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封信值得详细分析。弗洛伊德的主要研究范围是精神官能症，然而他为什么要写一本叫做“二性体”的书呢？这不是他专攻的范围，却正是弗利斯的研究范围。一向谦虚的弗洛伊德为什么吹嘘起他这本新书是“最后的，也是最深的话呢”？很明显，这和1896年他要求弗利斯帮助找寻“一个稳固的生理学基础”，1900年他忘掉了弗利斯是二性体的发现者一样，都出自同一个原因。无意识间他要占有他朋友的发现：这倒不是因为弗洛伊德需要它，而是因为他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接受性的愿望，希望被喂养照顾。很显然，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弗洛伊德察觉到他同弗利斯的冲突，尤其是作者名份问题。但他用了一个巧妙的办法把他的名份合理化。他先承认那“观念本身是你的，然后他提醒弗利斯，早在他“还是一个面”，因此，弗利斯的发现仅是一个“修正”。但即使用了这个合理化借口，弗洛伊德似乎仍旧觉得难以说服自己，因此他又说不得不诚实地请弗利斯在弗洛伊德的书上签上名字。这并不是用一种询问的口吻说出的，而是，“那么，这就是下一个计划了，我寄望能够圆满地把我们两个在科学的事物上重新联合。”事实上，弗洛伊德根本没有写这本书，因为这跟弗洛伊德的主要思想派路有相当远的距离。他整个这个念头乃是最后的一次努力，想强使弗利斯充任母亲的角色，同时也为最后的决裂做了准备，如果弗利斯不很情愿的接受这个角色，决裂便在旦夕。
此后还有少数几封信。弗利斯显然为了弗洛伊德要写“人的二性体”而批评他。弗洛伊德回答道：“关于二性体，你的回信我不了解。人要想互相了解显然是非常困难的。我的意思只不过是，抑制和神经官能症——因之也就是无意识的独立性——假定了二性体的存在。我的主题只是如此，以此作为我对二性体理论的贡献，此外没有任何企图。”可是，这一番解释显然和他宣布要写一本“人的二性体”时口吻很不一样。
以后的几封信相当公事化，大部分在讨论弗利斯送去给弗洛伊德治疗的几个病人的事。最后两封则详细地叙述弗洛伊德如何受聘为维也纳大学教授的事。历时八年而关系最密切的这段友谊便就此结束。
弗洛伊德的第三个朋友是荣格，但他与荣格的关系不及与布鲁尔和弗利斯那么密切。在这一段的友情中，我们仍旧看到类似的阶段：最先抱着很大的希望，很大的热情，最后是决裂。弗洛伊德跟布鲁尔、弗利斯和荣格的关系有一点是显然不同的。布鲁尔是弗洛伊德的良师，曾经教给他一个有决定性的新观念；弗利斯是他的同辈，荣格则是他的学生。表面上看起来，弗洛伊德对这三种人都有依靠关系似乎矛盾。我们认为他依赖布鲁尔是可能的，依赖弗利斯甚至也是可能的，但老师依赖学生是可能的吗？然而，从动力学的观点来看，三者之间并没有真正的矛盾之处。一个人如果依赖的是一个“父亲人物”，或“及时雨”式的人物，或一个上司，那么这种依赖可以是显然的，而且可以是有意识的。但此外还可以有一种无两方面互相依赖，不同的只是一方面是有意识的，一方面是无意识的。
如果我们把弗洛伊德同荣格开始时的关系看一看，就会明白这种依赖的性质。瑞士有一群心理学家对心理分析产生了积极的兴趣，使弗洛伊德大为高兴。这些人里面包括布劳勒——他是勃格玄里的指导者——和他的第一助理荣格。“弗洛伊德自己这一方面呢，”钟士这样写道，“则不仅因为从那么远处得到支持而大为感激，而且很被荣格这个人所吸引。他不久就决定荣格是他的继承人，有时候会把他称做“我们孩子继承人。”他表示，荣格和格娄斯是追随他的人中惟一有原创心智的人。荣格将要是约书亚，命定要去探测心理学的国土，而弗洛伊德则像摩西一般，只能从远处看那里一眼。”但弗洛伊德对荣格的态度中还有另一个重要的成分。在此以前，弗洛伊德的追随者大部分都是维也纳人，也大部分是犹太人。弗洛伊德认为，心理分析运动要在世界上获得最后的成功，“亚利安人”一定要取得领导权。1908年，弗洛伊德给卡尔·亚伯拉罕的一封信中已经明显地表露了这一点。在信中他责备亚伯拉罕，说他不该跟荣格做不必要的争吵；结束时说：“毕竟，我们的亚利安人同志是我们绝不可少的；否则心理分析学会成为反犹太主义的牺牲品。”
此后两年，弗洛伊德的这个想法越来越明显。1910年在纽伦堡举行“心理分析学会议”时，弗洛伊德（这件事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
察觉到时机有利于[心理分析的]工作建立一个比较宽广的基础，这是维也纳的犹太人所无法提供的；要抓住这个机会，必须说服他的维也纳同事。弗洛伊德听说他们有几个人在史提可旅社开抵制会议，他便跟去参加，向他们提出热烈的请求。他强调周围的敌意，因此需要外表的力量来对抗。接着，他戏剧化地把外套向后面一丢，宣布道：“我的敌人要想看我饿死，他们想把我的外套从我身上剥掉。”
弗洛伊德心里的想法是很清楚的。他不仅惧怕自己饿死，也惧怕他心理分析“运动”饿死，这种心理迫使他把荣格看成解救者。
弗洛伊德想要把荣格完全赢取过来，使他成为他的继承人和运动的领袖。有一个插曲颇能说明弗洛伊德的这个愿望多么强烈。弗洛伊德和荣格与弗兰兹要同去美国；三个人一同吃晚饭，席间弗兰兹同弗洛伊德劝荣格放弃戒酒原则，同他们共进一杯。戒酒原则是荣格和他的老师布劳勒及许多其他瑞士同事共同遵守的原则。喝酒就意谓放弃他对布劳勒的忠诚，而转向弗洛伊德。事实上，这一次态度的转变使荣格与布劳勒之间的关系产生了严重的变化。对这一件饮酒仪式的象征意义，弗洛伊德的感受是多么深刻，可以从他的反应看出来，因为仪式以后他当即晕倒。当然我们会怀疑他这次晕倒是不是由于心理上的原因引起。但在另一次类似的情形下他也晕倒过一次，由此可见并非偶然。那一次是在1912年，弗洛伊德与荣格的关系已经转坏。荣格那时在纽约讲学，从内容里看来，对弗洛伊德的学说和弗洛伊德的人都有反对的态度。再者，荣格原先已跟弗洛伊德讲过，乱伦的愿望不能照字义解释，而当把它看作是其他倾向的象征。1912年9月他们终于在慕尼黑碰面。弗洛伊德责备他不忠，荣格则变得“极端痛恨”，接受所有的批评，答应改过。次日午餐，弗洛伊德“开始责备起荣格和李克林这两个瑞士人，说他们在瑞士的期刊上写文章介绍和解释心理分析学，却没有提他的名字。荣格说，他们觉得无需这样做，因为大家已经都太知道了。”[弗洛伊德]却坚持，而“我记得，”钟士写道，“我认为他有点感情用事。突然，使我们大为惊奇的，他晕倒在地板上，失去知觉。强壮的荣格很快地把他抱起来，放到休息室长沙发上，不久他就复元过来。”弗洛伊德对自己的晕倒反应做过分析，表示他的这些晕倒反应跟他最早的一次有关，那是他一岁七个月的弟弟死时发生的。钟士又加了一段话说：“弗洛伊德曾描述到一种情况，叫做‘因成功而瘫痪的人’，他自己似乎就是一个温和的例子，而他最早的一个实例就是希望他弟弟朱利阿斯死掉的愿望得到了成功。”钟士的这个解释可能是对的，但我们还必须考虑到另一点，那就是弗洛伊德的晕倒可能象征着儿童的无助感，和对母亲人物的依赖。后面这一种解释可以找到更进一步的证据。数年以前，当弗洛伊德在这同一座城市，同一家旅社中，跟他的朋友弗利斯在一起时，他也晕倒过。弗洛伊德在给钟士的一封信中曾对这件事做过描述，他说，“在这事情的根底里有一线顽梗的同性恋感觉。”在荣格面前晕倒和在弗利斯面前晕倒可能是出自同一根源，这是一种深沉的而又无意识的依赖感，而以“心理——生理”的症候表现了出来。
必须在这里说明的是，弗洛伊德自己察觉到这种依赖倾向，这倾向他称之为幻想。他举出了一个例子说，巴黎的黎希特夫妇很喜欢他，而他们没有孩子，这件事曾使他幻想继承他们一部分的财产。另一个类似的例子是弗洛伊德好多年以后说出来的。他说，他幻想到他勒住了一匹狂奔的马，这时从马车上有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走出来，说：“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的生命都是你给我的！我如何报答你？”弗洛伊德对这个幻想的反应很有启发性：
他当时立刻把这个念头压抑下，但多年以后这些念头又从一种奇怪的途径表达出来，而他误以为那是阿尔芳斯·道狄特的小说中的事情。这种事情想起来令人懊恼，因为这时他已渡过艰困，不再需要保护人；他对这种事反感极强。“但使人激恼的是[弗洛伊德写道]，几乎没有任何事情比做一个被保护人的念头更让我厌恶。在我们国家里所看到的这类事情，已经把这种愿望破坏无遗，而我的性格又殊少适于去做一个被保护的孩子。我总是有一个强烈的愿望，想自己做一个强有力的人。”
这是弗洛伊德天真的例子之一；他明明是在抗拒，却又那么认真地说他没有依赖的倾向。而这正是他冲突的所在；他渴望独立；他厌恶做一个被保护者——同时他又想要被保护，被赞美，被照顾——而这个冲突他从未能解决。
现在回头再谈弗洛伊德跟荣格的友谊。这一段友谊的过程跟他同布鲁勒和弗利斯的过程一样。荣格虽然一再表示忠心，他们之间的友情关系和科学观点还是越来越隔阂了，终于在1914年完全破裂。无疑，这对弗洛伊德是个很严重的打击；他又一次依赖了一个人，向这个人披心沥胆，诉说他的忧虑与希望，把他当做心理分析运动前途的保证人，而又一次他不得不破除这个关系。然而，他与荣格的破裂有一点和他与布鲁勒、弗利斯、阿德勒、史提克、兰克和弗兰兹的破裂不一样的地方，因为他与荣格在科学观点上的不同比他跟别人的不同更根本。弗洛伊德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他了解潜意识是为了控制和制服它。荣格却相反，他是属于浪漫的、反理性主义传统的。他不信任理性与智力，却把代表着非理性的潜意识认做是智慧的最深渊源；在他来说；分析治疗法的功用是帮助患者接触到这至深的渊源，而从这种接触中获益处。荣格是以浪漫主义者的赞美态度来看待潜意识，而弗洛伊德则是用理性主义者的批评态度。他们两个人可以暂时相会，然后沿着不同的方向分别前进；他们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
弗洛伊德跟阿德勒、兰克和弗兰兹的关系也经历了相似的阶段，先是热烈的友谊，信赖、依赖然后迟早转变成猜疑与厌恨。这些情况以后我们将会提到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