蹲在“京片子”烟酒店门前的那个男人是我堂哥，分头，上了啫喱水，脚底下是梧桐树巨大的树阴。每一辆公交车进站他都要跟着跑过去，站在车门口往里看，然后和前一次相同，再回到烟酒店门口蹲下来。他跑来跑去，第十一次蹲回树阴底下时，烟酒店老板胡大年实在忍不住了，“你个死山羊！”那是我堂哥的外号，念中学时我堂哥喜欢搞怪，留了一撮小胡子，他们就叫他山羊了，一直到现在。“山羊，”大年说，“你他妈的能不能少跑两趟，晃得老子眼晕。”
“歪头，你忙你的，”山羊说，“我弟弟要来。再来一包中南海，别拿假的糊弄我。”
“知道你弟弟要来。”歪头大年歪着头去柜台里拿烟，“死山羊你别乱放屁，老子什么时候卖过假货！”跟着一包烟扔出来，砸到山羊的后脑勺上。
山羊打开包装盒抽出来一根，用鼻子笑两声，你他妈不卖假货，那你卖什么。那根烟吸了一半感到嘴里发麻，脚底下一片烟头，他已经抽了大半盒烟。然后觉得腿也麻，蹲久了。他看看表，下午三点半，已经蹲了两个钟头。看完表又去掏手机，还是没动静。他又开始按一串数字，那个女人还是重复那句话：“您拨叫的用户已关机”。山羊对着梧桐树上的一只蚂蚁响亮地吐了一口痰，蚂蚁一下子陷入粘稠的汪洋大海。他一直看着那只蚂蚁挣扎到筋疲力尽，才接着吐第二口痰。山羊说，这小子，跑哪儿去了！
那小子就是我。说好了两点在公交车站里碰头，他担心我对这地方不熟，提前半小时就等在这里。但是那天我犯了点小错，被领导揪着训话了，去赶公交车时已经一点二十了。据我堂哥说，从我单位到他住处附近，不堵车也要一个半小时。
我们见面不仅为了叙叙兄弟之情，更重要的是他帮我完成一次采访。我的名片上印的是记者，其实不务正业，整天抱着相机和录音笔满大街转悠，我跟领导说，我要冲在生活的第一线。因为瞎冲，经常会冲错地方，这种时候就得老老实实地回报社，周期性地接受领导的训话。但我这次的选题很牛，至少听起来很牛，我要采访流窜在北京城里的那些办假证的人。这个灵感主要来自我堂哥山羊，他就是个办假证的，来北京已经五年了。
这五年里我从一个本科生变成研究生，现在又变成一个进公园不要钱的记者，山羊还在办假证。照他说的，老杆子了。办假证的那套程序我基本上了解，但我关心的不是假证本身，而是办假证的人。比如他们在北京的生活如何，办假证有什么心得，为什么要干这个行当，第一次开张心情如何，见到警察是否紧张，准备什么时候洗手不干，如果进去了会作何打算，包括家庭生活，等等。据我所知，在北京办假证的基本都是外地人。因为常年在北京，从事的又是没法正大光明的职业，他们跟家里的关系有时就会很有意思。这些我都有兴趣。问题在于，这事他们愿意跟我说吗。
“没问题，”山羊说，“我愿意跟你说。想听什么说什么。”
可惜我对他兴趣不大。我对这个堂哥熟悉到都不想打听他的隐私了。从他进北京的第二天开始请我吃饭，到现在坚持请了五年，每次吃饭他都跟我说办假证的事。如果不是我耳根子硬，这五年足以把我调教成一个优秀的假证制造者了。这行当比我做学生做记者都舒服，挣钱容易，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大街上闲逛，贴贴小广告，告诉别人，要办假证就拨这个号；或者直接迎上去，谦恭地问：办证吗？毕业证、驾驶证、停车证、出国护照都有。揽到了生意就去找人做。听山羊的口气，他可能真赚了一点，本小利大嘛。当然这两年有点不景气，一个是竞争对手逐年暴增，二来证件控制越来越严，假证的市场开始大面积萎缩。
我对堂哥之外的假证制造者感兴趣。
山羊说：“那好吧，我跟他们说说看。”
这事过去一个多月了，我以为没戏了。谁会愿意呢，那等于向全社会公开声明和招供，我就是个办假证的。警察的耳朵好使着呢。堂哥突然跟我说，他搞定了一个，女的，愿意跟我聊聊，长得不错。他们都住丰区台，是邻居。这就好。我说那一定要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