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已有的资料来看，科索沃地区出现人道主义灾难是北约军事行动的直接理由，因此，我们需要对这些理由的构成要素进行逐一分析。其一，事实上，一方面在科索沃地区确实存在侵犯人权的事件，但另一方面北约却也一直没能以充分的事实或证据证明这种人道主义灾难的规模和扩散程度，以及这种规模和扩散程度与军事行动之间的必然联系。其二，一方面，在科索沃确实存在着美国派往贝尔格莱德的大使霍尔布鲁克斡旋未果的事件，另一方面，“在北约采取军事行动之前，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调查团也确实有效地阻止过种族屠杀的行为”。也就是说，有效地阻止这一地区人道主义灾难出现的途径应该不只采取军事行动一种，还存在国际社会对这一地区采取其他促成和平措施的可能。其三，北约以其信誉受到挑战为由使自己成为军事行动理所当然的实施者，但国际社会却从未有任何具备法律效率的文件明确地或正式地对北约进行授权，在军事干涉行动开始之前，北约的主体资格是推断的和自定的而非授予的。其四，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虽然北约的军事行动有分阶段的作战计划和军事目标选定的程序，但北约的行动却在事实上造成了该地区巨大的平民伤亡和财产损失，军事干涉行动之后还出现了涌向周边国家的大量难民。据联合国难民署1999年6月3日的统计，北约的轰炸出现了85．5万逃离南联盟的难民，而其中绝大多数是阿族人。可见，北约的军事行动并未能够真正保护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人的基本人权，这与北约自称的军事干涉行动的初衷是背离的。北约的“联盟力量”在为期78天的轰炸中，制止了南斯拉夫境内的冲突，但军事行动的有效性与正义性之间本来就是两个领域的事情，北约的军事行动所造成的大量平民伤亡的结果已在事实上瓦解了行动的人道性和正义性。而且以维持美国和北约在欧洲安全问题上的信誉为出发点的军事行动也减弱了维护地区稳定、制止大量难民产生的正义性，科索沃战争也因此而显示了其不充分的合法性。
与北约在科索沃所采取的军事行动相同类的事例还可以给出很多，在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以后，美国根据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提供的证据，以19名劫机者中至少有3人与本·拉丹和他在阿富汗的训练营有联系为由，对阿富汗实施了军事行动。美国发起此次行动的逻辑是这样的：如果说恐怖主义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东西的话，那么意识形态是不能脱离具体的“基地”发挥作用的；而如果没有国家的支持，谁又能够真正领导一个国际性的恐怖和暴力组织并采取真实的行动呢？在美国和小布什看来，打击恐怖主义“将是一场正义与邪恶之间的斗争，是一场永远值得纪念的斗争。正义定将战胜邪恶！”美国在这样虚幻的推论和理由之下举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恐之旗，但却是在几乎没有弄清楚谁是真正凶手的情况下对一个主权国家进行了轰炸。因此，这一场反恐战争在本质上更表现为对一个主权国家进行的军事干涉，而且军事行动的结果是，阿富汗的平民在轰炸中成了难民，但却没有找到本·拉丹的踪影，这一点与小布什总统在开战之前所说的声张正义之间是存在很大距离的。
当代社会中恐怖主义的活动是跨地域的，恐怖行动也需要以一定的地域为依托，但是，在没有找到国家对恐怖活动提供支持的确切证据之前，对一个国家直接采取军事行动作为反对恐怖主义的手段是正义的行动吗？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赖克认为，“只有消除恐怖主义的根源才能根除恐怖主义”，言下之意是发动战争是不能解决恐怖主义的根本问题的。让·鲍德里亚在分析恐怖主义的原因时认为，是体系本身提供了暴行发生的条件，“当整个国际局势为一种全球势力垄断，当纷繁复杂的一切国际事务被一种意识形态的霸权和技术化的机械手段所操纵时，除了通过恐怖主义的颠覆手段，还有什么办法能使局势得以逆转呢？”迈克尔·沃尔泽则明确指出，恐怖袭击“至少是对美国权力的怨恨，以及对指导其实践的价值观的痛恨”，他认为，反对恐怖主义是没有明确的战场的，人们应该考虑其他三种事情：一是在国家边界上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工作；二是开展讨论、谴责和拒绝恐怖主义的意识形态运动；三是严肃、持续的外交努力，而不是发动战争。他还认为，如果反恐战争是为正义而战的，那就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必须找出那些实际参与组织或执行恐怖主义行动的合法目标；二是必须能够在打击这些目标时不伤及无辜平民。显然，美国在阿富汗的反恐实践并没有能满足沃尔泽所说的这些正义的条件。
2003年3月20日，美、英以解除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结束萨达姆独裁统治作为声张正义的理由，开始了被美国称为“伊拉克自由行动”的武装干涉。美军认为他们在战争中未采用过去那种歼灭敌人的战略，而是集中兵力打击伊拉克领导层及其权力支持系统（主要指共和国卫队），使平民伤亡减少到了最低限度，美英两国由此而认为军事行动是必要而合理的，是能够体现正义的。对伊拉克战争而言，除了在没有法律依据的前提下采取此次行动从而使得行动不具备充分的正义性之外，军事行动的过程和结局在正义性问题上也是颇有争议的。美军仅用三个星期的时间就结束了萨达姆长达24年的统治，最终也活捉了萨达姆，但是萨达姆统治的终结并没有使伊拉克人民获得真正的民主和自由，伊拉克的政局和整个社会尚处于一片混乱之中。美军至今未能在伊拉克找到任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未能获取伊拉克曾经或正在研制和生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相关证据，同时，美军至今也无法证实伊拉克与“基地”组织有联系。而在另一方面，大面积的轰炸造成了许多伊拉克平民流离失所，而且，美军对于伊拉克战俘惨无人道的虐待以及由此而给战俘造成的巨大精神创伤却已是不争的事实。无论从哪一方面看，美英都无法为其所发起的伊拉克战争找到正义与合法的支撑。
从北约对于科索沃的军事干涉到美国在阿富汗的反恐行动以及美英对伊拉克的打击中，干涉者均以凿凿之词列举自身的行动是为了维护和推行正义，然而正义究竟应该从主观宣称还是客观事实中的哪一方获得其本意呢？正义在同一个政治或文化共同体内比较容易获得一致的理解，那么当超越这一共同体的界限之后，正义的含义又该如何界定呢？人们都不会怀疑可以从合法性中推导出正义，但合法性在国际法原则和国内法原则上是不是存在区别呢？而当两者不相一致时究竟孰高孰低，或者何者更具有优先的意义呢？这些问题几乎无法找到确切的回答，这种情况的存在，既给界定正义带来很多不确定的因素，也使人们宣称的正义出现多样性与含糊性。
从本质上讲，正义并没有确切或一致的标准，相反，正义的标准在多数情况下是显得朴素而模糊的。不管是康德指出的“凡是关系到别人权利的行为而其准则与公共性不能一致的都是不正义的”，罗尔斯所说“战争的目标是一种正义的和平，因此所使用的手段不应该破坏和平的可能性……战争行为理应受到限制并适应于这个目标”，还是威廉·德葛文“只有以保卫我们自己的自由和保卫别人自由为缘由的战争才是正义”的观点，可以说，所谓“正义的理由”在理论上并没有具体可衡量的价值尺度和内容；那些所谓“大规模”或“极其严重”对人权的侵犯，数量和级别的标准是什么，由谁来制定，都没有具体的答案；正义究竟是一国定义下的正义还是全球社会普遍的正义，这些问题都是军事干涉在面对正义时所出现的困境。本章一开始所提到的按照先哲们提出的为了反侵略、为了争取自由、为了促进社会进步等因素来衡量，可供区分的界限也是不分明的。如果从侵略与反侵略的角度上认识正义，那么多数情况下，人们是能够给侵略与被侵略划分界线的，但是还存在着被侵略之后反侵略的情形，而对于反侵略的度则缺乏统一的认识和规定性，特别是在保卫自己的利益时如何把握好尺度，以及在不因保卫自身利益而侵犯别人利益的问题上历来就不曾有过一致的认识。如果是建立在政权所体现的民主自由的角度上去看待正义，那么民主和自由的含义则更为复杂，不同的民族和国家之间对于民主与自由的认定标准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社会进步的标准在经济领域尚有量的统一规定性，而在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中世界各国之间基本上不存在一致的明确标准，在不同的理论体系以及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对此的理解都会有所不同。
正如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当米洛斯人申辩自己是为自由而战时，雅典人的回答是“强者做自己能够做的事情，而弱者则接受自己必须接受的事情”那样，合理性、正义性存在于人们的认识之中，更多时候正义来自于人们的认同感，其标准的主观性往往大于客观性，在国际关系层面，正义常常表现为遵守国际社会中人为认同的规则、履行人为认定的责任。当然，同样还存在的一个层面的问题是，一旦国际社会形成了某些既定的规则和准则，那就需要所有成员共同的遵守和履行。也就是说，如果以“人道主义干涉”来描述和命名一些具体的军事干涉实践的话，需要存在对人道主义的公共认同，而在这一公共认同尚未出现之前，这一描述所能获取的认同感和接受度是有限的，况且，从本质上讲，“人道主义干涉”的目的是制止人道灾难的出现，而人道灾难除了因自然灾害、种族清洗和迫害所引起的人员伤亡之外，所谓“正义”的军事干涉行动之后造成的平民丧生和无家可归的灾难也应在其本义之中。法律、道德上的规则与观念通常能促成和限制人们的行为，因此，从这两方面来看，“正义”既可以牵制军事行动的发生，也使军事行动具备可行性；“正义”既存在事实判断的一面，但又更是一种价值判断。对冷战后军事干涉实践的考察表明，如果仅以“正义”作为军事干涉的依据，那么军事行动的缺陷是明显的，如果在此基础上评估军事干涉的法律和伦理地位的话，那么军事干涉所具备的合法性与合理性都是不充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