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是指佛教为出家和在家的信徒制定的戒规，借以防非止恶，从是为善。这既是个人修持的基础，也是维护僧团集体生活的纪律。戒有多种，多至比丘戒250条，比丘尼戒348条。戒律中最基本的是五戒：不杀生，不得杀害任何生命；不偷盗，不得偷窃抢夺他人的财物；不邪淫，在家信徒不得乱搞男女关系，出家信徒更是应当不淫；不妄语，不得说假话；不饮酒，以免刺激神经，保持头脑清醒。
定即禅定，指心专注一境而不散乱的精神状态，也是为获得佛教智慧、功德、神通而修习的功夫。禅定的种类很多，如“四禅”，是用以对治妄惑、生诸功德的四种基本禅定，其内容为：初禅，由寻求伺察而厌离充满食欲和****的众生所居的境界，以产生喜乐的心情；二禅，进一步断灭以名言为思虑对象的寻求伺察作用，在内心对佛教形成坚定的信仰并产生新的喜乐；三禅，舍去二禅所得的喜乐，住于非苦非乐的境地，并运用正念正知，继续努力修习，从而产生“离喜妙乐”；四禅，舍弃三禅的妙乐，唯念修养功德，由此而得“不苦不乐”的感受。四禅就是经过四个层次的禅定，引导众生脱离欲界感受，专心于佛教的修养功德，而形成一种“不苦不乐”的特殊的心理感受。
慧，指能使修持者断除烦恼、达到解脱的佛教智慧。佛教通常把智慧分为三种：闻所成慧，指听闻佛法所得的智慧；思所成慧，依前闻所得慧而进行深思熟虑，融会贯通，是得于自己思索的智慧；修所成慧，依由闻和思所得的智慧，修习禅定，从而证悟人生和宇宙的实理，即得于证悟的智慧。
佛教强调戒、定、慧三学是统一的，由戒生定，由定生慧，由此智慧而断绝一切无明烦恼，进入涅槃境界，成就为佛。
以上阐述的佛教关于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人的本质和本性、人生的现实价值和理想价值以及实现理想境界的道路的学说，构成了佛教人生哲学体系的基本内容。
二、佛儒人生哲学的异同
佛教和儒学几乎是同时在公元前6—前5世纪出现的思想学说，是人类文化在古代东方的早期结晶，两者遥相辉映，分别蔚成世界性的巨大学派和文化圈。儒学和佛教探讨的对象都是人，都是对人生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作出独特的说明，各自构成了一套人生哲学体系。由于地理、历史和传统等因素，佛教和儒学在人生哲学问题上，虽有相通之处，但总的说来相距甚远。
（一）相异之点
（1）关于人类在宇宙中地位的异说。如上所述，佛教比较贬低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儒家不同，它重视人在宇宙中的地位，称人和天、地为“三才”，又强调人优于禽兽，为万物之灵，带有人本的色彩。同时儒家倾向于人在人伦关系网中存在的意义，而比较忽视个体存在的价值。总的说来，在这个问题上，儒家的观点是比较合理和正确的。此外，佛教又认为，在六凡中天过于享乐，不会修行，畜生、饿鬼、地狱则太愚蠢，难得有机会修行，只有人身难得，可以修行，即重视人的地位的转化，教导人由凡转圣，这又和儒家重视对人的教化有相似之处。
（2）关于人生价值的异说。佛教认为，人的肉体是“臭皮囊”，污秽之物。它还从变化、流动，即无常的视角去观察人生，强调人及其所处的环境都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中，人的生、老、病、死，作为生理规律是不可改变的。人类对自由、快乐的主观追求，与不断变化的客观现实形成冲突，这都造成矛盾的人生、痛苦的人生。儒家和佛教的看法不同，认为人生是乐，主张“自乐其乐”，“乐知天命”。孔子说：“知者乐”，“仁者不忧”，“君子不忧”。他还赞扬弟子颜渊（回）贫居陋巷，箪食瓢饮，安贫守俭，而不改其乐。后世儒家更有“寻孔颜乐处”之说。孟子说“反身而诚，乐莫大焉”。他主张“与民同乐”，说“君子有三乐”：“父母俱在，兄弟无故”，“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佛教与儒家对人生价值的截然相反的看法，实际上反映了人生现实价值的不同方面。
（3）关于人生理想价值的异说。佛教认为人生是痛苦，人间世界是苦海、火宅，要求出家脱离日常生活，进而超脱现实世界，成就为佛，也就是以涅槃、解脱为人生最高理想境界。儒家重视人的地位并赞美人生，所以也重视社会组织和人与人的关系，即社会内部整体的事情。由此，人生的理想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要立德、立功、立言，即提倡所谓“三不朽”。虽然佛教和儒家都重视精神境界，在价值取向上有近似之处，但是，儒家是积极涉世、入世的，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政治性，佛教是超世、出世的，具有鲜明的虚幻性和超俗性，两者形成了尖锐的对立。
（4）关于人的生死的异说。佛教与儒家对人生价值和理想看法的不同，有其深刻的认识论根源，即对人的生死有不同的了解和态度，由生死问题的不同看法又必然引出鬼神问题。生死、鬼神问题，是牵动人们情志不安的大问题。佛教大讲“生死事大，无常迅速”，宣传因果报应，轮回转世，强调人死后将按照生前的善恶行为而转化为另一种生命形态。儒家不同，一般地说，儒学认为人是由气构成，人的生死是气的聚散，有生就有死是自然现象。孔子关注人生，不重视人死，“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敬鬼神而远之”，独重现世而不讲来世。佛教重视人死的问题，由此又生出一套鬼神系统，儒家重视人生的问题，由此又从原则上排斥灵魂鬼神之说，这也是佛教与儒家根本性的差异。
由上可知，佛儒两家在人生的根本问题上的观点是对立的，人生价值观念的不同，导致佛儒的对立，以致长期以来多数儒家学者对佛教持排斥的态度；也导致佛教不断地自我调节和改造，竭力和儒家的价值观念相协调，如禅宗等以返本归原为人生理想境界，又和儒家在人生哲学理论方面形成了互补的格局，对古代不同类型的人们发挥了支配其人生道路的作用。
（二）相似、相通、相同之点
佛教和儒家的人生哲学也有相似、相通或相同之处，主要有以下三点：
（1）重视建设理想主体的共识。佛儒两家都以人为探讨对象，重视人生问题，追求人生的理想境界，致力于建设理想的主体。也就是说，从哲学的层面来看，儒学和佛教都是主体性的哲学，是阐述个体的自我塑造、改良和完善，以实现最高主体性的哲学。在价值取向上，儒佛两家有惊人的一致性。由此，虽然佛教淡漠人世，弃绝人伦，儒家重视现世，笃于人伦，但是两者都十分重视个体的自我道德修养，都十分重视教化，而且两者的道德规范也是相通的，如佛教的五戒和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五常”，虽然具体含义和实践目的不同，但又确是相应的，反映了佛儒两家代表人物对人们的基本道德规范的近似看法。
（2）性善论的共似理论基础。佛教的根本宗旨是教人信佛，通过长期的修持，成就为佛。人之所以能成为佛，其内在根据是有佛性。有的宗派还把佛性看为宇宙万物的本原。佛性论是整个佛教的理论基础之一。从道德价值来看，所谓佛性论也就是性善论。这和儒家在人性问题上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儒家重视个人修养和道德教化，所以一直重视探讨人性的善恶问题。从多数儒家学者的说法来看，强调人的特性，即人之所以为人者是善。孟子是这种主张的代表，他强调人性中有仁义礼智四端，仁义礼智是四种根本的善，在人性中已先天地具有其端，并不是后天修养而成的。荀子宣扬人性恶，好利多欲，但荀子所谓的人性是指“生之所以然者”，即生而完成的性质，与孟子所讲的人性意义不同。荀子也承认人有善的可能，强调人性是可化的，一切善都是人性的改造。宋代理学家又以“天地之性”或“本然之性”为人生的究竟根据，从而为封建道德原则提供宇宙论的依据。儒家的这些人性理论都强调封建道德是善的，有的还把人性归结为人生乃至宇宙的根本，这和佛教把佛性看为成佛乃至宇宙的究竟根据，在理论思维路线上是一致的。
（3）向内用功的近似修养方法。佛教和儒家都重视主体的道德修养，在修养方法上也都重视向内用功，强调心性的修炼，内心的体验。为了向内用功，佛教运用禅定、直观，儒家提倡主静、省悟；佛教奉行禁欲主义，儒家倡导节欲主义，这都反映了佛教和儒家在主体修养方法上的近似之处。
由上可见，佛教和儒家在人生哲学问题上的相似、相通或相同之点，主要集中在心性学说和道德修养方法方面，这也是两家得以长期共存乃至互补融通的思想理论基础。
三、中国佛教对待与儒家人生哲学差异的态度
佛儒两家的人生哲学体系是根本对立的，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在思想理论上遇到的最大挑战就是儒家的人生哲学、价值观念，这也是佛教难以排除和逾越的最大思想理论障碍。那么，佛教又是怎样处理与儒家人生哲学的差异的呢？综观佛教与儒学的交涉史，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在生死、形神和因果报应等问题上坚持固有立场：佛教和儒家在人生哲学问题上的最大理论分歧，主要是生死、形神和因果报应问题。自东晋以来，尤其是在南北朝时期，双方更是在这些问题上形成了全面冲突。在争论中，中国佛教学者强烈地坚持佛教观点，如东晋后期南方佛教领袖慧远，著文阐明“形尽神不灭”和因果报应、业报轮回的理论，梁武帝萧衍也撰文宣扬形尽神不灭的观念，他曾动员60多人，撰写约70篇文章，集中反对儒家学者范缜的《神灭论》，表现了中国佛教学者坚持有神论的坚定立场。
（2）高唱佛儒一致、互补论：中国佛教学者都主张从总体上与儒学认同，强调总体上的一致。如《牟子理惑论》，针对佛教传入中国后在社会上引起的种种反响、疑难，广泛引用孔子、老子的论点，为佛教辩护，宣扬佛教与儒、道精神一致。文中高唱佛儒之间如同金与玉、精与魄的关系一样，是不相冲突的。又如东晋慧远一面宣扬佛法，一面讲授儒家的《丧服经》，他着力宣扬“内（指佛教）外（指儒学）之道，可合而明”，强调佛儒两者的社会功能的互补作用。通常佛教学者都宣扬佛教可以“治心”，儒学可以“治世”；佛教可以“治出世”，儒学可以“治现世”，彼此互补，以共同稳定社会秩序。
（3）高扬儒家的忠孝思想：佛教和儒学的伦理道德观念虽有相通之处，但从根本上说是对立的。无君无父、不忠不孝正是儒家攻击佛教的主要论点。这也是佛教和儒学在政治伦理思想上的最大矛盾。佛教为了求得在中国的生存和发展，早期来华的佛经翻译家，就以其特有的宗教敏感，通过删、改等方法，与儒家伦理观念相妥协，以消除矛盾。如早期译出的《六方礼经》、《善生子经》和《华严经》等，凡其中有关男女关系、家庭关系、主仆关系等人际关系的内容，译者都作了调整，以求与儒家道德观念相一致。后来，一些佛教学者进一步宣扬佛教的五戒和儒家的五常的一致性。唐代以来佛教学者更是公开提倡忠孝，沙门上疏改称为“臣”，寺庙上香首先祝颂“皇帝万岁万万岁”。佛教学者专门编造了讲孝的佛经，如《父母恩重经》，宣扬父母的养育之恩。印度佛教《盂兰盆经》叙述释迦牟尼弟子目连入地狱救拔饿鬼身的母亲的故事，被中国和尚视为孝经。寺院每逢农历七月十五日要举行盂兰盆会，追荐祖先，影响深远。宋代名僧契嵩专门作《孝论》12章，系统阐发了戒孝合一论，强调持戒就是孝，就是为前世、现世、后世即三世父母修福，由此契嵩还论定佛教比儒家还要重视孝，佛教的孝超过了儒家的孝。
从中国佛教对待与儒家人生哲学差异的态度来看，反映出佛教的自组织、自调节的功能，这种功能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机制，也是佛教得以长期保持活力的内在因由，由此又体现出中国佛教的特色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