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说的是不幸福的人，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幸福的人，这是一件较为轻松的事情。从我与友人们的闲聊，或其著作中，我同他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现代社会中，幸福是不可能的。然而我却发现，内省、到国外旅行以及和我的花匠聊天等，往往会将这一观点驱赶得无影无踪。在前面我已论述了我的那些文学界朋友的不幸福之处，在这里我想回顾一下，在我的生命途中，我所遇到的那些幸福的人们。
虽说有中间的层次，但幸福大体可分成两类。我说的这两类，也可以被称作现实的和幻想的，或肉体的和精神的，或情感的和理智的。当然，名称的选择要视被证明的论点而定。而眼下，我却不想证明什么论点，我只想进行描述。
也许区别这两类幸福的最简单的方法是：一类幸福是对所有人都敞开胸怀，而另一类幸福则对能读会写的人表示亲切。
当我还是个小孩时，我认识一个掘井的人，他好幸福！这个人身材高得出奇，肌肉发达，他既不会读又不会写。当他在1885年得到一张国会选票时，他才有生以来头一回知道存在着这么一个机构。他的幸福并不是源自知识，也不是基于对自然法则、物种完善、公共设施公有权。19世纪40年代基督教新教派之一的安息日会认为的最后胜利，或知识分子认为人生享受所必不可少的所有信条，而是基于身躯的活力，足够的劳动和对石块这类并非难以逾越的障碍的征服。
我那位花匠的幸福则是同一类的，他长年和野兔作战，他说起那些小动物，就像伦敦警察厅提及不安定分子一样：把他们描绘成行事诡秘、心怀叵测、凶恶残忍，只有同样伶利狡猾的对手才能和他们做一较量。犹如那些聚集在神话传说中凡尔哈拉大厅里的英雄们，他们每天都在追杀着一头能暮死朝生的野猪，我的花匠也能逐杀其死敌，而并不担忧第二天那死敌会毫无影踪。那花匠虽说已70好几了，可他整天不歇手脚。为了干活，他还得走上16里的山路，但欢乐之泉却是享用不尽的，那源头恰恰来自“那些兔崽子们”。
你会说，像我们这样知书达礼的人，享受不到这类单纯的欢乐，如果我们对兔子这般弱小的动物发动战争，我们能体验到什么欢乐呢？照我看来，这一说法实在肤浅。一只兔子要比黄热病杆菌大得多，然而，一个拥有知识的人却会从与后者的搏斗中获得乐趣。就情感内容而言，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所得到的快乐，与我的花匠所体验到的是完全相同的，教育所造成的差异仅仅在于产生这种种快乐的活动形式不同而已。
成功的快乐需要一些困难相伴随，使成功最初看来是没有把握的，虽然最终大多是成功了。这或许就是为何不过高评价自己的能力，便是幸福之源的一大原因。低估自身者常常为成功而感到意外，而高估自身者则往往对失败而觉得惊讶。前者的意外令人欢畅，后者的惊讶使人忧伤。因而明智的做法是既不无端地自负，也不自卑得连进取心都没有。
在受过高等教育的层次中，现今最幸福的人是科学家。其杰出者，感情纯洁，他们从工作中获得极大的满足，这样他们也能从饮食、甚至婚姻中获得快乐。艺术家们和文学家们将其婚姻生活中的愁眉苦脸看做是礼仪上的必要，而科学家则往往能尽享这古老的天伦之乐，其原因在于：他们智力的较高部分完全被其工作所占用，主人不许这部分智力涉足它们并不擅长的领域。
在现代世界上，科学是进步和力量的标志，因而其重要性既不为科学家、也不为普通人所怀疑，所以，在工作中，科学家是幸福的。由于较为纯洁的情感容易得到满足，科学家便不需要复杂的情感。复杂的情感犹如河水中的泡沫，平缓流动的河水遇上障碍便产生了泡沫。只要生机勃勃的水流没有受阻，那么它便不会掀起小小的浪花，粗心的人则会对其蕴藏的力量视而不见了。
科学家的生活具备了幸福的一切条件：他有一项能充分展示其能力的活动，他所取得的成就，不仅对自己，而且对大众都是非同小可的。在这方面，他比艺术家要幸运得多。当大众不理解一幅画或一首诗时，他们便说这幅画如何糟糕，或这首诗如何蹩脚；当他们不理解相对论时，他们便说自己受的教育有欠缺。
结果便是：爱因斯坦万人敬仰，而丹青能手却在阁楼中饥肠辘辘。爱因斯坦是幸福的，而画家们却是不幸福的。
以一贯的我行我素来抗衡大众的怀疑态度，在这种生活中，很少有人是真正幸福的，除非他们能把自己关在一个排外的小圈子里，忘却外面冰凉的世界。而科学家则不需要小圈子，因为除了同事，大家都器重他。相反，艺术家则处于要么选择被人瞧不起，要么选择做卑鄙者的痛苦不堪的境遇之中。如果这位艺术家具有一流的才华，那么他必定会招致非此即彼的厄运；如果他施展了自己的才华，便会有前者的结局；如果他藏而不露，便会有后者的下场。当然事情并不总是这样的，也有过这样的时代，优秀的艺术家们，甚至在他们年纪轻轻时，便为人们所尊重。
16世纪意大利教皇朱利阿斯二世虽说可能亏待了米开朗基罗，但他从不认为米开朗基罗不会作书。现代百万富翁，他可以给江郎才尽的老年艺术家抛掷万贯钱财，但他决不会认为，艺术家们所从事的活动，与他的一样重要。也许这些情况与下述的事实有点关联，即：一般而言，艺术家比科学家要不幸福些。
我以为必须承认的是，在西方国家，绝大多数富有才气的年轻人，往往是因为没有足够的、使其出众的才能得以充分展现的工作而感到不幸福。而在东方国家，情形便两样了。眼下，世界其他地方的青年大概总不如苏联的知识青年们那么幸福。苏联的青年们有一个崭新的世界要去建立，与之相应的，他们有热烈的信仰。老朽们或被处死了；或被饿死了；或被放逐了；或被清除了。这样，他们便不能迫使青年们要么作恶多端，要么无所事事，二者必居其一，就像在所有的西方国家里一样。
对有教养的西方人来说，年轻苏联人的信仰或许是无情的，可对这信仰人们又能提出什么异议呢？他们的确在创建一个新世界，一个符合其意愿的新世界，这世界一旦建成，它几乎毫无疑问将使普通的苏联人比起革命前来要幸福得多。它或许不是有文化的西方知识分子所乐于居住的世界，但那些有文化的西方知识分子并不非得去那里生活。因而，从任一实际角度来判断，年轻苏联人的信仰是有理的，除了基于理论的种种批评之外，对这一信仰进行的谴责，说它惨无人道，实在没有任何理由。
在印度、中国和日本，外部的政治因素侵扰了年轻的知识分子的幸福，但不存在像西方国家那样的内部障碍。对青年人来说，存在着具有重大意义的活动，而且只要这些活动取得成功，那么青年人便感到幸福。他们觉得自己在国家的民族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有着日夜追求的目标——虽说困难重重，但终究会实现。
而西方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表现出来的玩世不恭，是安逸和软弱相结合的产物。软弱使人感到一切忙碌都是不值得的，安逸则使这一痛苦的感受变得可以容忍。在整个东方，大学生能期望对大众舆论有更多的影响，但在现代西方，他却不能做到这一点。不过，东方大学生发财赚大钱的机会比西方大学生要少得多。正因为既不软弱又不安逸，他才成为一个改革家或革命者，而不是一个玩世不恭者。改革家或革命者的幸福来源于大众事业，但即使在将要被处死的关头，他或许比那些安逸的玩世不恭者享有更多的真正的幸福。
我记得有一个年轻的中国人，他来我校做客，并打算回去在反动势力的区域内建立一所同样的学校，他想，结果将会是他脑袋落地，然而他却是那般恬静与幸福，我只能暗自羡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