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及李庄案，想一想所谓社会心理的特点，就是说老百姓一般看到的是当下利益，一方面看到李庄拿多少钱，这些人是富人，这些人是要打的；另一方面就隐秘起来了，追求公正秩序的利益被掩盖住了，而实际上追求公正秩序应该是对所有人最好的、持久的最大利益。所以，公然违背规则的案件对于每个公民来讲都是一种损害。很显然，你在这方面不遵守规则，在别的方面也会不遵守，在法庭中不公正，在市场中也不公正。李庄案不遵守规则，和“国进民退”不遵守规则，实际上是一回事。但是这个问题是被掩盖住的。最后涉及社会观念问题，严格讲，我们不能期待老百姓看到问题。如果社会的精英形成一种主流文化，这种主流文化说什么是对我们最好的事情，即使没有煽动家想利用富人财产这件事煽动大家，这个社会也可以被老百姓接受。中国传统社会，老百姓穷的很穷，富的很富，而过去那些小说没有这种情绪。因为富不过三代，那时候的人认为这个游戏规则是行得通的，原因是没有煽动家。话说回来，这个责任在谁身上？就在精英身上，精英要形成主流文化，要告诉大家，其实公正的秩序对大家是最好的，让大家明白，要揭露所谓的问题，为富不仁的原因。
要揭示一些恶的行径。老百姓普遍憎恶贪污，但最严重的问题是滥用公权力。公权力是公共资源，是老百姓给他的权力，让他能够公正地行使，他却用来为自己的私利服务，这个性质比贪污恶劣得多，比黑社会恶劣得多。黑社会是用非法暴力欺行霸市。而像山西省用公权力低价收回小煤矿开采权，再交给一些低效的国有企业，其性质就比欺行霸市严重得多。如果要排个序，贪污、黑社会、滥用公权力是最严重的。说白了，这个社会的人就应该天然地对滥用公权力充满愤恨，不予容忍。
七
李庄案有三个阶段，第一个是所谓蜜月阶段，全国叫好；第二个是质疑阶段，赵长青为当事人作无罪辩护，质疑者占28%~35%；第三个是翻盘阶段，这个结果是不好的，民意支持率下滑到20%~35%。其实作为理性的人，推动这样一件事情，这个结果非常明显是不利的。
（本文为作者在天则经济研究所2010年1月19日举办的“李庄案与转型中国的法治现状”研讨会上的发言，根据录音整理，经本人校订。中评网首发）
学会道歉
湖北省长李鸿忠因抢记者的录音笔，事后又不道歉，遭到媒体的口诛笔伐，一时似乎成为天下罪人。这在我看来并不公平，因为这种行为并非李鸿忠独有，而是一种普遍的、由来已久的政治风气。君不见昆明城管粗暴执法，事后处置了一些城管人员，却没有一句向被打人员的道歉；君不见黄川镇因野蛮拆迁，逼使父子双双****，事后赔偿90万元，却也没有一声道歉。然而，我们还是不能责怪他们。
就在李鸿忠事件发生的同一个“两会”期间，发生了一件比李鸿忠的表现更甚的事情，公众和传媒却视而不见。当记者就《选举法》修改问李肇星，现在将城乡选举代表的比例从以前的4∶1改成1∶1，是否意味着以前是不公平的。他回答说，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合理的；当然现在改过来，也是合理的。这个句式我们听着很耳熟。可叹的是，我们的传媒更容易看到或更看重物质器械，而不太关注人的权利；更注重短期内发生的事情，而对长期存在的不公正现象却太麻木。大家对李鸿忠群起而攻之，却对《选举法》的修改缺少应有的热情。
当然，我的这个批评也有点儿不公正。实际上，这都源于我们这个社会至今没有对“**********”时期极“左”路线留下的传统进行认真反思。“****”以及“****”之前整了那么多人，到后来绝大多数人都被平反了，但很少有人出来说一句“对不起”。那些被平反的人往往会被警告说：现在给你平反是对的，过去整你也是对的，以后不要再提这件事了。这是今天我们所熟悉的那个句式的经典形式。
仔细想想，从不道歉的行为反映了一种极端错误的认识，它的典型形式就是“****”时期将人当作神来崇拜的痴狂。如果把一个人当作神，他就永远正确，就不会犯错误，所以就没有必要道歉。“****”结束后，****中央对这种个人崇拜的扭曲作了纠正。****说******是人不是神；既然是人，就会犯错误，他领导的“**********”就是一个严重错误。只可惜，这种纠正并没有在全社会产生普遍影响，那个从不道歉的传统并没有被打破。
今天的中国社会，从上到下，无论朝野，都有着远大的社会理想。执政党发誓要“执政为民”。但是且慢，我们还是要从学会道歉开始。道歉之口难开，美好政治之路难迈；“对不起”三字易说，需知其中道理深刻。
会道歉意味着敢担当。道歉意味着道歉者宣称他承担错误的直接或间接（领导）责任，也意味着他愿意接受相应的惩罚。这样的领导人或官员才真正值得信任，因为那种“有荣誉就上，有责任就让”的官员是不可能为公众提供优质服务的。
会道歉说明承认自己是凡人，但有错就改。公众不会梦想领导人或官员是神或完人，他们能够原谅因人的弱点和局限性而导致的一时错误。历史也告诉我们，最严重的错误，是那些知错不改的错误。而道歉，就是一个改正错误的宣言。
有人会说，道歉可能会损害领导人的威信，让他以后不好再担任领导工作。此言大错。古往今来，会道歉从来就是一个优秀政治领导人的重要品质。马踏麦田违反了军纪，曹操割发代首；马谡失街亭，诸葛亮自贬三级。
即使是最高政治领导人，我国也有道歉的传统，即“罪己诏”传统。汉武帝晚年意识到自己过度倚重军事征伐，导致民不聊生，就发布了著名的《轮台罪己诏》。其中说道：“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由于汉武帝能够“罪己”，及时纠正了以往的错误，使得他“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司马光语）。
可以看出，能否道歉绝非生活小事，而是一条重要的政治文化原则。当初******回答黄炎培如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王朝周期律的提问时说，他已找到答案，这就是“民主”。在今天，民主在中国虽有发展，却艰难前行，还不能有效施行。我们还要借助于中国自古以来的这一政治文化传统。其实，有关“兴”、“亡”之说比较完整的表达是《左传》所记，出自鲁国正卿臧文仲之口：“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
社会是一个复杂系统，变迁的因素多种多样。臧氏竟然将兴亡更替的关键因素仅归结为是否道歉，实在令人惊奇，但细细想来，还是颇有道理。我们知道，就社会演进的方式而言，经验主义要优于建构主义。从经验主义的历史观来看，人类发展的最好方法就是试错，也就是“错了就改”，但是能否改，取决于是否承认错误。因此，在会道歉的领导人的带领下，一个社会能迅速崛起；在不会道歉的领导人的带领下，一个社会能转瞬衰亡。这已被中国历史所证明。
实际上，道歉原则及其背后的文化传统与民主制度的互补，可以成就一个长治久安的繁荣社会。聪明的选民知道，一个会道歉、愿意承担错误责任的领导人，要比一个宣称自己一贯正确的领导人更可靠。
2010年4月9日于五木书斋
高考制度与“二十一点”规则
北京的高考分数刚一公布，我们就又看到了大悲大喜的一幕。有些考生因发挥失常而少了一二十分，立刻就与心仪的第一志愿无缘，而要掉到排名低了很多的愿意接收第二志愿的学校去。更让人不能接受的是，一些考生考完以后感觉良好，又在网上核对了标准答案，他们的实际得分却与根据标准答案预估的分数低了许多，最多达40分。尽管主观性较强的语文容易出这样的问题，今年（2010）反映最多的却是理综。这使人对判分的程序产生怀疑。即使分数还算不错的考生，因填报的志愿较高，也可能会因录取分数线更高而落榜。还有一些考生超水平发挥，分数大涨几十甚至上百分，却又郁闷当初志愿报得太低了。
每一个身陷其中的考生可能都认为自己的问题太特殊，其实不然，他们的命运早在他们还没有高考时，甚至在他们还没有上高中时就已经注定了。这是因为，北京多年不变的高考制度必然导致这样的结果。北京高考填报志愿一直被称作“猜分填报”，即在高考之前根据一模和二模的成绩报名；并且所有志愿并不平行，即第一志愿优先于其他志愿，当分数达不到第一志愿的录取水平时，就不能以同样的分数在次优的大学按第一志愿进入录取程序，而只能降到相差较大的学校作为第二志愿被录取。在这样的学校中，按第一志愿和按第二志愿被录取，分数差额高达50分左右。这相当于，一旦分数低于第一志愿分数线，自己的分数自动贬值50分。
仔细想想，这种高考规则与一种赌博—“二十一点”—的规则颇为相似。在这一规则下，两个玩纸牌的人一张一张地从扣着的底牌中摸牌，然后对比谁手中的牌点数相加，最接近21点；然而一旦相加之和超过21点，这把牌就“爆”了，这个玩牌者也就输了。比如，一个人手中已有两张牌共16点，到21点还有一定的空间。这时他再抓一张牌，如果这张牌在5点（含）以下，他的总分比16点更接近21点；但如果这张牌的点数多于5点，总分就会超出21点。所谓“爆了”，就是超过21点，牌的点数自动降到零。这虽然很冒险，但由于在21点之下低于对手也是输，所以不得不如此。
比较高考制度和“二十一点”规则，考生的高考分数相当于21点，第一志愿学校的录取分数线相当于手中牌的实际点数，当后者高于前者时，高考的“牌”就爆了。当考生报志愿时提高一个档次，就更有可能“爆牌”。但反过来，如果一个博弈者因为怕“爆”牌而不敢翻牌，即考生不敢将志愿报得高点儿，又可能因为过于保守而输给其竞争者。这样，考生不是将志愿填得过于保守，就是填得充满风险，恰到好处的人是非常少的。
问题是，这种类似于“二十一点”规则的高考制度是否恰当？我们已经知道，“二十一点”规则是一种高风险赌博游戏的规则，这没有什么不妥。人们其实会根据游戏的风险程度而决定投入多少资金。比如人们只会用很少的钱，如一次10块钱去买中奖概率很低的彩票；用较多的钱，如数万元去买股票，而将大部分钱存入银行或买房子。当人们去拉斯韦加斯或澳门时，会拿出有限的闲钱去消遣，却不会搭上全部身家。然而这种适合拉斯韦加斯的制度就不一定适合北京。套用中国的一句外交辞令，高考不仅是一个家庭甚至整个社会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而且代表了未来，比现有的“全部身家”更为重要，但却被类似于“二十一点”的高考制度置于高风险的境地。其结果，不仅会毁掉不少家庭的希望，也会葬送社会的前途。
我们如果把高考视为一种将不同的学生配置到不同学校的程序，对其功效的评判就应是，是否有更多的学生考上与自己的能力和兴趣最相近的学校，学校是否招到更多最愿意且最有能力上本校的学生。而在类似于“二十一点”规则的高考制度下，即使在被录取的学生中，也有大量的学生并没有进入自己最适合且最有兴趣的学校和专业。有些学生为了稳妥，放弃了报考心中期望的学校；有的考生为了不至于落到相对较差的学校，就违背自己的兴趣报了第一志愿学校的其他专业；当然更有考生因分数较低而落到与第一志愿学校相差过大的学校去。这都意味着学生与学校之间严重错置。
假定一个考生上大学的满意度最高为100。当他考上A大学A专业时，满意度为100；一旦分数不够A专业的水平，会被他不太喜欢的B专业录取，这时满意度为80，但为了不致掉到第二志愿较差学校中去，他不得不接受B专业；但如果是平行志愿，他第二志愿就可报B大学A专业，他的满意度是90。如果他的分数没有达到A大学的录取线，他就可能掉到C大学A专业，这时他的满意度只有50；而如果是平行志愿，他可能会被B大学A专业或B专业录取，这时他的满意度是90或80。很显然，考生的满意度越低，通过高考学生与大学之间配置的效率越低。而配置效率低恰是现有北京高考制度所导致的结果。
很多考生不接受只有50的满意度，他们就选择复读。近几年来，北京每年的复读生多达两万人，占全部考生的约20%，其中不乏高分考生。例如2006年北京有539名600分以上的考生没被第一志愿录取，其中大部分又选择了复读。复读率的高低其实是高考制度效率最直观的指标。复读率越高，表明高考制度的效率越低。复读意味着此次高考过程没有成功地将学生配置到大学，而考生不得不多花一年的时间来重新完成这一过程。实际上，复读从学习知识的角度讲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只是重复了过去一年的学习。对于短暂的人生来说，一年的时间是一个重大的投入。人生有多少个一年呢？
除了上述明显的弊端外，高考给考生和家长带来的焦虑也是一种重要的福利损失。尤其是在填报志愿时，家长与考生一起仿佛经历了一次精神煎熬。他们不会像在赌场上玩儿自己的闲钱那样轻松，因为一旦填“爆”了，输掉的可能是孩子的前途。一模、二模、高考、分数公布、录取线公布，直到大学录取，考生和家长都在紧张和焦虑中等待着。不少家长因此请假在家，他们又与考生一起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这种高考制度带来了大量的时间浪费和巨大的精神损耗。
只可惜，同样的悲喜剧年年都有，高考制度却几十年一贯。在这样的制度下，发展出了相关的专业、产业与文化，出现了不少对这种复杂高考制度进行分析、计算和解释的专家，出现了不少高考心理专家，出现了许多复读学校。今年高考分数刚公布，网上已经有复读班的广告了。高三家长们的话题也多围绕着这一制度所带来的过于复杂的技术性词汇，如“分差法”、“排队法”等。只是人们有所不知，这一切现象和事物，在另一种高考制度下是不存在的。在高考给考生和家长带来的喜怒哀乐背后，我们仿佛听到了这一高考制度创立者和维护者的一声狞笑。他们好像每年都在等待着享受一幕幕的人间悲喜剧。
记得有一次我飞往澳大利亚，因路途遥远，座位前备有电子游戏。我为消磨时间而玩儿起了“二十一点”。我自以为根据我计算的概率去选择，就可以赢得游戏，结果每次都输得精光。当然，这只是一个虚拟的游戏，我并没有掏真金白银。然而，当我意识到，我们的高考制度也如同“二十一点”的规则一样时，我感到坐立不安。如果把我们后代的前途和社会的命运按照“二十一点”规则去赌，中华文明的未来将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