去。没过几秒钟，那口铁腥味的水以比上次更猛烈的方式冲了上来。我赶紧用手捂住嘴，才没喷出来，觉得手里都是湿的，想去冲洗干净，可一看手上全是血，才知道刚才那口铁腥味的水是血。
我吓坏了，又不敢告诉刘指导，只好向队里的一个老队员刘玉英姐姐求救。她一看我满手的血吓坏了，马上骑车把我带到医院急诊室。
去医院的路上，我又吐了好几口血。这时，我才知道，原来血可以像水一样从我的嘴里漫出来。
医生给我做了各种检查，认为可能是肺出血，给我打了止血针，开了一些止血药。半夜12点以后，我们才回到宿舍。
第二天早上6点，我坚持跟着大家出早操。刘指导也知道昨晚发生的事了，大家跑2000米，我只跑了800米，接下来所有的训练项目都减半，由于太累还是完不成计划，完不成计划我就更不敢向刘指导反映身体情况。每次她问我怎么样，我都说好一点了。
一个星期后，我不再大口大口地吐血，却开始咳嗽了，每次咳嗽都会带出一滩浓血。
第二周吐出来的一大半是血，一小半是痰。
第三周好了很多，一半是血，一半是痰。
一个月后基本不吐血了，但还是咳嗽。
几个月后，爸妈得知我吐血一个多月，都哭了，迅速赶来成都，找刘指导让我退队。
面对这次血的教训、血的障碍，我还是挺过来了。
人和人在基本层次上是基本相同的，眼耳口鼻的感知力，四肢的灵敏和力量，以及所谓的情商和智商。但每个人生命中蕴藏的潜力的挖掘却有很大的差别，这种潜力，往往决定了一个人改变自己、改变命运的力量。每一次苦痛，我都真切地感知到这种力量的存在。
五
1985年初，刘指导决定让我再次练跳台：一是我体重轻，压不动跳板，没有起跳高度，在跳板上占不到优势；二是10米台的3个3周半动作我已经能完成，放弃实在可惜。
经过骨折和吐血两次挫折，我心里有严重的恐惧，一闭眼就是要从10米台摔下来。许多个晚上，一直要等到实在熬不过疲劳才能入睡，但更多的时候是怕一闭眼，天就会亮而舍不得入睡。
我重新爬上10米跳台，特别害怕，台头像悬崖一样高耸。我对自己说：“快跳，快跳，要死也要快点死。”我什么都不想跳了下去，还好，只是躺在水里，不太疼，松了一口气，又爬上10米台。
因为第一个动作没有被摔，第二次也没那么紧张了。我走到台头，起跳了，突然听见耳朵里“嗡”的一声，一股力量从右耳呼啸着穿出了左耳。有吐血的经验，我马上集中精神，调整好入水角度，还好，只是趴在了水里，但耳朵很疼，我坐在池边用手捂着耳朵，咬着牙一动不动。
刘指导走过来，问我还能不能再跳一次。我的眼泪“哗”地冲了出来。
平时训练我很少因疼痛而哭，上次摔到吐血都没哭，这次一哭，把大家都吓坏了。场边的一位教练说：“耳朵不行了，不能再跳，要小心！”
刘指导停了会说：“马上去看医生，看完回来告诉我结果。”
在医务室，医生仔细检查后发现耳朵里有血，确诊为耳膜穿孔，有两个明显的洞。因为我太紧张，大脑充血，加上入水动作走样，引起震荡造成的。医生给我开了止痛药，嘱咐我如果耳朵疼就用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