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中的绿林好汉们“造反”了，可是他们反的并非是皇帝，而是贪官。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根本就不算是真正的农民起义。更关键的一点，《水浒传》只是一部小说，它虽然取材于历史，但是很多事情都带有了演义的色彩。
那么在宋朝的历史中，被人们称做是英雄的宋江究竟是个怎样的人，他所带领的绿林好汉们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
关于宋江的记载，《宋史》主要有3段，分别是：《本纪二十二·徽宗四》，宣和三年有：
二月庚午，……癸巳，赦天下。是月，方腊陷处州。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
《列传一百一十二·张叔夜传》：
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婴其锋。声言将至，叔夜使间者觇所向，贼径趋海濒，劫钜舟十余，载卤获。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
《列传一百一十·侯蒙传》：
宋江寇京东，蒙上书言：“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今青溪盗起，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自赎。”帝曰：“蒙居外不忘君，忠臣也。”命知东平府，未赴而卒，年六十八。
这3段记载虽然字数非常少，但是却概括出了宋江所带领的绿林好汉们“造反”的全过程。宋江在最初决定要造反的时候，曾经一度颇具势力，宋朝数万名官兵没办法与之抗衡。我们也不难发现，宋江所带领的人数应该不会太多，规模嘛，估计也就是几万人上下；但是他们的造反方式是一边打一边走，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
或许有的人会问，那《水浒传》中，宋江率梁山大军打方腊建功的故事，难道就是作者瞎说的？
我们还是要用史料说话，根据《续资治通鉴·宋纪卷九十四》中记载的宣和三年发生的事情，可以梳理出一个脉络来：
正月，也就是一月份：
方腊陷婺州，又陷衢州，守臣彭汝方死之。
二月：
降诏招抚方腊。
方腊陷旌德县及处州。步军都虞候王禀复杭州。
淮南盗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转掠十郡，官军莫敢撄其锋。知亳州侯蒙上书，言江才必过人，不若赦之，使讨方腊以自赎。帝命蒙知东平府，未赴而卒，又命张叔夜知海州。江将至，叔夜使间者觇所向，江径趋海滨，劫巨舟十馀，载卤获。叔夜募死士得千人，设伏所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
三月：
方腊再犯杭州，步军都虞候王禀等战于城外，斩首五百级。官军与贼战于桐庐，败之，遂复睦州。
四月：
童贯、谭稹前锋至清河堰，水陆并进。方腊焚官舍、府库、民居宵遁，还青溪帮源洞。贯等合兵击之，腊众尚二十万，与官军力战而败，深据岩屋，诸将莫知所入。王渊裨将韩世忠，潜行溪谷，问野妇得径，即挺身仗戈直前捣其穴，格杀数十人。庚寅，擒腊以出。世忠，延安人也。忠州防御使辛兴宗，领兵截洞口，掠为己功。诸将并取腊妻子及伪相方肥等五十二人于洞石穴中，杀贼七万馀人，其党皆溃。腊之乱，凡破六州、五十二县，戕平民二百万。所掠妇女，自贼洞逃出，裸而缢于林中者，相望百馀里。
八月：
方腊伏诛。
这里的记载和《宋史》上所说的完全相符，其中并没有提到过宋江，只有野史中曾经出现过他的身影。据《皇宋十朝纲要·卷一八》中记载：
宣和三年二月庚辰，宋江犯淮阳军，又犯京东、河北路，入楚州界。知州张叔夜招抚之，江出降，……六月辛丑，辛兴宗、宋江破贼上苑洞。
前半段同《宋史》和《续资治通鉴》的记载基本符合，后面则提到六月份辛兴宗同宋江破贼上苑洞。《宋史》和《续资治通鉴》都提到了辛兴宗参与平定方腊，却没有提到宋江。可见即便宋江参加了平乱，这支部队也是可有可无的，最多是一支偏师。
宋朝的农民起义规模小、人数少，这和当时的经济环境有很大关系，老百姓的口袋里都有钱了，还有谁会参加那种有丧命危险的农民起义呢？
一个朝代能够拥有这样平稳的环境，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情。尽管宋朝也遇到过天灾，发生过人祸，但对于整个宋朝，并没有起到绝对性的冲击，这也是统治者的另一种功劳。因为只有社会稳定了，农民才能够安心种田，商人们才能在一个良好的环境之中开展贸易往来，百姓才能安居乐业……
科技进步的巨大成果
经济的飞速发展，离不开一种元素，那就是科技的发展。正是因为有了先进的技术，才能够促使经济蓬勃发展，而发达的经济又会促使科技更上一层楼。要说这宋朝的科技，还真不是盖的，在中国古代史上，绝对占有重要地位。
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火药、造纸、活字印刷和指南针，这是我们在小学课本上就学到过的知识，其中的活字印刷、火药、指南针，就是在两宋时期完成或开始应用的。
印刷这项技术，源于东汉末年，早在熹平年间，中国就出现了摹印和拓印石碑的方法。到了隋朝，雕版印刷正式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
何为雕版印刷？简单点说，就是找一块比较厚的木板，一定要厚，要不然一刻就漏了；将要印刷的内容抄写在薄到近乎透明的稿纸上，然后找个雕刻师傅把没有字的地方削去，字就凸出来了。等到要印刷的时候，用墨汁往木头上一抹，再往纸上一印，收工！
可是，这雕版印刷太不方便了，费时费力不说，还费木头，不环保啊。于是在北宋年间，毕昇就对雕版印刷进行了跨世纪的改革。其实他的改革方法也很简单，就是用胶泥取代了木头，把体积变小，每一块只刻一个字，然后用火烤硬，利于保存。想要印什么内容，就在字库里面找，排列好了，就能印刷了。
别看这三言两语就解释清楚了，可技术改良这种事，绝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除了需要大量的实践之外，还需要那最重要的灵光一闪。
同样，火药也并不是在宋朝才发现的，早在隋唐时期，火药就出现了，只不过那时候的身份比较尴尬。
在《太平广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的是隋朝初年，有一个叫杜春子的人，闲来无事的时候，突然想起自己有一个朋友好久没见了，就决定要去拜访。这个朋友很喜欢炼丹，平日里整天想的就是怎样炼出一枚长生不老的丹药来。正所谓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个炼丹老人看到杜春子，也很高兴。两个人高谈阔论，不知不觉就到了傍晚。炼丹老人就说，留下来过夜吧，明日再走。杜春子一看天色，也觉得回家不太方便，就住在了炼丹老人的家中。到了半夜，杜春子突然闻到了一股刺鼻的味道，醒来一看，发现炼丹炉内有“紫烟穿屋上”，转眼之间，整间屋子都被烧了。
由此可见，在隋唐时期，火药虽然出现了，却是作为炼丹的成分。直到唐朝末年，火药才被用于军事，但是却没有发挥出它的本领。宋朝将火药广泛应用到了军事之中，让它充分发挥本领。
除了这几种举世闻名的发明之外，宋朝还出现了机械科技，这就是“记里鼓车”和“指南车”。鼓车上站有木人，手中握有鼓棰，马车每驶至一定里数，木人就会挥动鼓棰，敲响前方的小鼓。其实，它的工作原理很简单：木人手上有线连着一个齿轮，齿轮又连着另一个齿轮，形成一套减速齿轮组，最后连着车轮。车辆启动，车轮就带动齿轮组，齿轮组带动木人，木人则敲起小鼓。但是在当时是相当有科技含量的发明，就连现在的计程车也是根据记里鼓车的原理记数。
《宋史》之中记载：
其中平轮转一周，车行一里，下一层木人击鼓；上平轮转一周，车行十里，上一层木人击镯。凡用大小轮八，合二百八十五齿，递相钩锁，犬牙相制，周而复始。
“指南车”由三国时期机械制造家马钧发明，同样是采取了齿轮的原理制作，将复杂的差速齿轮组合在一起，这也是如今所有现代汽车在转向时对旋转的车轮力矩相同，速度不同的原理。这些差速齿轮使机械控制的手指指向固定的方向——南。指南车采用了先进的机械装置，与指南针采用磁极原理不同。
宋代博物学者燕肃重新研制出指南车，他的制作方法在《宋史》也有记载：
大观元年，内侍省吴德仁又献指南车、记里鼓车之制，二车成，其年宗祀大礼始用之。
宋朝的土木工程也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公元984年，淮南转运使乔维岳负责治理淮河，创建的二斗门，是复闸形式的运河船闸，从而提高了河运能力。根据《宋史》记载：
维岳规度开故沙河，自末口至淮阴磨盘口，凡四十里。又建安北至淮澨，总五堰，运舟所至，十经上下，其重载者皆卸粮而过，舟时坏失粮，纲卒缘此为奸，潜有侵盗。维岳始命创二斗门于西河第三堰，二门相距逾五十步，覆以厦屋，设县门积水，俟潮平乃泄之。建横桥岸上，筑土累石，以牢其址。自是弊尽革，而运舟往来无滞矣。
宋朝积累了前人的经验，在冶金方面引入了新的技术。公元前1世纪，汉朝时期的中国人已经研制出用炭作为媒介物，将锻铁和铸铁融化在一起炼钢的方法。11世纪，宋朝又进行了两项炼铁技术的革新：一种方法用来铸造次等的不均匀的钢；另一种是现代炼钢熔炉的前身，通过鼓冷风反复锻造，来达到脱碳的目的。从806年到1078年期间，人均铁的产量增长了6倍，到1078年，年产量已经达到了127亿公斤。
历史学家唐纳德·瓦格纳指出，产量的数据是基于政府向国内各个生产铁的县收取的税赋记录来统计的。应用水力驱动熔炉的大型风箱，在铸造过程中使用大量的木炭，因此导致中国北部大范围的森林被砍伐。在11世纪末期，中国人发现可以用烟煤取代木炭，因此中国北部的森林和上好的木材才得以保留下来。
宋朝钢铁业产量的飞涨有多种原因，一是宋朝军事扩张，二是商用金属产品需求的增长，如炊事器具、种类繁多的农业工具等，而新的运河的开通也连接了主要钢铁产品生产中心和繁华的首都市场。宋朝最主要的铁产品是武器、工具、钱币、农具、乐器、艺术雕像，另外还有机械的组件，如水力驱动的杵锤，这种设备在公元前1世纪的汉代已经开始使用，在宋朝更是大量应用。由于大量的铁产品的需求，经济历史学家郝若贝（即罗伯特·哈特韦尔）指出，中国12世纪铁和煤的产量几乎与英国18世纪末期工业革命时期铁和煤的产量相当。
除了这些非常具体的发明技术之外，沈括所撰写的《梦溪笔谈》绝对称得上是宋朝科技的集大成著作，它是宋朝科学技术的全面总结。这本古代中国科技的百科全书，让后代能够比较全面地研究宋朝科学技术所取得的成就。
宋朝重视医药的发展，妇科、儿科就是在宋朝逐渐成形，法医学也同步发展起来。宋慈所著的法医学专著《洗冤集录》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一本记录如何进行尸体检验的教科书，它比意大利人佛图纳图·菲得利写成于1602年的同类著作要早350多年。
宋慈是唐相宋璟的后人，与理学大师朱熹同居建阳。生于南宋孝宗淳熙十三年（1186年），出生于朝廷官吏家庭。在他小的时候，就在同邑吴稚门下学习，吴稚是朱熹的弟子，因此，宋慈有机会与当时有名的学者交往。宋慈20岁进太学。当时主持太学的真德秀是著名的理学家，真德秀发现宋慈的文章出自内心，流露有其感情，因此，对他十分器重。
宋慈一生20余年的官宦生涯中，先后4次担任高级刑法官，后来进直宝谟阁奉使四路，也是“皆司皋事”，可见宋慈一生从事司法刑狱。
长期的专业工作，使他积累了丰富的法医检验经验。正所谓是久病成医，而到了宋慈这里，则是久审成福尔摩斯。他平反冤案无数，用他的话来说：“狱事莫重于大辟，大辟莫重于初情，初情莫重于检验”，坚持“审之又审”，重视现场勘验。还指出“凡验妇人，不可羞避”，“检妇人，无伤损处须看****，恐自此入刀于腹内”；如死者是富家女，把女尸抬到光明平稳处，“令众人见，以避嫌疑”。宋慈的种种做法在当时来看，都是非常超前的。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当中，宋慈的贡献也绝对不能不提，甚至西方人都认定宋慈才是“法医鉴定学”的开山鼻祖。
总的来说，宋朝是中国科学技术全面开花的时期。政府对于各个科学领域发展的控制，比前后朝代都更加宽松，而且在宋朝，大量技术被记录、归纳、总结，然后继续发展，很多专著也成为之后朝代实际操作的标准或参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