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道光年间，在莲花山地区，一个酷爱唱山歌“花儿”的青年景满堂，被诬告杀害了自己的养母。当年受理此案的县太爷何军门判他为死罪，但作为莲花山即兴编唱“花儿”的“串把式”景满堂恳求县太爷在“六月六花儿会”时允许他去心爱的莲花山最后再“浪”（逛）一趟。何大人答应了。农历六月六这一天，当戴着镣铐枷锁的景满堂眼含着热泪唱起“花儿”向人们诉说心中的冤屈时，所有参加山歌会的人都大为感动，纷纷向何大人求情。而同样爱听“花儿”的何大人为了能在众人面前落个“青天大老爷”的美名，便将景满堂的死罪改为活罪，这就是广泛流传在莲花山地区的一段民间传说。
如果说百年前的这段民间传说感人至深的话，那么百年后由此取材改编加工而成的花儿剧——《花海雪冤》就更加扣人心弦，震撼人心了。这个用河州官话道白，具有唱、念、做、舞等多种表现手法的全新剧种在1985年由州歌舞团搬上舞台一经登台亮相，便赢得了人们阵阵的欢呼喝彩。1987年，应文化部之邀，该剧进京汇报演出并荣获各种奖项。植根于民间艺术沃土的“花儿剧”之所以从诞生之日起就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究其原因，不仅仅是由于它的情节片断源于当地真实生活，而更重要的是它以戏剧形式在舞台上展现了莲花山“花儿会”的精彩场面，使“花儿”从民间山野走向高雅的艺术舞台，显示出一种独特、新颖、民族的和民间的审美趋势，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剧中的三个主要人物都与“花儿”有关：年轻长工阿西木是当地有名的“花儿王”，美丽、善良的海迪亚是乡绅地主家的千金小姐，她和阿西木因为“花儿”而冲破门第观念走到了一起，成为一对生死相知的恋人，而知县也是一个“花儿”好家，这种人物设计无疑为剧情进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一对出身悬殊的男女青年自由恋爱，在那封建门第礼教森严的时代，无疑是一出悲剧题材。可此剧的编创者们以“花儿”作为民族精神生活的纽带，把剧中人物的坎坷命运，放在了“花儿”这一深厚的艺术底蕴之上，使他们因“花儿”而相识相知、相亲相爱，又因“花儿”而相互理解、彼此信任，进而增添了与邪恶势力斗争到底的勇气和决心，也使同样酷爱“花儿”的知县变得聪明睿智，终于在莲花山“花儿会”上，巧妙地为“花儿王”阿西木平冤昭雪。剧情由悬念叠起、跌宕起伏、冲突不断的悲剧命运变为幽默诙谐、情趣盎然的轻松喜剧结局，着实让人转悲为喜，化啼为笑。
正如只有在八百里秦川大地才能吼出“秦腔”这一地方戏曲一样，也只有在“中国花儿之乡”的河州才能诞生出像《花海雪冤》这样极具地域民俗风情和散发着质朴泥土气息的新剧种来。作为临夏州歌舞团集体创作智慧的结晶，《花》剧的诞生，无疑汲取和采撷了淳美质朴、原汁原味的民歌“花儿”营养，在音乐剧民族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可喜可贺的一步。在“花儿”音乐的改编与创作上，是继《向阳川》之后的又一力作，它标志着20世纪80年代我省少数民族艺苑中又诞生了一个新的剧种，并已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正如原中国剧协党组书记、中国少数民族戏剧学会会长李超先生在首都文艺界、戏剧界召开的《花海雪冤》座谈会上所赞叹的那样：“这出戏是继《丝路花雨》之后的又一出好戏，堪称为一个新剧种。”
由此可见，愈是民族性、地域性的东西，就愈具有极强而又旺盛的生命力。我们欣喜地看到无论是《花海雪冤》还是之后创作的花儿剧《牡丹月里来》和近年相继出台的《雪原情》、《雾茫茫》《天使》等等，都是根植于西部民族沃土之上的一株株花儿剧之苗。唯其柔弱娇嫩，尚需“有心者”，即广大艺术工作者们小心呵护和精心浇灌，使其从剧情、唱词、音乐旋律到导演舞美都成为自成风格、独具特色、深受欢迎的一个新剧种。在“花儿的故乡”临夏，孕育和创立“花儿剧”的土壤可谓得天独厚，创作和产生“花儿剧”的源泉可谓汩汩涌动，而表现和展示“花儿剧”的艺术人才更是层出不穷，这些都必将为“花儿剧”这株艺术之树的生长、发育和成熟、壮大提供充足而必要的养分。我们期待着热爱“花儿”的所有新老艺术家们都来齐心栽培和精心浇灌“花儿剧”这一幼苗，使之在河州这片土地上生根、开花，更趋完善，更趋成熟，并早日打开回族戏剧艺术的一片新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