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最大的是底层，这个底层的比例我估计在21%左右：10%的无业、失业人员＋7%的农村劳动者＋4%的产业工人（后两个百分比是我的估测）。这群人就业没有保障，维持基本的生存都很吃力、很困难，其成员和家属在教育、医疗、养老、文化娱乐上几乎毫无保障和可能，他们脱离社会发展的轨道，享受不到生产力发展的成果。这些人群在农村还比较容易生存，问题比较严重的是城市中贫困人口数量正在增加，他们一部分是原来转轨中的下岗、失业人员，一部分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有些农民工出来时间长了，已经不能够适应农村生活，逐渐将城市作为自己的固定居所。各种因素影响着他们的就业和生存：外因包括经济的动荡（如经济危机、出口下降等）、政策的调整（如房地产市场的波动）、所在企业的经营效益等；内因有家庭成员的健康、子女的上学等。他们的就业、基本生活、健康都没有保障。
我回忆我小时候也是处于社会的最底层，除了经常挨饿，生病也是村里的“赤脚医生”马马虎虎看一看（经常看错毛病），但是我还是能够享受到一流的教育资源，只要我努力，成绩好，还是可以上最好的中学，并且顺利考上大学。而这一群人的子女可能连这些本该公平享受的资源也不能享受，这也打破了中国从古至今一直有的“学而优则仕”的梦想，这个梦想给予了许多底层的百姓以翻身做主的希望，虽然能够最终实现梦想的是极少数，但对于一个社会的稳定和释放压力很有作用。
3.中层
真正的中层由中层和中上层组成，合计约22%，由有一定规模的个体户、办事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私营企业主和专业管理人组成，这个比例到2010年达到了23%，而且以每年1%的速度增长。像我们公司总部的员工、我们公司高管、机关普通公务员、建材市场的小摊主、餐馆的老板、航空公司和银行的员工等都是这一阶层。虽然这个阶层数量在不断增加，但受到住房、通胀等因素影响，购买力和生活质量却未必有提升，实际上还有下降的趋势。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否成功？成功后能否持久？都和中层的比例和质量相关。不能光看到数量增长，就断言“中国中产阶级”已经形成。而且我们要尽量避免使用容易使人混淆的“阶级”一词，使用“阶层”比较合适。
4.上层
在整个金字塔顶端是由最高层领导干部、大企业主、上市公司高管、著名学者和专家构成的“上层”人士，比例占1%。省部级和计划单列城市的市长以上干部、福布斯排行500名以内的私企老板、大型上市公司高管、著名演员、作家、艺术家、科学家、教授等大概属于这一层。从资源的支配能力上看，以国家高级干部为最强，这个顶端阶层也是以他们为代表和主体。
5.不倒翁和橄榄
中国的社会阶层从组成结构上看，肯定不是一个橄榄形，也不是金字塔形，如果是金字塔形，这个基础就非常危险了。我倒觉得有点像不倒翁，虽说不容易保持平衡，但也不可能完全倾倒。而最有效的作用点在上部，给很小的力，这个不倒翁就会晃得很厉害。
中国历朝历代的变动实际也是如此，作为一个大国延续了几千年，仍然保持着文化和传统的完整性，虽有外族入侵，也没有破坏整个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完整。但由于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和官僚阶层的腐败造成社会处于不断的动荡之中。
什么时候这个“不倒翁”能够变成“橄榄”啊！
对于企业的意义
中国服务业的主要客户就是社会的中层和中上层。这一群人有一定的消费能力，对服务的选择会加入自己的价值取向和情感诉求，会根据自己的消费能力和消费理念，选择品牌化产品和服务。由于这两个社会阶层也并不是非常富裕，他们同样关注性价比。因此我们在设计产品和服务的时候，除了要满足最基本的功能需求以外，还要控制好成本，要带有时代性。
对于我们有限服务酒店来说，主要的目标客人在于中层和中上层，而最核心的目标客人是中层：初级专业技术人员、小企业主、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中上层中除中高层领导干部和中等企业主以外的大企业中层管理人员、中小企业经理人员、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也都是我们的主要客源。中高层领导干部和中等企业主可能更倾向于汉庭·全季酒店这个中档品牌。
这两个社会阶层有将近3亿的潜在人群，依然是全球最大的市场，仅仅依靠这个消费群体，建立全球最大的酒店集团是现实而可行的。
数量极其庞大的下层阶层，目前还不具备品牌化的消费能力，他们的消费主要是日常生活必需品，对价格非常敏感。他们中的年轻一代——80后、90后，一部分人未来会成为我们的客户，一是因为他们的消费能力会逐步增强，二是城市化生活的影响和渗透，也会使得他们逐步成为我们的客户，至少“海友客栈”（汉庭推出的99元产品）他们肯定是要来住一住的。
潜在客户群庞大，基础雄厚，而且极具成长性，再加上中国的高速发展，我们在资本市场得到比欧美老牌酒店公司更高的估值也是可能的。只要中国能够稳定，不发生大的****和倒退，中国的企业就能得到世界上优秀的投资者认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都是一些投机客在炒汇率、炒房地产。
中国社会的五大差别
适当增加地方自治，充分释放各个小单元的活力，可能由这些小单元组成的大系统会更有力量，更有创造性和成长性。
******时代曾经流行的三大差别是指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以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
下面这段似乎摘抄于我们小时候的政治课本，现在回顾一下很有意思：
三大差别在私有制社会中表现为对立关系，如城市中工业资本家对体力雇佣劳动者和农民的剥削。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对立消失（为什么对立就自动消失了），但它们的差别仍然存在，如农业落后于工业，乡村落后于城市，体力劳动者在文化技术水平、劳动和生活条件等方面落后于脑力劳动者。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三大差别将逐步消失（为什么）。
细细回顾一下，目前中国这三大差别不仅没有消失，而且还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如果把中国社会目前的主要差别概括一下的话，大概有这几种：城乡差别、地域差别、贫富差别、官民差别、所有制差别。原来的工农差别、脑力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已经不突出和不具代表性，新增加了另外四个差别。
官民差别
巨大的资源都被国家和政府控制，使得“做官”在当前的中国最被看好，从每年报考公务员的人数屡屡刷新纪录，就可见一斑。
城乡差别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已经进入中期，速度很快，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差别不是缩小了，而是增大了：当前城市人均收入1.4万元，农村4000元，这主要是因为农村的低效农业和先进的城市工商业，使得差距越来越大。道路、交通、电话、互联网等信息和物流通道都是围绕城市在建设，使得城市的效率相对于农村而言越来越高。
中国的城市发展模式是扩大城市面积、提升城市规模、增加城市人口，借此将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转入城市，享受城市的便利。有句口号叫：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充分体现了政府的这个想法。但是也造就了大量的“民工”——据统计有2.3亿之多，我估计还不止，应该在2.5亿～3亿之间。这些人游走于城市和农村之间，他们是城市的建设者，是城市便利生活的服务者，是中国制造的劳动力，但并没有真正享受到城市的“美好生活”，大部分人的生活仅够维持温饱。
地域差别
主要是东西部、沿海和内陆地区的差异。由于在发达地区投入产出效率会更高，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之下，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能够起到更好的效果。在这样的战略长期指导下，造成东西部在教育、观念、基础设施、资本等各个方面差异极大，好像隔了几个时代。
贫富差别
中国的贫富差距应该已经位居世界前列，最近几年富翁增长的速度远远高于其他国家，和印度不分伯仲。
这些富翁的形成，大多数是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刻苦经营取得的，然后再经过资本市场的推波助澜和放大所致。也有一部分是利用权力、关系网络、对资源的支配和行业垄断所得，包括操纵股市、房地产屯地、国企贱卖改制和其他一些特殊背景的民营企业。这些人往往牺牲大部分老百姓的利益，集千万家之膏腴而肥一己之万千，为大家所痛恨，也造成了社会上对财富的不正确认识和偏见，所谓“权贵资本主义”就是指这一群人。这些人数量虽少，但造成的影响却很坏，使得中国的贫富差别特别刺眼。
而农村人口、民工、城市贫困人群在经济快速发展中，和财富的距离拉得越来越大，相对而言贫困度就更高了。
另外一群是正在形成的中产阶层，他们是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也享受到了城市化的种种好处，但是，大多数人卷入股市和房市的不理智赌博中，风险很高。房地产市场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泡沫的征兆，万一这些泡沫破灭，可能对中产阶层会是致命的打击。
所有制差别
类似“民营企业”这种概念也可能是中国特色，民营企业是相对于那些具有相当数量和相当能量的公有、国有企业而言的。这些国有企业要么通过专营（烟草、酒、证券等），要么通过控制资源（石油、煤炭等），要么通过其他垄断手段（电信、航空等）来进行市场化的商业活动。这两种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存在，使得中国的市场经济和国际上通行的不一样。
根据物理学的原理：有差别，就会有势能；差别越大，势能越高，破坏力越大。不平衡点的增加和差别的增大，甚至会破坏整个系统的平衡，导致系统崩溃。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中央集权的社会，大概是因为中国地域大、人口多，中央集权有利于资源的集中，形成足够强大的力量，以对抗可能的外部敌人和保持国家的强盛。
对于一个太大的复杂系统，可能分而治之是个较好的方法。适当增加地方自治，充分释放各个小单元的活力，激发他们的动力，可能由这些小单元组成的大系统会更有力量，更有创造性和成长性。
中国社会的这些差别，已经引起了许多社会问题，比如城乡差别造成的“民工问题”；贫富差别造成的仇富心态和治安问题；所有制差别造成的市场经济不充分和不公平竞争等，足够引起我们的重视。
人为抹杀掉这些差别是不现实的，但是在这些新老差别之间能否建立一种“势能较低”的稳定平衡呢？中央提出的“和谐社会”与“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应该就是在向这个方向努力。如果还能够适当增加地方上的自治权力，发挥好企业，尤其是自由市场经济的非国有企业的力量，对于建设“和谐社会”和“可持续发展”应该是非常有效的。这样才能造就一批中产阶层，形成橄榄形的稳定的社会结构，中国的繁荣才能持续。
速度和稳定永远是一对矛盾，把握好这对平衡是艺术。
信仰危机
很难想象，一个人口众多的经济强国，没有主流的信仰来支撑、来平衡、来润滑，这样的“强”恐怕危机重重。世界上还没有一个文明仅仅是物质文明单脚支撑的。
我从上大学时起，就渴望能够被某种信仰所征服，但一直未果。只有自己独自去探索、去奋斗，信仰自己、信仰事业。碰到重大事件时，无法向外界寻求指引和力量，往往只能求助于自己的内心。
我的童年生活在农村，经历了许多物质和精神上的困苦，在向内诉求的时候，可以有足够的韧性和纵深。这是非常幸运的。
其实，有信仰的人非常幸福和强大。比如老一辈革命家，大多数有坚定的信仰，才使得他们能够走过长征的道路，历尽千难万险建立了新中国。西方的基督徒和天主教徒，对于财富、对于家庭、对于生命有一整套理念，使得他们能够平静地渡过生命中的许多沟沟坎坎，然后快乐地走向天堂。
这几年，中国的发展有目共睹，老百姓的物质生活有了显著提高，但是明显地，精神生活被忽略了，并大大落后于经济发展。
很难想象，一个人口众多的经济强国，没有主流的信仰来支撑、来平衡、来润滑，这样的“强”恐怕危机重重。世界上还没有一个文明仅仅是物质文明单脚支撑的。
其实中国历史上一直是一个很有信仰的国家，不管是道教、中国佛教（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经过改造，称为中国佛教，然后传入日本），还是儒教，融汇了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反观中国的历史，我们几千年的文明，在物质上的成就早已不足道，其实也没有太多的独特之处，倒是我们的文化、宗教更有价值和独创性。随着不断地改朝换代，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从来没有被拆散过，即使外族入侵，也是被不断地同化，信仰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杀人如麻的成吉思汗也因为全真教而保护了中土的文明；中国从来也不曾有机会占领日本的本土，但是唐朝时中国佛教就彻底征服了东瀛；被称之为“中国脊梁”的士大夫们，一直以孔孟的儒教为自己行为的准绳。
再联想到最近的众多儿童伤害案，是不是精神疾病这么简单呢？是不是和信仰缺失有关呢？
普通百姓面对如此快的社会变化，许多人不能适应；大部分人也未必经历过什么苦难，他们的内心也未必这么坚强，遇到事情自己排解不开，也没有信仰借以慰藉。
当前这个社会太注重物质，太注重金钱和财富，绝大部分人没有信仰。物质越发达，“跛脚”越厉害，我觉得用“信仰危机”来描述一点也不为过。
应该是重视信仰的时候了，否则，“和谐社会”、“可持续发展”恐怕很难做到。
物质，太物质了
历史上，伟大的文明都是物质和精神齐头并进的，从来没有“一股独大”。否则，这样的发达都是短暂和不可靠的。
建国60周年庆的时候，盘点了中国的许多辉煌成就，确实让我们这些炎黄子孙感到自豪和鼓舞。且不说那些世界先进水平的武器，就是从全球经济地位上看，中国也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这次世界性经济危机中，中国地位的凸显；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等等。都足以说明中国在全球经济、军事地位的上升。
在这些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同时，还是感觉缺少了点什么。
历史上，伟大的文明都是物质和精神齐头并进的，从来没有“一股独大”。否则，这样的发达都是短暂和不可靠的。
首先，从人们的心里看起。不管是信佛，还是基督，或是老庄、儒教，中国百姓心里有某种信仰的可谓凤毛麟角。如果大家心里一定有什么的话，那就是“金钱”。金钱已经将人们心里的空间挤得满满的，那些精神的东西很少很少，如果有的话，也绝对是奢侈品——因代价高，抑或可有可无。
节奏快、物质高度发达，人类的心智在进化历程中，很难适应这些节奏和变化，非常容易变得急躁和失衡，容易迷失和困惑。这个时候，信仰的调节作用非常关键，至少对于广大老百姓而言是如此（少数思想家、艺术家、知识分子不在此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