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学艺
包产到户以后怎么办？它是不是权宜之计？1980年9、10月份，我和同事王小强一起到甘肃定西、陇西等地做调查，发现这些地方很穷，实行包产到户后，效果非常显著。经过40多天的调查后，我们终于得出一个结论，包产到户不是权宜之计，而是能够走出一条新路来的。10月份，我们写了一篇《包产到户的由来和今后的发展》的文章，该文认为，包产到户不仅是解决农民温饱的临时措施，而且很可能成为中国农业现代化的一个起点。同时提出未来农村发展的四个阶段：包产到户、兼业户、专业户、再联合，初步形成了农村发展的一条新思路。文章经****同志审阅后，在甘肃省委的内部刊物（指****甘肃省委办公厅、****甘肃省委调查研究室编的党内刊物《工作研究》——编著者注）上发表。此时，中央会议也已结束，发出75号文件，指出发达地区实行专业承包，中等地区实行联产到劳，落后地区采用实行包产到户。这是我在农业问题上的又一次突破。
——摘自1998年12月20日《中国青年报》陆学艺《我是怎样寻找农民的真理的》一文，题目系编著者加
1980年8月，我和王小强同志到甘肃省农村调查，那时甘肃已有多个包产到户的试点，我们作了考察，并写出了《包产到户的由来和今后的发展》，提出了包产到户今后不必再回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老路，而可以通过包产到户—兼业户——专业户——新的联合形式，走出一条新路来。在当时有不少同志认为包产到户只是权宜之计。这是一种新的主张，文章在《未定稿》上发表后，受到杜润生等同志的支持，但也遭到不少人的非议。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后来改称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2年就在全国实行，农村生产力获得了解放，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农村的经济基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要求上层建筑也要有与之相应的变革，要求县和乡的政治经济体制作相应的改革。考虑到这种新发展的需要，我和院科研局的同志开始酝酿要搞县级政治体制改革的试点，这个想法得到了院长马洪同志和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杜润生主任的支持。1983年10月组成了研究小组，到山东陵县开展县级体制综合改革的调查研究，我担任农村发展研究小组组长，兼任县委副书记。
——摘自2005年5月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陆学艺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