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永寿，万物有寿，人生短寿，这是任何正常人一生必然的体验。按照大爆炸宇宙学的说法，宇宙是在150亿年前的大爆炸中产生的。爆炸的原始物质是一个超高温、超密度的火球。世界最先进的射电望远镜已观察到约150亿年左右的最古的天体。150亿年，对宇宙来说才到中期，那就说是宇宙的灭亡或再次大转化还需150亿年之久。中国人用“天地”指称宇宙，可见说宇宙永寿是一个真理性的表达。
然而万物是有寿的。人的一生中看到春去夏来，夏去秋到，秋去冬来，草木复生又一代代枯萎，鸟兽虫鱼更是生的生死的死，神龟虽寿，犹有竟时。人们还未发现万年挺拔之树，只有化石形态的古动植物遣存，记载着动植物万年、百万年、千万年以至亿年以上的历史。
人生更是短寿，有的出生婴儿很快死亡，有的精壮少年一命呜呼。人们盛赞长寿者为“百岁老人”，百岁左右可谓常人生命之极限。中国有彭祖的长寿传说，说他活了767岁，但没有任何医学、考古学和历史学的证据说明他真的活了767岁。正因为人生短寿，所以就引出了重生和轻生两种观点。轻生者认为人必有死，生死由命定，活的长短无所谓，这是老天爷的事，自己无须考虑。重生者认为，人生有相对的长短，人可以用自修自理和外物利用达到长寿，长寿比短寿好，活着比死了好，于是就出现了长寿主义的人生观和长寿的各种方术。
1．古代长寿主义及其长寿术
长寿主义自古有之，长寿目的各不相同。有的人热爱生命，期盼多为世人成就业绩而长寿；有的人追求人生乐趣，多多享受几年而长寿；有的人贪生怕死，为活着比死好而长寿。如此这般不一而足。
中国历史上最早记载谈论长寿的人是黄帝与岐伯。黄帝问岐伯，为什么古人长寿，而现世人却早衰早死呢？岐伯从遵循自然规律方面解释了长寿之秘。他认为古人长寿在于讲究阴阳、度数，食欲有节，起居有常，不妄劳作，而今人之早衰短寿，在于以酒为乐，以妄为常，劳心伤神，竭其精，耗其真。他从外避邪、内安神两个方面提出了长寿良方。外避邪就是提防有损健康的外部环境因素，包括气候、地理及流行病的传染。内安神就是人要澹淡虚无，精神内守，修德养性。《黄帝内经》有几句著名的养生警语：“澹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岐伯还认为善于养生的人，可以突破常人的生理规则，创造生命的奇迹。他指出却志全形、固精守神的人，百岁还可得子。
黄帝和歧伯都有“德全而不危”的观点，提出德者寿、仁者寿、贤者寿的长寿之道。他们指出远古的“真人”，能够把握阴阳，保持真气充盈，其寿命可与天地同在。中古的“至人”品德淳朴，积精会神，可使身体健康不衰，长寿千古。还有一种善于养生的“圣人”，外不劳形于事，内无思想之患，可寿百岁。再一种是道德高洁的“贤人”，也可长寿，不过比前三种人逊色而已。
传说寿星彭祖的长寿秘诀在于要有澹淡中庸的人生观，其方法是保神养生以长寿。他强调“神强者长生，气强者易灭”，伤神甚于伤体。伤神的内因很多，有忧虑过分、愤怒不已、喜怒过多、憎爱无定、欲求无限、切切所思。因此，要长寿就要耳不极听，目不久视，坐不至疲，卧不至极，要经常闭目养神，长期守神。，说穿了就是要在保持精神饱满、神心安定上求健康长寿。
在古代，还有一些从生活方式的创新上来达到长寿。姜子牙在周文王拜见时，已80岁，身体十分健康。原因在于他长期垂钓，使身体从立不定，活动筋骨，得到锻炼，而又处在草木葱绿、碧波荡漾的环境中，心态愉悦，精神矍铄。而管子的长寿方略在于“节饮食”，“薄滋味”，并且止怒止忧，防上“忧则失纪，怒则失端”。老子的长寿术同管子相仿，他主张从节欲和制情两方面保持健康长寿。他提出除“六害”，就是除掉名利害、声色害、贪财害、滋味害、佞妄害、妒忌害。
古代养生学者，有不少人从道德修炼方面提出长寿之道。春秋时代的医缓提出“行恶损寿”的观点。他认为行恶者的心理处于恐惧状态，而恐惧则造成人的各类疾病，从而损害健康和生命。反之，“施善则神安，神安则寿延”。孔子提出“德润身”，“智者乐，仁者寿”，更把道德修养同长寿视为一体。荀子提出“以公义战私欲”则能延生长寿，所谓“身劳而心安为之，利少而义多为之”。此后，有孙思邈的“性自为善”之说，马自然的“积德行善”养生延寿之说，都是把长寿同伦理道德的修养之间看成因果关系。
有一些古代学者和思想家，从哲学的角度，提出了唯物或唯心的养生长寿法。墨子提出五行养生说，他认为万物由金、木、水、火、土构成，人体的脏腑也相应于五行，心属火，肝属木，脾属土，肺属金，肾属水，只有遵循五行相依相克的原理才能诊治疾病，却疾延年。孟子提出“浩然之气”，这种气既是人身具有的先天之气，又是靠后天养成的正气，它塞乎宇宙之间，至大至刚。有了浩然之气，就能做到大智大勇，视死如归，豁达乐观，成为顶天立地的英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样的人具有超群的抗病能力，有坚忍不拔的顽强生命力。而浩然之气的获得，靠艰苦的磨炼，“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东汉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提出了生命源于气的观点。他反对“天人感应”，主张“人寿禀命”。他认为气的运动产生万物，“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犹夫妇合气，子自生矣。”人的寿命长短取决于气的强弱，养生之道，养气为先。这种学说，后来成为一些气功家的主要理论。所谓气功，以练气为功。丁青艾等人在阐述王充以气养生法时，概括如下几句警句：
性命本是气之聚，
养气健身乃其谛，
得道保气性长存，
天气耗尽命归西。
在中国古代，谈养生法最多是医药学家。他们从生理、心理和自然物对人的作用方面，探索了养生之道，提出了养生长寿的方法。
东汉的王符提出了“先病服药”说，就是在觉察到即将出现病状时，很快服药。他认为治病犹如治国，善于治国者“先乱任贤”，有意养生者要“先于病而服药”。
三国时期的董奉提出了植树养生的主张。他自己年过九旬，容颜不老，一生致力于植树造林、美化环境。他为人看病，不取诊费，只要求病人在山上植树，最后在庐山上形成十余万株的杏林。还有一些人栽竹养花、清新空气造就长寿的环境。
晋代葛洪是著名医学家和炼丹术家。葛洪提倡炼丹制药，防病祛病。他在其名著《抱朴子》中说，他披涉篇卷，以千计矣，“莫不皆以还丹金液为大要者焉”。他说五谷能活人，而金丹为上品之神药，“可倍于五谷。”他如此描述金丹之威力：“夫金丹之为物，烧之愈久，变化愈妙。黄金人火，百炼不消，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二物，炼人身体，故能令人不老不死。”葛洪举许多例证说明服金丹可不老不死。但有不少实证说明，金丹并非万应灵药，服金丹而致死人命者不在少数。
还有一些人从自己治病的体验中，往往把某些植物看作养生祛病、延年益寿的法宝。宋代著名文学家苏辙少时多病，夏则脾不胜食，秋则肺不胜寒。32岁那年，食茯苓，一年病愈。从此他宣说茯苓可以固形养气，延年却老，安魂魄而定心志。
北宋王隐提倡枸杞长生观。据说他曾见到过一位372岁的女子，看起来却只有十六七岁。问其长寿的秘诀在哪里，她说秘诀就在服用一种药物，这种药有五个名字，春名天精，夏名枸杞，秋名地骨，冬名仙杖，四时服用，可与天地同寿。中国历代养生家还推崇过灵芝、人参、鹿茸等等。当然这些植物或动物的某些部位，可能对一些病有治疗作用，对人体有补养价值，但应因人而异、因病而异，不能千篇一律地服用，如果服用过量或不对症，也可能起反作用。
明代著名医学家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集前代医学之大成，提出了许多祛病延年的良方。他收集药物达1892种，对历代本草复者芟之，阙者辑之，讹者绳之，缺者补之。他用良药拯救亿万生灵，为中华民族作出了千古不朽的贡献。
古代的长寿养生术何止上述几例，实则多得难以计数。仅用气功方法长寿养生者愈万余种，而用精神长寿、神怪长寿和运动长寿之法者更是以万数记之。
2．当代长寿养生方略面面观
重视生命的价值还是重视业绩的价值，这形成了当代两种不同的生死观。生命至上，活着就有价值，活的越长价值越大，反之谈不上价值，乐莫大于长寿，悲莫大于短命。这种观点若绝对化，导致苟且偷生者为了保身活命，可以置道德正义而不顾，任何损人利己、祸国殃民的事都可干出，而且还用“活着就是一切”的人生观来辩解自己的行为。在战争年代，政治家为了鼓励民众为实现政治目标服务，就极力赞扬业绩人生观，认为人活的意义就是为某种崇高目的而奉献和牺牲。司马迁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观点则成为政治家引证的格言。有些诗人用警句表达死与生的意义：“有些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些人死了他还活着”，主张业绩的不朽，长寿的无意义。于是，在国家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掀起鼓励牺牲的浪潮，形成一种崇拜少年烈士、青壮年烈士的气氛。
战争年代过去了，冷战时代也结束了。人类已把和平与发展作为两大主题，于是在世界上出现了重生主义的人生观。美国等西方国家追求局部战争中的“零死亡”，伤亡人数过多，即使战败了敌方，但也不能算自己的全胜，总统或首相可能遭到弹劾或落选。在中国随着改革以来物质生活的大大提高，长寿主义人生观已经左右了社会生活。什么“70不稀奇”，“60才是小弟弟”的诙谐话四处传扬。在我国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出现了追求长寿的灵丹良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