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路上的最高法院，相当于日本的司法省，是一座灰色大建筑。法院前有一辆破烂不堪的私人轿车翻倒在地。路对面有一个池塘。不知从哪儿拉来一个支那人，战友们像小孩玩抓来的小狗一样戏弄着他。这时，西本提出了一个残忍的提议，就是把这个支那人装入袋中，浇上那辆汽车中的汽油，然后点火。于是，大声哭喊着的支那人被装进了邮袋，袋口被扎紧，那个支那人在袋中拼命地挣扎着、哭喊着。西本像玩足球一样把袋子踢来踢去，像给蔬菜施肥一样向袋子撒尿。西本从破轿车中取出汽油，浇到袋子上，在袋子上系一根长绳子，在地上来回地拖着。
稍有一点良心的人皱着眉头盯着这个残忍的游戏，一点良心都没有的人则大声鼓励，觉得饶有兴趣。
西本点着了火。汽油刚一点燃，就从袋中冲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惨叫声。袋子以浑身气力跳跃着、滚动着。有些战友面对如此残暴的玩法还觉得很有趣，袋子像火球一样满地滚，发出一阵阵地狱中的惨叫。西本拉着口袋上的绳子说：“喂，嫌热我就给你凉快凉快吧！”
说着，在袋子上系了两颗手榴弹，随后将袋子扔进了池塘。火渐渐地灭掉了，袋子向下沉着，水的波纹也慢慢地平静下来。突然，“嘭！”手榴弹爆炸了，掀起了水花。过了一会儿，水平静下来，游戏就这样结束了。
像这样的事情在战场上算不上什么罪恶。只是西本的残忍让我们惊诧。
一会儿，这伙人便将上面的惨事统统忘记，如同没事人一样又哼起小曲走路了。
二战后，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和军国主义得到清算，天皇宣布自己是人不是神，靖国神社曾被封闭。可是，在几百年中形成的武士道意识和发展起来的军国主义意识，在一些日本人的思想中根深蒂固。如今，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不断死灰复燃，日本的军国主义有抬头的表现，新军国主义思潮形成。日本的电影、电视、文学把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当神话来宣传。1970年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为恢复天皇制煽动自卫队政变，失败后切腹自杀，一些日本人吹捧这种行为“英雄”壮举。日本不断掀起否定二战中日本侵略中国和亚洲的罪行，鼓吹日本人不是侵略亚洲而是解放了亚洲，日本不是践踏了中国而是复兴了中国。他们睁眼说瞎话，认为南京大屠杀是“最大的谎言”。日本多年来掀起了参拜靖国神社的恶浪，包括历届首相和各部大臣都在频繁地进行参拜。日本的靖国神社除了供奉着在明治维新时期为改革献身和为公众利益而死的英雄人物外，有许多是在屠杀、掠夺亚洲人民中死去的罪魁祸首，包括甲级战犯东条英机。日本右翼势力极力抹杀和否认二战期间的种种罪行，二战中受害者提出的民间赔偿案多以受害者败诉而终结。《东史郎日记》引发的案件说明日本右翼分子是一群睁眼说瞎话的政治骗子和历史骗子。东史郎在他的日记中记载了日本军国主义屠杀中国人的罪证，引起了日本右翼分子的记恨，一些右翼分子打恐吓电话，写匿名信，骂东史郎是“叛徒”、“卖国贼”，“亵渎了英灵”、“罪该万死”等等。日本的地方法院和高等法院竟判决《东史郎日记》中记载的事实为虚构，使东史郎败诉。日本人为了为军国主义的罪行辩解，采取颠倒黑白的手法改写教科书，删除了从军慰安妇和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把对中国的“侵略”改为“进入”中国。如此这般的丑恶表演说明，日本确实存在着新军国主义思潮。最近日本大量增加军事预算，研究先进军事技术，同美国相勾结布建导弹防御系统，并向海外派遣武装人员，说明日本的军事至上意识又开始兴起，日本军国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全面复活的危险性。
5．国民意识的蜕变
日本的主流意识是民族优越意识、神道意识和武士道意识，这是左右日本民族的基本意识形态。然而，这些传统意识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和西方文化意识的引进受到了严重的冲击，日本的传统意识也开始发生巨大蜕变。
20世纪80#：代前后，随着日本人物质生活的提高，人们把追求物质利益放在了首位，出现所谓的“需求欲望”。在物质生活得到充分满足后，又出现了追求个性解放的欲望，称作“自我实现的需求欲望”。一些日本青年号称自己是新人类，这些青年往往以自我为中心，我行我素，强调个性，玩世不恭，对事业无所求，对政治不关心，一味追求生活的享乐。这些所谓新人类还在改变日本人勤奋、节俭、精益求精、勇于竞争的优良品格，他们一反集团意识的传统，提出了“忠于自己”的口号。1986年《日本青少年白皮书》调查表明，69％的初中生、76．9％的高中生、84．3％的大学生和81．2％的年青职员都认为“生活要忠实于自己”。1987年日本生产性本部和日本经济协会以7600名刚刚参加工作的新职员为对象进行的一次“工作意识调查”表明，追求“快乐人生”的人的数量高于认为在工作中“应主动吃苦耐劳”的人，这一现象在过去的18次同类调查中是没有的。
在日本，胸无大志、不思进取的年轻人日渐增多。2002年日本有关部门对几万青年人进行了调查，在未来理想的职业一栏中，有60％～80％的人认为大卡车司机、导游、厨师是最有希望的职业，因为这些职业轻松，不用多动脑筋，容易休息。
在日本出现了一种消极遁世的不良风气。2002年法新社曾报道，日本大约有300万年青人出现了遁世现象，他们怕见人，把自己关在家里不与社会接触，法新社的报道这样记述了几个遁世者的案例：
栗太雄一早在19岁时，开始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他把自己严密地封闭起来，除父母外几乎不见任何人。他的生物钟完全颠倒过来了：下午4点左右睡醒，晚上吃第一顿饭，然后看电视，玩电脑游戏，直到第二天早上才上床睡觉。这样的生活持续了12年之久，直至几年前醒悟。如今34岁的栗太雄一在一所私立英语学校念书。他说：“那种感觉就像被困在一条黑漆漆的地道里，一觉醒来已经过了12年。”
专家称，在日本，像栗太雄一这样的年轻遁世者大约有300万人左右。最近官方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使我们对这些人的生活方式有所了解。在调查中，大约17％的遁世者说，他们感觉自己能在家里自由行动，但不能走出家门；将近10％的调查对象说，他们甚至不能离开自己的房间。
研究人员对2003年报到公共卫生部门的3292起案例进行调查，结果发现，20％左右的男性遁世者有家庭暴力的经历，14％的女性遁世者有饮食失调等现象。
调查报告称，这些人的平均年龄为26．7岁，其中有32％的遁世者年龄超过30岁，遁世者中男性占77％。
研究年轻人遁世现象的专家、精神病学家西藤玉树说：“年轻人遁世问题是我们国家的灾难，但政府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来解决这一危机”。西藤玉树说，大部分卫生机构没有相应的措施来解决年轻人遁世问题，“许多人没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对父母来说，他们简直跟活在地狱中一样饱受折磨。他们完全不知所措，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61岁的岛前利雄和62岁的藤森纯子都来自东京，他们的孩子都有遁世问题。岛前利雄的儿子今年28岁，他从22岁开始成为一个遁世者。岛前利雄说：“我不知道我的儿子怎么会变成这样。我们不知道原因，所以根本找不到解决办法。”西藤玉树认为，年轻人的遁世问题与儒家学说和日本的经济发展有关。他说：“儒家文化允许成年人和他们的父母住在一起，并且鼓励他们这么做，以尽孝道。结果造成了一部分人对父母的依赖。作为发达国家之一，日本已成为一个富国，人们不必为了生存而工作。”他还说，遁世的年轻人可以过上相当舒适的生活，因为他们的属于中产阶级的父母会在经济上资助他们。
20世8E90年代以来，日本人的性格由武士道精神下降到弱势群体的状态，轻易自杀在日本司空见惯，原来芬兰和匈牙利被认为是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国家，而现在日本成为发达国家和亚洲国家中自杀率最高的国家。19982F，日本自杀人数突破了30000人。1999年上升到33048人。自杀者中以男人为主，多数是中年人。有调查表明，日本的富士山成为自杀者的乐园，收尸队在富士山的青木原不到20分钟就会发现一具尸体。有篇报道记述了富士山秋季收尸的情况：
10月24日，星期五，当地的日本人又像过去一样，开始每年一度的搜寻自杀者活动。队伍由警察、志愿者以及随行的记者组成。这种每年一次的尸体大搜查始于1970年，在过去那些年头里，这种收获稳定地保持在大约20具尸体左右，可是10年前，这个数字却大大增加了。1994年，发现了大约57具尸体；到1999年，已达创纪录的70多具尸体；今年发现的死亡人数目前已达到48人。
“前几天，我们就找到了3具尸体。”当地的一名志愿消防队员，率领这次搜索的清方小田说，“他们大多数都是中年人。当然，你还可能搜到几名青少年。往年都可能看到男女双双进林海，为爱自杀，可今年却没有发现一例。今年也没有发现一具少年的尸体，对此，我还是感到高兴的。”
也许人们会猜想，既然青木原森林能吸引如此多的人来这里寻死，那么这里的居民也许会受到影响？事实上，青木原的居民对这种可怖的自杀现象却持很坦然的态度，他们并没有感受到自杀的致命诱惑。
如果在这儿遇到一位出租车司机，那么他准有故事告诉你！他所载的乘客是如何呆若木鸡、失魂落魄、万分沮丧地到达林海，然后一去不复返……他们总是跑单程，只将那些欲寻死的乘客送到林海旁，而再不可能载到什么人返回了。附近的孩子也会谈论在晚上看到林海周围掠过的白色雾霭，他们将它视为恶的东西。
小山田说：“那些爱好爬山的人们由于担心带着孩子爬山时突然在眼前的林子里出现一具‘替死鬼’吓坏孩子，于是就坚持在富士山的另一侧进行爬山活动。我看到一些自杀者的亲属来这里寻找亲人，我亲眼目睹了人们因丧失亲人而蒙受的巨大痛苦和沉重打击。我想让人们了解，自杀是一种无济于事却会制造悲痛的犯罪行为。”
当然，日本人民族意识的蜕变只是发生在一部分人中间，主要是在青年人，日本的主体国民意识并没有根本的改变。日本人固有的国民意识从积极的方面看推动着日本人开发、创业，促进日本走向更大的繁荣；从消极方面看它在复活着日本的狭隘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它会给亚洲和人类造成威胁。因此，我们分析日本的国民意识，始终要把它看作二重性的意识，把日本民族看成具有双重人格的民族，这样便于我们认识其长处，学习其优点，看清其短处，预防其缺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