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军用一种北方特有的木制独轮车运输辎重，此车运行主要靠中间一个木制车轮滚动前行，称为“独轮车”，又因运行时主要靠人用双手掌握平衡和把持方向前进，故又称“手推车”。战争结束后，这种独轮车就被留在上海，成为上海早期的主要运输和代步工具。这种车颇能负重，载四五百斤货或五六个人，可在城市街巷中穿行自如。
这些小车的“司机”，以南通、盐城一带人为多，亦有崇明岛人，当时上海人普遍把长江以北的江苏部分连带安徽北部地区统称为“江北”，因此这种独轮手推车就被上海人叫做“江北车”。租界开辟后，市郊的工厂不断建成，一些女工为了去较远的纺织厂上班，往往相约合坐独轮车前往。由于独轮车收费价格低廉，货客两用，一般贫民苦力均乐以独轮车代步或运物，并且渐成风气。据1874年的统计，英法租界共有独轮车3000辆，可谓是近代上海一支不容忽视的“出租车队”。为了便于稽查和管理，同时弥补财政收支平衡，1870年租界对这些人货两用“出租车”发放牌照，并征收执照捐税。
无论独轮车还是轿子，都是中国独有的传统式交通工具。1874年，一个叫米拉的法国人，从日本引进了一种人力拉动的两轮客车。据说，这种新玩意儿是一个居住在日本的美国牧师发明的。米拉将两轮车引进上海后，即从租界当局取得了营业执照，开展人力车客运服务。为求醒目，车身一律被漆成黄色，故名黄包车，时人见该车是日本的舶来品，故又称其为东洋车。
1874年1月20日《申报》登载“外国小车出赁启事”，说“今有本行新到洋车，比中华车大小不同，不论天暗下雨，一样可推。车上另有篷帐，下雨不湿衣服，格外奇巧。贵客商欲坐者，请至本行贾可也。”不少中国贫民纷纷前去租赁，拉起了“黄包车”。中国从此又多了一个平民行业，一些乘车的洋人指路时用文明棍敲中国车夫的毡帽，催促车速时则用脚踹车夫的后脊梁，如此种种恶劣行径成了近代中国文学写不尽、描不完的伤感素材。
黄包车兴起后，因其车速较快，且乘坐舒适惬意，独轮车遂趋没落。据《工部局年报》统计，1882年，公共租界的“江北车”比八年前的2200辆减少了三分之一，只剩1500余辆。但随着上海进出口贸易扩大，从码头、堆栈至仓库、商店的货物运输需要，“江北车”时来运转成为遍布大街小巷的主要货运工具，到1897年增加到57000辆。
每天，运送粮食、布匹、煤油、茶叶以及各种日用品的江北车，穿梭于大街小巷。由于数百斤重的货全靠一个轮子支撑，造成砖石路面损坏加速，于是路面保养和小车增多的尖锐矛盾，令洋人和工部局颇为不满。1888年后，上海租界当局公布了《手推车规章》，明确规定江北车一次载重不得超过450斤等。这份手推车规章的颁布，让上海由此成为中国最早颁布城市交通规则的城市。
然而，这份规章只落实在纸上，并没有对江北车夫形成约束力。几经踌蹉，3月9日，租界当局便采取强硬手段，决定将小车执照捐每月加至1000文铜钱，以此达到控制车数的目的。这个消息一公布，旋即引起小车工人的集体反抗。是日下午，凡在租界内领有执照的小车工人一律罢工，拒领新照，抵制新捐。
推江北车的人大多是身无长技的农民，家无隔夜之米，为灾荒贫困所逼迫，流落上海，靠体力养家糊口，在上海生存。其实，自1870年租界开征小车执照捐以来，到1888年的18年时间里，执照捐的金额增加过一次，即1877年加征200文，为原金额的一倍。现在又从400文增加到1000文，增收幅度高达150%，这对于收入微薄的车夫来说，无疑是残酷的搜刮。
4月2日，上千名小车夫连续三天聚集在工部局门口，要求免加捐税。抗议的声势颇为壮大，形势一度十分紧张，发生了小规模的冲突，以致法国军舰上的水兵奉命戒备。这次，上海的“父母官”和车夫们形成统一战线，他们在给驻沪领事的公函中称：小车夫“像牛马一样日夜劳作，每日所赚也仅够籴米，他们根本付不出每月1000多文的车捐”，因此“恳请领事劝说工部局停止加捐，以示他们对中国贫苦劳动者的体恤”。
外国驻沪领事团竟大发善心，认为工部局董事会“最近决定的关于对手推车每月征收1000文车捐一事宜缓办”。多方压力下，工部局宣布小车捐征收仍维持原状，1888年的抗捐获得了预想结果。
但事情总有反复，就像四明公所事件一样，1897年1月，事隔九年之后，加征小车捐之事又被提出，工部局董事会从1897年起将小车捐增加到每月600文。“小车抗捐”再度爆发。然而，时过境迁，尽管这次抗捐活动发生了规模更大的冲突，但结局却大不一样了。
1888年工部局最终放弃加捐的决定，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外国使领团不支持加捐，当时很重要的背景是，1888年清朝正式组建北洋水师，形成亚洲最强的海军力量，欧美列强也顾忌三分。然而，中日甲午一战，败絮其中的清军，先败于朝鲜，后败于辽东，最后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清政府的国际地位则一落千丈，朝野上下由此自信心丧失殆尽。国不强****不安，这样的背景下，外国驻沪领事团的态度与1888年时截然相反，甚至连原本维护小民利益的上海道台刘麒祥，也违背初衷，自保仕途前程。至此，“小车抗捐”希望完全破灭。
两次“小车抗捐”和两次“四明公所事件”，都是由城市管理机构同管理对象之间的矛盾发展所引发的，如果决定加捐或拆房的一方是上海地方官，相信这样的抵抗事件也会发生。正是由于夹杂了某些民族主义的因素，一市三治的上海相较其他城市的治理难点，往往是经济问题政治化、行政问题外交化、简单问题复杂化。
整个小车夫抗捐事件中，上海地方官还是能体恤小车夫的艰辛，站在维护小车夫利益一边的。在无法取消加捐的情况下，为缓解小车工人加捐后的困境，官府进行了两个方面的努力：其一，适当提高小车运费，将捐费的一部分转嫁到乘客身上；其二，抽肥补瘦，对新捐的200文中的一半由其他各业帮助补贴解决，将一部分新增捐费转嫁到相对富裕的商人身上。这样，提高运费和补贴捐费双管齐下，小车夫实际增加的负担就不是很多了。
抗捐风波过后，为了解决江北车夫一盘散沙的局面，在道台、县令的授意下，通瀛公所成立了，这是上海第一个以小车工人为主的公所。宁波人在四明公所事件平息后，对公所处置对外事务的能力深感不满，便提议仿照西方人的社团组织，成立“宁波同乡会”，维护、保护同乡的利益，提升宁波人在上海的地位和影响力。
一时间，行业会所、同乡会馆在上海滩纷纷筹建，成为彼此抱团取暖、自救的民间组织。据统计，从清光绪年间至民国初年，在上海新组建的有名可查的会馆公所达118个。
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十五元宵节（1902年2月22日），奉朝廷之命，中国第一个商会团体——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在南京路五昌里一个民房里正式诞生。拥有“花翎二品顶戴”的宁波商人严信厚，以及他的老乡兼生意伙伴周晋镳，分任总理和副总理，朱葆三任总董。
20世纪初由严信厚等发起创办的上海总商会旧影据统计，上海商业会议公所会员以浙江籍人士（尤其是宁波人）居多，其次则为广东、江苏、福建、安徽、江西、山西和四川等各地在沪商帮人士。会员所从事行业多达20余个，公所领导层中，又以汇兑业、银钱业、丝业、茶业及五金洋货业人数最多，这正是当时上海经济实力最强的五大行业。由此可见，该公所确实囊括了20世纪初期活跃于黄浦江畔的大部分华商精英。
1904年5月，“上海商业会议公所”遵新设立的“商部”命令，改名为“上海商务总会”，严信厚仍为首任总协理，浙江商人牢牢掌握了“中国第一商会”的主要领导权。七年后，因辛亥革命再次更名为上海总商会，因数度卷入“五四”、“五卅”等政治旋涡，导致毁誉参半。
由于早期宁波籍移民在沪经商取得成功的直接关系，宁波人成为洋人和官府都不敢小觑的社会势力，他们在上海的优越感越来越强。相形之下，人口总数虽多，但生活困苦，主要从事倒粪桶、扫马路、拉黄包车、码头工人等工种的江北人，仍备受上海人歧视。
江北也并非没有大家，买办世家席正甫家族，银行家陈光甫，来自南通、主张实业救国的状元张謇，来自无锡的“面粉大王”、“纺织大王”荣德生、荣宗敬兄弟……由他们组成的苏商群体，成为横跨晚清、民国、新中国初期的一大商帮。然而，个体的表现依然无法改变其整体印象的命运。
在所有移民中，租界最不能忘记的群体是洋人。他们或带着巨资，或拉着一个皮箱，漂洋来到上海。“二战”爆发后，各国在沪侨民多达十五万人。在心态上，这些西方移民并不觉得他们是外客，反而认定自己是这座城市的创立者。
当时，上海洋人中的最大族群，并非是建立租界的英国人、法国人，而是流亡来的白俄人。辛亥革命后，特别是俄国的十月革命后，大批忠于沙皇的白俄人逃离到上海。20世纪30年代初，在上海的白俄人达两万余人，他们聚集在法租界霞飞路一带。
沪上还有一个特殊群体——印度人。一战前后，英国人从印度带来的锡克族巡捕，在上海滩招摇过市。巡捕们被人称为阿Sir，上海洋泾浜式英语慢慢走调，就变成了“阿三”。于是，上海人就把这些红扎头巾、皮肤黝黑的印度巡捕叫做“红头阿三”。红头阿三在上海的地位有点尴尬，他们是洋人，却并非是洋人大人，是被英国殖民的人群，因此上海人经常会作弄红头阿三。
于是，“十里洋场”的大上海，变成了一个囊括五洲四海的大熔炉，每一个地方来的人，都带来一种文化、一种腔势和做派。这座远东大都市，像万花筒一样，五花八门、内涵深厚。
这样才有了“阿拉上海人”。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