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对于宗教发展史的鸟瞰，可以指出现代着重培养个人的教育上的成分，大部分是传统的产物，且渐渐将被公民教育所代替。良好的公民教育，固能保存个人教育上最优良的成分。不过假若公民教育目光短浅，必导致阻碍个人的发展，强迫个人成为政府利用的工具。所以公民教育的理想，假若目光偏狭，其中必定还有危险的存在，这是不可不注意的。制定国家教育制度的人，假若对于良好公民的理想，持一种偏狭的看法，必导致使受教育的人堕落。只有受过博大的个人教育的人，才能知道哪种个人教育对于公民有所助益。不幸今日这类人渐被淘汰，而代以仅有办事才能的人，甚或代以贪图报酬的政治家。
以培养良好公民为目的的教育，有两种极不同的形式，或是谋拥护现有的制度，或是谋推翻现有的制度。我们可以说现代教育之中，国家占有重要位置，所以现代教育的目的，差不多都在拥护现状，然而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因为宗教及中等阶级的影响，致使只要是社会党有势力的地方，教育的大部分仍然是反动的。在法国革命以前及俄国革命以前，教育虽未普及，大体上也是反政府的。美国现在较落后的地方，也有相似的趋势。国立大学所教的学说，乃是那些纳税人所厌憎的。农民们自然以为担负费用的人，应该吹奏出调子来，但他们既不会了解吹奏者，又不知道他所吹奏的调子是什么，所以他们觉得这件事稍有点为难。不过纵然有这些例外，我们仍可以说，近代的教育是要成为一种反动的势力，对于保守的政府则拥护，政府进步时，则反对。更不幸的是现在学校及大学中所着重的公民教育，其成分并不是最好的，而是最坏的。提倡最多的，乃是那种稍具军事性质的爱国主义，也就是说，仅顾某一地方的人的生活，而反对其他各地的人的生活，且愿意用武力来增加某一地方的人的利益。在国内，普通的公民教育，都在维持传统的公民不公平。例如当工人总罢工的时候，大多数小资产阶级的青年人的行为都是一种骗子的行为，可是他们仍以为他们是爱国的。他们之中，差不多无人受过合理的教育，能对罢工者略表同情。只要有不公平的事实存在，就会请求立法和立宪的理想来维持。现在世界各国，教育家仿佛生来就是怯懦的，不论在他们的收入上或势利行为上，都是有钱人的附和者。因为这两种原因，所以他们的教学，都把法律和宪法看得过分重要，殊不知这两种东西，历来施用的结果，导致现在受了麻醉无法发展。因为要反抗这种过分的重视，所以那些图谋世界根本改造的人，便不得不革命，但革命者对于社会责任所持的概念，也容易和主持法律秩序者的思想一样狭隘，最后终归是危险的。
不过也有几方面，改革论者所施的教育，似乎较现状论者所施的教育要好一些。动物的习惯，就足以使一个人喜欢依旧行事，如使一匹马喜欢走向常走的路上。保守主义，绝不需要高等的心理作用。可是改革论者则不然，他必得具备相当的想像力，才能对于现存事物作一种不同的看法。要能根据价值的立足点，批评现状，因为他不能不知道现状也有主张维持者，所以他不得不知道一个健全的人至少可以有两种观点。再则，他对于现状暴虐下的牺牲者，不能不表示同情，也不必造出种种理由，来证明那些容易防止的灾害不应该防止。所以同情与智慧，在不满意现状的教育之下所受的压制，较在维持现状的教育之下比较少一些。
不过此点也有相当限制。对于现状的不满，可以发生于两种不同的原因：或由于对不幸者表示同情；或由于对幸者表示怨恨。若发生于后者，则其同情亦属有限，和保守主义者一般无二。可是正统论这种东西，不论是什么主张，总是智慧的坟墓。而在这一点上，改革者的正统论，并不见得胜于反动者的正统论。
个人教育与偏狭的公民教育最重要的一种冲突，是在对于可疑问题的科学态度方面。科学已经造成了一种技术，实是一种发现技术，即改变的技术，泛言之，大凡有科学结构的心，都容易做发现的工作，绝不使人坚决相信当时科学的教义。可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却无发现的能力，因为他尊敬比他年长，比他更好的人。他敬重过去时代的伟大人物，畏惧一切叛逆的学说。所以近代国家若要建立于科学之上，实在是不容易的。
所以我们这个时代是冲突的。一方面，科学即是权力的源泉，尤其是政府权威的源泉。科学进步，又全赖科学家的心理有一种无政府的状态。科学状态的精神，即不是怀疑的，也不是武断的。怀疑论者承认真理不可发现；武断论者则承认真理已经发现；科学家，则承认不论他所研究的事件是什么，真理虽未发现，然而终可发现。但即使说真理可以发现，也只是说，真正的科学家并不就毅然置信，因为他不承认他的发现就是最后的、绝对的，不过是一种近似的东西，仍待将来的修正。最终缺少的。即是科学精神的精髓。所以科学家的信仰都是尝试的、非武断的。但这些信仰，若是他自己研究所得，则是个人的，而非社会的。即是说，这些信仰，是靠他自己由观察和推论所确定的事实，并不靠社会认为良好公民所必须置信的。科学精神与国家对科学的应用问题之间的这种冲突，常常易使科学的进步陷于停滞，因为科学的技术将逐渐用以灌输正统理论及轻信态度。即无此种现象，则对于科学有相当才能的儿童，不应常加以公民的训练，而特别准其思想。
整个的真理概念，是否无法和寻常的公民理想调和，自然也可以如实验主义者所说，传统的真理概念并无实效。所谓真理，不过是方便人们相信的东西。若如此说，则真理便可由条例规走。如汉特觉得相信利真特皇子肥胖很不方便，因为这种意见会使他坐牢，所以利真特皇子便是瘦小的。在这类情形中，即不易承认实验主义者的哲学。我们不能不相信，在利真特皇子肥胖的命题中，有客观的绝对的真理存在。自然，我也可以想出许多辩证来避免这结论。但“肥胖”一词乃是一个相对的名词。例如，我记得有一次，基督学校前任校长和两个现代著名的作家午餐同座说他有一种异常的瘦小感觉。若和得奖的猪比较起来，利真特皇子也是瘦小的。所以若要汉特前说法正确，便不得不说利真特皇子属于男子的1％最肥者，或类似的说法。也可以说：利真特皇子体重对于体高的比例，不超过瘦皇帝的一切男性臣属体比例1％这种说法，自然不无可疑，不过若把1％改为2％，必可十分正确。我们也不能说，这种说法因为便于相信，所以是对的，或说了犯罪，所以是错的。上面所举的例子，是百余年前的事情，不再会引起政治的情感。不过类似的事件，在今日仍为政府所关怀，仍有许多命题为科学态度的人所不能否认，但又为不愿坐牢者所不愿说。现代的一切政府都采用精明的方法来遮盖他们认为不应当的真理，对于传播所谓有害于民众的知识的人，则施以种种惩罚。尤其对于所谓谋乱及****的知识更加仇视。此类例证我也不愿列举。因为我若列举出来，我不啻把自己陷于法律禁止之中，我又何必呢！
由上述理由，可见公民教育是非常危险的。可是拥护社会团结说的教育的议论，势力却颇为不小。
文明生活的愉快全有赖于合作，工业主义的每一增进即需合作的增加。例如中国，除开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外，对于繁荣及高等文化的需要，是非常迫切的。又如拉丁美洲，自从由西班牙及葡萄牙的束缚解放出来以后，因为人民持一种无政府的倾向，所以仍在落后之中。合众国现在所感受的最大危险，是由大多数人民缺乏明确的公民意识。这绝不能说是由于公民教育的失败，反之，美国的全部教育机关，从公立学校乃至大学都已着重公民的训练，教育青年人知道公民的责任。可是纵然有这种教育的努力，通常的美国人，因为传统的开辟精神或因祖籍是欧洲人的缘故，总缺少欧洲其他国家人民所具有的那种本能的社会意识。美国人除非获得了这种意识，不然，全部工业制度必有崩溃的危险。
除开这种现在一切国家教育企图获得的国内团结外，国际的团结也是必要的。因为要世界人民认识了人类是一个合作的单位以后，我们的科学文明才能存在。我以为欲图科学文明存在，最小限度的条件是：应设置一种世界的教育制度，以培养对于世界国家的忠诚态度。这种制度，当然必会在一二世纪之内，培养一些浅薄的人，反对个人的发展。但若我们不愿见世界的混乱和文明的死亡，则代价并不算高。近代社会的经济社会结构，较之过去时代的社会，更为团结坚固。但欲图成功，必使个人的公民意识增加。对于世界国家的忠诚，自然不会引起现代人民对于国家的那种忠诚的最坏特征。但也可以使理智及艺术的冲动，不能充分发展。不过我认为最近将来急切的需要是在明确的世界公民意识的培养。世界真是成为一个经济的、政治的单位后，个人教育才能复兴。不过在那种时代未来到以前，我们的全部文明仍在危险境地之中。就某种观点而言，我以为个人教育，是一种比公民教育更为精细的东西。但由政治方面考察，就其对于时代的需要的关系而论，恐怕公民教育仍要占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