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话对我们很有启发性。希姆莱想强调自己有坚强的意志，以此来否定自己的恐惧、孤独与依赖。不管有女孩还是没有女孩，他都要远离德国，由这样的说法，他想让自己相信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妈妈儿”。但事实上他的行为却像一个6岁的孩子，从妈妈身边跑开，只为了到另一个墙角等她来找自己。想想看，那时他已经20岁，他的整个计划，在各方面的情势下，是不切实际的、浪漫的幻想，而这类幻想正是希姆莱心里没着落时容易投进去的。
当他明白了不可能到俄国去殖民时，他开始学西班牙语，想要到南美洲去做农民。后来他又想去秘鲁，俄国的乔治亚和土耳其，但所有这些都只是白日梦。在这段时期，希姆莱实际无路可走。他也做不成军官。他甚至连在德国当农夫的钱也没有，更谈不上到南美洲去了。他所缺乏的不仅是钱，而且是创造力，耐力和独立性。他那时的境况就像很多去做纳粹的人一样，不论在社会上还是在职业上，都走投无路，可是又野心勃勃，热衷于出人头地。
他想到达某个目标而不可能，也可能想去一个遥远的没有人认识的地方，却又做不到；这些都使他不如意，而他在慕尼黑当学生的经验一定更加强了他的不如意感。在慕尼黑他参加了同学会，做种种事情使自己受人欢迎。他去看望生病的会员，不论到哪里，他都会把会员和毕业生挖出来。可是会员们老是不很喜欢他，他为此困恼，有些会员对他公开表示不信任。他的顽固的想法，他的喜欢组织他人，和喋喋不休，使他更加不受人喜欢，当他竞选同学会委员时，尝到了败绩。他对女孩子永远不越过小心翼翼的、僵固的地步，他“在自己与异性之间总保持这么远的距离，以至于他的贞洁极少有机会受到威胁”。
就业机会越无望，他越受到极端右翼观念所吸引。他阅读反犹太的文章；1923年德国外交部长拉铁诺被谋杀的时候，他很高兴，管拉铁诺叫“无赖”。他加入了一个有些秘密性的极端右翼组织“自由之路”，结识了厄斯特·洛姆——一个希特勒运动中的积极活动分子。虽然他对极端右翼有了这新的接触与同情，却仍旧小心翼翼，不肯完全投入他们的行列，留在慕尼黑，继续他惯常的生活。“尽管他有政治机巧，尽管他为了自己和自己前途感到折磨，他的许多老习惯——包括进教堂，社交拜会，同学会舞会，和把大包的脏衣服寄给英格斯塔特（他母亲）——仍旧照常维持下去。”有一个老师的哥哥给他找到了一个职业，解除了他职业上的恐慌。这是一个氮肥工厂中的技术助手的位置，他的工作是做肥料研究。奇怪的是这个工作却直接把他带人政治活动的领域。他的工厂是在慕尼黑北方的席莱斯汉，凑巧新的反政府军事组织——“花束”的总部在这个地方。他几乎无法不被这个活动的轴心所吸引，又经过了许多的犹豫后，终于加入了希勒特的“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这是更积极的战斗右翼组织。要把德国和巴伐利亚这段时期发生的事情做一番叙述，是我们无法在这里做到的。简言之，巴伐利亚政府妄想借右翼组织的劳力，反对柏林的帝国政府，结果不成。同时，希姆莱辞去席莱斯汉的工作，加入一个军事单位，这是一个取代国防部军队的单位。可是他参加的这个军事单位被国防部解散了，因为在这种单位里有太多人想参加反柏林政府的行动；因此，希姆莱的新军事职业只延续了7个星期。可是这段时期他却同洛姆更接近，在慕尼黑暴动那一天，洛姆带着一队人，去围攻国防部，走在他旁边，擎着老帝国战旗的竟是希姆莱。洛姆的人围住了国防部，却又被巴伐利亚的警察围住。希特勒想来援救洛姆，可是在他向元帅府进军的时候受到阻挡。洛姆的团体的领袖们都被捕入狱，希姆莱和其他的人则放下武器，混做警察一帮，回家了事。
希姆莱这时虽然因为扛了旗子而觉得骄傲，可是又恐惧被捕，同时又因为政府没有把他看在眼里而失望。凡是可能让他被捕的事，他一概不敢做，比如说，他就不敢参加非法组织的工作。可是他却吹夸说：“作为一个朋友，尤其是一个人民运动的忠贞分子，我永远都不会逃避危险；为这个运动，为我们互相之间的关系，我们每个人都有义务去坚定奋斗。”结果他参加人民运动，另一方面又想谋求职业，又幻想着在土耳其得到一个好位置。他甚至写信给苏联大使馆，询问有没有机会去乌克兰——在这个狂热反共的人来说，这真是非常奇怪的举动。在这段时期他的反犹太主义越来越邪恶，而且和性纠缠在一起，这可能跟他一直对性念念不忘有关。凡是他遇到的女孩，他都会猜疑她们的贞德，而且凡是性爱的书籍，只要能够找得到，便狼吞虎咽。1924年，他拜访老朋友们，在他们的图书室里发现了席莱克鲁的“穿教士袍的虐待者”，这是德国1904年下令禁止的书。他在一天之内把它看完。一般来说，他给我们的印象是一个受禁诫的、惊怕的年轻人，没有跟女人接近的能力。
他的前途问题最后终于获得解决。格里高·斯特拉塞——国家社会主义自由热情运动的领袖，也是这个运动在下巴伐利亚的支部长——让他来做秘书和一般助理。他立即答应。到兰舒特去，同斯特拉塞一同在党内升迁。斯特拉塞所代表的观念跟希特勒的观念十分不同。他强调纳粹计划中的社会革命部分。他是这个极端派别的领袖，这个派别另外两个领袖是他的兄弟奥图，和约瑟夫·高伯尔斯。他们想推动希特勒，改变他的上层阶级路线，他们相信党应该“推行社会革命的福音，反犹太主义只能作为一点调味品”。但希特勒不肯改变他的路线。高伯尔斯看出来谁是强者，便放弃了自己的看法，追随了希特勒。斯特拉塞脱离纳粹党，洛姆救世军的首领，也是更彻底的革命观念的代表——则由希特勒下令谋杀，而实际上是死在希姆莱属下的禁卫军手上。洛姆和其他救世军首领的死，是希姆莱攀登顶峰的开始，也是他攀登顶峰的条件。
司是1925—1926年，国社党还是一个小党，威玛共和国似乎也比以前稳定，于是希姆莱显然又疑虑起来。他已失去了原先的朋友们，“甚至他父母都明白表示不但不赞成他在党内方面的工作，而且把他看做传统故事里的浪子。”他的薪俸很少，因此不得不常常借钱。无怪他原来的念头又盘据住他，想要弄得一个农场管理员的位置，他又幻想着移民到土耳其。然而他却仍旧留在党的职位上，并不是因为他忠于党的理想，而是因为他想谋工作的企图全部没有结果。没有多久，事情好转。格里高·斯特拉塞在1926年擢升为纳粹党的帝国宣传领袖，希姆莱被提升为他的副手。
仅仅3年以后，希姆莱便在指挥300名禁卫军，1933年，禁卫军扩充到5万。
在希姆莱传里，史密斯说：“让我们深深感到困惑的不是禁卫军的组织，也不是希姆莱最后竟变成了帝国的警察首长，而是他对千百万人的残害与毁灭。从希姆莱的童年与青年时期，我们找不到这些问题的直接答案。”我不认为史密斯的这种说法是对的，我要证实出，希姆莱的虐待症深深地扎根在他的性格结构中，在他有机会施展它，使他在历史上留下嗜血魔王的恶名前，早就存在了。
我们必须记住，广义的虐待症是这么一种激情：想对他人做绝对的和无限制的控制。使人产生身体上的痛苦，只是这种全能欲的表现之一。我们也必须记住，被虐待性的屈服并不是虐待症的对立者，而是共生体系的一部分，在这种共生体系中既有完全的控制欲，又有完全的屈服欲，这两者只是基本无能的不同表现而已，而这基本的无能是生命至深处的无能。
希姆莱以恶意责备他人为乐，最早的例子之一是在战时发生的一件事，那时他16岁。一些在巴伐利亚度假的萨克逊人，在巴伐利亚囤积了一些粮食，把它送回家去，因为他们家乡那里很难买到粮食。报纸开始攻击他们，而史密斯相信，希姆莱对他们所购买的东西知道得那么清楚，“使我们很确定的猜想到，他参与了这件事的揭发”。1919年，希姆莱写的一首短诗，表现出他残酷的癖性：
法国人，法国人，切切小心，
我们绝不原谅你们。
我们的子弹要到处飞舞，
叫你们慌乱恐怖，
我们将为所欲为，毛骨悚然。
弗洛姆行为研究讲稿
21岁以后，他找到了一些新朋友，新的父亲偶像，开始觉得比较独立一些，于是对他的父亲和哥哥显露出屈尊就驾的态度。对他父亲，他的说教固然还出以合宜的形式，对他哥哥吉哈德的说教却越来越邪恶。
为追踪希姆莱的虐待症的发展，我们必须了解他同吉哈德的关系所代表的意义。
吉哈德跟亨利克正好相反；他平易近人，受人欢迎，不惊怕，对女孩子有吸引力。当他们年纪比较小的时候，亨利克似乎羡慕吉哈德，可是当吉哈德在很多方面成功，而亨利克在这些方面都不成功时，他的羡慕就变成了妒忌。吉哈德从军参战，因战功升级，得到第一等铁十字勋章。他跟一个迷人的女孩子恋爱，订了婚，而他的弟弟既没有荣誉又没有爱情，又拙笨、薄弱而不受人欢迎。亨利克把对吉哈德的忠心转向表兄鲁德威克，这个人也有很多理由妒忌吉哈德。一开始，他只是苛刻地批评吉哈德，说他缺乏格律，没有目标，不够英雄，粗心大意——事实上，他批评哥哥的地方，正是他自己的缺点，而这可说是批评人时所犯的通病。但是当吉哈德追求波拉成功之后，这位未来的警察部长却展开了全面攻势。波拉是他们一位远亲表妹，显然是一位迷人的女孩，可是她不符合亨利克的想法。亨利克的想法中，女人应该是羞怯的、躲躲藏藏的、贞洁的；不幸的是波拉与吉哈德之间有一点麻烦，就是波拉以前可能有之的“轻率”。吉哈德写信给亨利克，请求他到波拉家去，为他们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一个不寻常的请求，它告诉我们，亨利克在家庭中已经凌驾了他的哥哥，而且很可能说服了他的父母，共同对待他哥哥。亨利克去看波拉，事情怎样进行，我们不知道，但几个星期以后，他给她的一封信，却告诉了我们，他欺压人的性格，这是在波拉向他做了四项忠贞的保证之后，他写给她的：
我很愿意相信你会维持这4件事，尤其是当吉哈德亲自继续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但这还不够。一个男人必须从他新妇那里得到确定性，确保即使几年不在她身边，几年不见，很久的时期已无音讯，她没有一句话，一个眼神，一个吻，一个姿态，一个念头是对他不忠的……你有一个考验，是你应当而且必须能够抗得住的，可是你却无耻的没有抗住……如果要你俩的结合对你俩是快乐的，对民族是健康的——民族的健康必须以健康的、道德的家庭为基础——你必用野蛮的力量来控制自己。由于你对自己的把握不够强，不够坚定，由于你只约略地控制自己，又由于我所说过的，你未来的丈夫对你太好，而且对人不够了解，又由于这段时期不允许他做更多的了解，必须另外有人来做这件事。由于你们两人都为这事来找我商量，我被拖进来，我就觉得我必须做这件事。
此后7个月，亨利克避免直接干预，一直到1924年，他得到一些消息——正确与否，我们不知——波拉又犯了“轻率”行为。这次他甚至没有告诉他哥哥，却直接告诉他父母，想说服他们，为了家庭的名誉，必须解除婚约。他母亲投降了，含泪答应，最后他终于也说服了他父亲；只有到了这时候，他才跟吉哈德摊牌。“当吉哈德答应结束婚约时，亨利克感到胜利，同时却由于他哥哥缺乏抗拒力而轻视他。他说，就好像‘吉哈德没有灵魂似的’”。这一个24岁的青年，打败了他的父亲，他的母亲和哥哥，使自己变成家庭中实际的独裁者。
解除婚约使希姆莱一家人觉得非常不对劲，尤其因为波拉家和他们家是远亲。然而不论什么时候，只要他父母或吉哈德有一点不愿彻底解决的表示，亨利克就施更大的压力。他拜访朋友们，解释为什么婚约必须解除，而在解释的过程中，把那女孩的名誉撕得粉碎。当波拉写信来的时候，他的反应是强调必须‘牢牢站稳脚跟，不让自己被疑虑吓阻’。到了这个阶段，他对哥哥和父母的控制欲已经呈露纯粹邪恶的虐待症特征了。他要摧毁那女孩的名誉，为了更进一步侮辱父母、吉哈德和女孩的家庭，他坚持所有交换过的礼物都要退回。父亲希望即使解除婚约也得两方同意，可是这个希望被亨利克否决，他的强硬路线得到胜利，他终于把所有妥协的可能性都否决了。希姆莱获得完全胜利，而使每个人都变得彻底不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