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革命有着很丰富的内容，我们很难简单地对之进行评价。然而我们可以说，它既是美国的前英国殖民者的节日，又是印第安人真正厄运的开始。在美国人看来，他们战胜英国而独立，不仅接管了英国在北美13个殖民地的土地，而且接管了整个美国的土地。从此以后，阿勒格尼山就不再是一座不可逾越的山，美国人通向西部的大门打开了。剩下的障碍，只是在这些土地上的印第安人了。
而根据当时欧洲的战争规则，战胜者有权获得战败者的所有财产，包括土地。由于英国国王承认印第安人对土地的权利，在战争期间，大多数印第安部落“站错了队”，与英军并肩作战。英国失败，也就意味着这些印第安部落也是“战败国”。1784年，美国政府强迫“六文明民族”中的四个民族签署了《斯坦威克斯堡条约》（Fort Stanwix Treaty），无偿地向美国割让了大片西纽约的土地。这是美国政府强制性地侵夺印第安人土地的开始，其中包含了后来被称为“保留地”的形式，即条约中规定的不是印第安人应该向美国政府割让多少土地，而是印第安人可以保留的土地范围。除此之外，就归美国了。以后美国的历史，就是这样的条约形式不断重演的过程。
为什么一个独立的、民主的美国，会比君主制的英国更倾向于掠夺印第安人的土地呢？这是因为，美国是由原英国殖民者组成的，而不包括印第安人，前者的利益就是对大片便宜的土地的需求，民主制度会将这种需求变成国家意志。美国联邦政府比英帝国更能代表这些殖民者的利益。就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而言，它们也是需要资金才能有效运转的。打仗是很花钱的，战后美国联邦政府几近破产。在战争期间，美国政府欠了大量的债务，也是靠着“支付土地”的承诺激励士兵的；战争过后并无相应的资金和土地可以偿还和兑现。尤其在独立之初，这些都是促使美国政府侵夺印第安人土地的重要因素。
那么，为什么美国政府一而再、再而三地向西推进呢？美国公民的土地需求为什么那样贪得无厌呢？显然，美国的土地还吸引了大量欧洲的移民，更多的移民就需要更多的土地。还有，当移民们到达了新的边界，就会得陇望蜀，创造出新的土地需求。如巴呐在书中描述说，当西田纳西的居民发现他们与墨西哥湾之间还有切卡索（Chikasaw）和切罗基（Cherokee）部落，就要求将他们迁走。为了推动美国联邦政府搞到更多土地，移民们有着很成熟的策略。如先用武力骚扰相关土地上的印第安人，再以出现冲突为理由，要求联邦政府“买地”。而后者为了息事宁人，就会优先考虑购买这些土地。
到了1886年以后，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的土地政策发生了几乎180度的转弯。它突然又承认，印第安人是他们占有土地的主人，“有权利卖，也有权利拒绝卖”。可以推断，无论是尊重契约，还是强调战胜，都是获得土地方式的文化外衣：一种是用暴力获得土地，一种是通过和平的交易获得土地。无论哪一种，都是一个经济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不同形式。当印第安人被逼得同仇敌忾，宁愿打仗也不愿拱手让出土地时，白人的成本就会很高。巴呐写道，推行“尊重印第安人土地权利”新政的亨利·诺克斯（Henry Knox）算了笔账，打一场战争至少需要200万美元，而购买相应土地的成本只有其1%。
因此，美国政府与印第安人之间打打停停，但最终将印第安人的土地掠夺殆尽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美国政府与印第安人之间力量消长，战争与和平成本变动的结果。在后来的现实中，美国政府攫取印第安人土地的经典形式，是“打”与“买”的结合，即当美国政府看中一片印第安人的土地后，就与相关的印第安人部落“谈判”，实际上是单方面出价，以非常低的“价格”要求“购买”这片土地。如果印第安人不接受，就派军队将他们赶到“协议”划定的保留地，如果他们敢于武力反抗，就进行残酷镇压。即使已经划定给印第安人的保留地，如果在其中又发现了黄金等资源财富，美国政府还可以撕毁它自己签订的条约，继续将印第安人赶走。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中有这样的故事，当美国探险者发现切罗基人每天能生产30盎司的黄金时，就鼓动美国政府将切罗基人从自己的土地上赶走。
北美印第安人失去土地的历史表明，土地产权的基础，是一个社会集团用暴力对这片土地的排他的占领。当存在互相竞争的社会集团时，游戏规则就是暴力，其他都是装饰，例如法律。没有印第安人的国会通过的法律也只能代表白人的利益。例如1830年的《印第安人迁移法》，就是宣布印第安人当下占有的土地归美国及其公民所有，如果印第安人不遵守这项“法律”，就要受到武力的惩罚。这不啻对印第安人的最后通牒。
即使如此，如果美国政府信守这一法律中的承诺，印第安人至今还会生活在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大片土地上。但自美国独立到19世纪末，美国政府与印第安人之间签署了多达720项条约，大量新条约都是对已有条约的毁弃。所以，主导这一进程的是美国联邦政府，而不是印第安人。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即美国联邦政府掌握着远远胜过印第安人的武力优势。这说明，在土地的分配上真正起作用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即武力强者胜。
而对这一规则的不道德性质，从中受益的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并未反省。这不仅是利益使然，还有着文化传统上的原因。我们知道，在《旧约》里，“上帝的选民”犹太人逃出埃及后，耶和华承诺要给他们一块“流着牛奶和蜜的地方”。而这块叫作迦南的地方并非荒地，而早有人居住和耕作。“以色列的神耶和华”帮助他们用战争赶走了那块土地上的原住民，两次屠城，杀人无数。这一经典故事，又给了美国基督徒侵夺印第安人土地以宗教神性的支持。
从这一意义上，台湾发生的事情和北美发生的事情还是有着根本的不同。尽管台湾的汉民向全岛的扩张还是离不开暴力因素，但那只是民间的暴力，其强度和规模远无法与一个政府相比。据刘瑞华等人的那篇论文，台湾土地转移的模式，是“熟番”用武力从“生番”手中抢走土地，再卖给汉人。这显然使台湾的土地转移过程温和了许多。我们今天也能看到，台湾原住民约占总人口的近2%，而占有土地约一半。而如今在美国，印第安人只占总人口的0.9%，保留地只占美国总面积的约2.3%，并且集中在中西部的最干旱地区。
反思历史，如果没有政府正面或负面的干预，听凭原住民与移民之间自由交易，也许原住民的境况会更好一些。因为只要买卖双方都有竞争，即使野兽数量减少，也会因购买者间的竞争而使土地价格达到均衡。政府只要保证交易是公平的，出现纠纷能够公正裁决，其结果就是最好的。也就是说，如果亨利三世和乾隆皇帝不设立原住民与移民之间的边界，而是增加公正的土地法院，也许原住民的权利能受到更多的保护。果真如此，无论是北美还是台湾，都会出现另外一种局面。那就是，原住民生机勃勃地生存和发展着，与移民和睦相处，互相促进。
有人会说，如果没有对印第安人土地的侵夺，就不能造就强大的美国。我的回答是，那又有什么意义呢？这只是站在美国白人立场上的评价，丝毫无益于从世界角度衡量的效率，也不符合道德。关于道德和公平，洛克曾说，自然资源，包括土地，是上帝赠予人类全体的，任何个人或团体对具体自然资源或土地占有的合法形式，是劳动，还有公平的交易，当然就不是战争。武力给美国白人社会带来了获得土地的好处，但代价还没有付完。这种历史事实给美国民族注入了一种倾向运用武力的文化基因，相信武力能够最终解决问题，使之有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会受害于此，如同罗马帝国衰落于使它崛起的因素一样。
当然，美国的这种历史问题已经受到了许多知识分子甚至政府的关注，已经有不少对印第安人问题的深刻反省，文化多样性的价值也已被提到很高的位置。然而，我们仍然不能期待，假如历史重来一遍，会有另外一种结果。衡量一个社会是否真正“文明”的，不是它所拥有的技术手段，而是在有技术优势时，不滥用这种优势的道德能力。如果一个社会并不如此“文明”，土牛和阿勒格尼山是制约的有效手段吗？也许最终，还是西雅图酋长的警告起作用：“你们就像一条蛇，自食其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