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雕源于何时，一直没有定论，但据史料记载，战国时期的建筑就有“丹楹刻桷”的常规做法，可见其历史之久远。宋代《营造法式》中记载了关于建筑木雕的详细做法和图样，说明在五代两宋时期，建筑木雕的发展已相当成熟。至明清两代，木雕技艺相当高超，建筑木雕向立体化方向发展。
木雕主要指古家具中的桌、椅、柜等，尤以桌类中的秦桌刻活为最，也极为普遍，而古建筑中的木装修影响最大。在中国古典建筑中，承重的是柱，装修一般不起承重作用。柱间的门窗格扇在运用设计上都给建筑师以极大的自由，极大的变化可能性。装修虽不属于建筑结构的主要部分，但其构造形式十分精美复杂。按其施用地位来分，可分为外檐装修和内装修，外檐装修包括门厅上的街门、垂花门、月洞墙的屏门及走廊上采用的倒挂楣子、坐凳楣子、什锦窗等。内装修有槛框隔扇、帘架、花罩以及护墙板、随墙橱等。内外装修中以梁头、花墩、花嵌板、门簪、雀替、横披、菱花、裙板、绦环板、帘架、花罩等刻活为多，也最具特色。雕刻图案多以云子、别子、锦地、花卉瓜果为主。住宅、庙宇、道观建筑多以云纹、回纹、龙凤、百子、暗八仙等图案为主。藏区寺院建筑多取狮子、象、西番花、佛家八宝为主。
木雕离不开对木质的选择和技法的运用。通常，对木质的选择十分慎重，木纤维的横向结构要紧密，这样不易开裂。木质要十分细腻，具有一定的韧性，便于用刀。木料的强度也很重要，以保证刻好的作品不轻易变形。《营造法式·雕刻制度》中，对木雕的技法描述得很详尽，纵观历代建筑木雕，其雕刻技法可分为混雕、剔地雕、线雕、透空雕、贴雕几大类。
河州木雕工匠缺少记载，到了近代，有影响的有两派，一派以喇嘛三川匠人胥步山、朱寿福、刘和亭、刘玉贵、胥德辉为代表，擅长藏传佛教寺院和清真寺建筑，代表作品集中在红园、大拱北等处。一派以柜包罕工匠为主，著名匠人有石杨保等，这派工匠擅长民居、别墅，传统古建筑以万寿观、东公馆、下公馆为代表。
在炳灵寺172窟西壁北周——明代建的木构佛帐和3窟唐凿仿木结构石塔中，还可领略到河州古代精美木雕艺术的影子。到了明清两代，河州木雕同砖雕同显光彩，盛行于庙院道观、官宅民居。河州明代木雕造型浑圆、古拙，简朴中富有变化，线刻简练、挺拔、刚劲，以粗放为尚，存有唐宋遗风。清代木雕渐趋缜密、繁复，以精细为尚，并注意到了故事的情节，传统题材的完整性。这两帧门板上的“王羲之爱鹅”图，以连环形式显示了书圣王羲之爱鹅故事。其一帧木雕，刻一书童见到一只美鹅后，飞跑找王羲之，左足落地未稳，右腿后展，左手摆至腹前，右臂高抬右指，述说美鹅之情景。王羲之惊喜转向书童，问：“美鹅在什么地方？”另一帧木雕，书童弯腰，左手拿腰间，右臂屈伸，五指并拢，掌心朝上，恭指美鹅说：“请看。”王羲之右手收扇拿肩、左手戏鹅，连连称是。此雕刻采用浮雕、深雕、半圆雕并举的手法，在寸许厚的木板上精雕细刻，其构图饱满、造型准确、意态逼真，惹人喜爱。在清初，文人画风盛行，在很多人物作品造型能力很弱的时风下，河州民间艺人发掘以书换鹅的传统题材，另辟蹊径，以高超的创造力，续写王羲之戏鹅，使今人看了十分震惊，不得不叹服民间艺匠的聪明睿智。
近代，控制青海、宁夏、新疆等省的最高军政权的，大都是河州人。这些人锦衣还乡，建院修宅，建筑物以木雕装饰为时尚。河州八坊、西乡阳洼山上、藏、四堡子等处，公馆纷纷崛起，木雕成为民族建筑中的三大特色之一。现存的东公馆、迁入红园的四堡子公馆，就是诸多公馆的缩影。
踏入红园，主厅雕梁画栋，门窗扇格雕艺精美。檩间的菠萝、牡丹，刀法简练、逼真生动。拥柱上的荷叶，两面撇开，如大笔挥出，叫人浮想联翩。檩下的门格、窗扇，主体内容为“百福”、“百寿”，间以云子、缠枝，皆用浅浮雕、透雕。
进入内厅，天花板吊灯盘上，三条栩栩如生、腾云驾雾的飞龙，无论造型、雕工，都堪称一流。这些作品，均为已故木雕高手胥德辉所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