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到禅与心理分析的关系时，人们讨论到两个体系；这两个体系，都各有一种关于人性的学理及将人导向康乐之境的实践方法；它们分别表述了东西两方的思想特色。禅是由印度人的理性与抽象思考，加上中国人的具体与实际混合而成。正如禅是地道的东方产物一样，心理分析纯然是西方的特产；它是西方人文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后裔，也是19世纪浪漫主义为规避理性主义，寻求神秘势力所生的子孙。再往上溯，则有希腊人的智慧和希伯来人的伦理，作为此种科学治疗术精神上的教父。
然而，尽管心理分析与禅两者所讨论的都是有关人性及其转化的实践方法，但其间的差异之处似乎却大于相似之点。心理分析纯是一种科学方法，其中毫无宗教的意味；而禅则是一种达到“开悟”目的的理论和方法，是西方人或可称为宗教的或神秘的体验。心理分析是用于心理疾患的一种治疗技术；而禅则是获取精神解脱的一种法门。那么，有关心理分析与禅两者之间关系的讨论，除了分析它们之间有着根本无法调和的差异之外，究竟能否获得任何结果呢？
但是，如今心理分析家们对于禅的兴趣日益增加，却是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那么，此种兴趣发生的原因何在？它所表示的意义又是什么呢？本文想作的，便是给这些问题试作一个解答。本文不想给禅学思想作一个系统的介绍，因为这不是我的学识与经验所能办到的事；它也不想给心理作一个充分的分析，因为这并不在本文所要讨论的范围之内。虽然如此，我仍在本文的第一部分，将有关心理分析各方面略作详细的介绍，其间不仅要阐明心理分析与禅两者之间的直接关系，同时还得将由弗洛伊德心理分析所延伸出来的基本概念——我有时称为“人本主义的心理分析”，作一适当的陈述。我希望借助此种方式，将禅的研究对我本人以及对所有心理分析学者，何以有如此重大意义的道理，有所阐释。
在讨论本题之前，我们必须先将西方人在此残酷的历史时期所遭遇的精神危机，以及心理分析在此危机时代的功用，予以考量一番。
如今生活在西方的多数人民，虽未意识到他们正遭逢着西方文化的一个危机（也许尚未觉察），但至少已有一部分带有批判眼光的观察家，共认了此种危机的存在与性质。这是一个被描述为“不适”，“烦恼”，患有“世纪病”的危机：生活了无意趣，行为毫无意识，人与他自身、他的同胞及自然，发生了疏离之感。人类一直追随着理性主义，竟至将理性追到了反理性的地步。自从笛卡儿以来，人类就将思想与感情逐渐分离开来，只认思想为合理——至于感情，则从其本质上认为背理；人主体的“我”分裂成了一种知性，知性成了我自身的本质，而这个本质又如控制自然一般地控制了客体的“我”。以知性控制自然和生产更多的事物，成了人生的终极目标。在此种进程中，人使他自己变成了东西，而使人生变成了财物的附庸，“生活”成了“拥有”的部属。包括希腊和希伯来在内的古代西方文化，将“人的完美”视为人生的目标，而今人所关心的却是“物的极致”及如何制造事物的知识。如今西方人正处于一种类似乖离无能的状态之中，由于不能体验感情而变得不安，抑郁和绝望。尽管在口头上仍然讲述着有关幸福和创造进取的目标，但事实上根本毫无目标可言。如果你问他为何而活，挣扎的目的何在，他将不知所云。尽管有些人会说为了家庭而活，另一些人说是为了“乐儿”而活，还有一些人说是为了赚钱而活。但事实上，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究竟为何而活——除了逃避不安与孤寂之外，别无目的可言。
诚然，今日教友的人数不仅较往日为多，且讨论宗教的著作也大为畅销，而谈论上帝的人更是今胜于昔。但在此种宗教性的表白之下，却隐藏着一种唯物与非宗教的情势，只有视作19世纪由于不安而从俗（遵奉国教）所导致的一种空论反应被人了解，尼采的名言“上帝死了”，为此作了突出的描述。作为一种纯正的宗教态度而言，这是虚妄不实的。
19世纪扬弃有神论的论点，从某一角度去看，确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作为，人类向前跨进了一大步，进入了客观世界。世界不再是宇宙的中心；人类丧失了上帝赋予他驾驭其他造物的中心任务。弗洛伊德以一种新的客观感度将人类的潜在动机作了一番研究之后，发现人类对于全知全能的上帝的信赖，以其无助的生活状况以及借助信仰上帝扮演的父母以克服此种无助的状况而言，是有其根本上的原因的。他看出人类只能自救；伟大教师的教导，父母，朋友，以及爱人的援手，虽可帮助他，但也只能使他敢于接受生活的挑战和全心全力地去予以反应而已。
人放弃了以父样的上帝作为父母援手的幻想，但也抛开了所有伟大人道宗教的纯正目标：克服私我的障碍，达到慈爱、客观、谦逊，和尊重生活的目的，以使人生的目的得以实现，进而进至人类可能进至的境地。这都是西方伟大宗教的目标，跟东方伟大宗教没有两样。但所不同的是，西方宗教有一位用他表白欲求的、高高在上的父样教主，而东方宗教却没有此种概念上的窒碍。道教和佛教都有一种超乎西方宗教的理性和现实主义。它们能够客观如实地观察人生，深知惟有“觉”者可以导引人类，而人类之所以可以接受指引，是因为每一个人的内心都有着醒悟的能力。这正是东方宗教思想——包括道教和佛教，以及此二者所融铸而成的禅宗——对于今日西方人何以具有如此重大意义的原因。禅可以帮助人类为他的存在问题寻得答案；这个答案，与犹太教到基督教传统中所寻得的答案相反，本质上虽然没有多大差异，但它与现代人所得之可贵成就——理性、现实，及独立精神，却并无矛盾冲突之处。东方宗教思想竟较西方宗教思想本身更能与西方的理性思想相合，说来倒是一件不可思议的奇事。
“心理分析”是西方人精神危机的一个特有象征，同时也是一种寻求解决之道的尝试。此种心理分析，在“人本主义”或“存在主义”的心理分析的最近发展中，尤其明显。但在讨论我的“人本主义”概念之前，我想先行指出一点：与一般人所想的大为不同的是，弗洛伊德本人的思想体系，并不仅是一种心理疾患的治疗术，而是超乎“疾病”与“治疗”的概念，关心于人类的“得救”。从表面上看来，弗氏是心理疾病治疗新法的创立者，而这确也是他的兴趣所在和终身努力的主题。但是，我们若作更进一步的观察，便会发现，在此种精神治疗术的概念背后，却另有一种与此全然不同，而甚少为他说明，甚或连他本人也未觉察的趋向。这个掩藏或隐含着的概念，其最初所涉及的问题，并非精神疾患的治疗，而是一种超乎治病概念的东西。这个东西究竟是什么？他所领导的“心理分析运动”的实质为何？他对人类前途的看法怎样？他用以建立此项运动的条件又是什么？
弗氏对于此种问题的解答，可能以下面一句话最为明白：“有意义，便有自我。”他的目标是以理性去驾驭非理性和潜意识的****；在人类的可能范围内，将他从潜意识的势力中解救出来。为了驾驭和控制此等潜意识的势力，人类必须对它们有所认识才行。弗氏的此种目标，是趋向真理的最宜之知；对他而言，此知是人类在这个世上所拥有的惟一指路明灯。这个目标，也是理性主义、启蒙哲学和清教伦理的传统目标。然而，尽管宗教与哲学已以一种“空想”的方式订立了此等自制的目标，但将此等目标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对于潜意识的探测）并指出其实现途径的第一个人，却是弗洛伊德。他所代表的虽是西方理性主义的极则，但他同时也以他的天才，克服了理性主义的虚假和表面看来乐观的诸面，并在19世纪正当浪漫主义以其对于人类非理性的情感面的兴趣与尊重反对理性主义之际，创立了一种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两者相合的综合法。
关于个案治疗方面，弗氏对于哲学与伦理的目标，也较一般人所想的要关心得多。他在“导论”中，曾经提到试用某些神秘方法去诱导人格中的基本转变。他说：“我们必须承认的是，为了加强‘自我’的力量，使它更能不仰赖‘超自我’，并扩大其观察的范围，使它本身能够掌管‘意底’的另一部分起见，心理分析的治疗工作，已经选择了一个类似的目标。有‘意底’，便有‘自我’。这是一种垦殖工作，有如填充。”他又以同样的语气说，心理分析的治疗目的在于“消除人类的神经官能症状、压抑及性格上的变态。”此外，他还以一种超越“治疗”患者的见地透视分析者的任务。他说：“分析者如欲在某些分析情境中担任病家的模范，并在另一些情境中扮演患者导师的话，从某种意义来说，他就非处于一种较高的地位不可。”最后，他说，“我们必须记住的是：分析者与患者的关系是以‘真理之爱’为基础，也就是建立在对事实的认识之上，所以任何种类的伪装和欺骗，均须予以排除。”
弗氏的心理分析概念中，尚有别的一些要素，超越疾病与治疗的传统思想。凡是熟悉东方——特别是禅宗思想的人，都会看出我下面所要述及的因素，与东方人的观念与思想并非毫无关系。此处首先所要述及的一个要素，是弗氏的知识导向转变，理论与实际不可分开，人在自知的行为中自行转化的概念。此一概念与弗氏当时或我们这个时代（知识本身仍属理论上的知识且对知者尚无转变作用的时代）的科学的心理学相比，其间究竟有怎样的差异，是一件无庸强调的事。
此外，弗氏的分析法中还有一层与东方——特别是禅宗思想密切相关的地方。弗氏对于我们此种深寓现代西方色彩意识的思想体系不但未予高估，相反地，他却认为我们人的意识思想只是整个心灵作用中的一小部分，与我们内在隐秘的、背理的、不觉的本源大力相较，实际上是微乎其微的。他以自由联想的方式打通此一意识的思想体系，给人类的真正本性，作了一番深入的透视。自由联想是在传统的逻辑意识思想之外，另辟一条通往人格——潜意识新源头的道路。不论人们对于弗氏潜意识内涵所作的批评为何，他以与逻辑思想相对的自由联想，在某一要点上超越了传统的西方唯理主义思想方式，转入了一个在东方思想中已有更深切、更根本的发展方向，是一个不可否定的事实。
再者，弗氏还有一个与当代西方人所取的态度大大不同的地方。此处我所指的是他不惜花费四五年，甚至更多时间去分析一个人的事实。事实上，这种方式是使他受到许多指责的原因之一。不需多说，一个人应该使他的分析作得尽可能地富有效力，但我此处所要强调的是弗氏有勇气说：我们花费数年的时间去协助一个人认识他自己，是一件非常值得一做的事情。从功利的立场来看，以得失的观点而言，这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事。不妨说，如果从一个人的改变对社会发生的影响而言，把时间花费在这样一个冗长的分析上，是不值得去做的。弗氏的此种做法，只有在超越现代的“价值”观念，超越手段与目的间的特有关系，超越资产负债平衡表时，才有意义；只要我们认为一个人不是任何“物”所可比量，认为他的解脱，他的康乐，他的启悟等等，其本身是一种有关“终极目标”的事，那么，不论所用时间与金钱的数字为何，都与这个目的没有量的关系。以这样的见识与勇气去设计关心一个人的广大法门，从某一点而言，其态度显然是一种超越西方传统思想的表白。
以上所述，并非暗示弗氏在意识的意向方面与东方思想或禅宗思想有相近之处。前面我所提及的许多要素，在弗氏的心中，是隐含多于明示，潜意识多于意识的。弗氏是一位十足的西方文化产儿，受十八、十九世纪思想影响尤深，即使他曾与东方思想有所接触，也不会与禅的表现相近。从某些重要的特质方面来看，他对人所作的画像，是十八、十九世纪经济学家与哲学家所作的那一种，他们认为人类本质上是竞争的，隔膜的，只有在有交换经济与满足本能的需要时，彼此才有关系。对于弗氏而言，人只是一种受力必多驱使的机器，受维持力必多作起码刺激的本然性能所调节。基本上，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只有在彼此需要满足本能的欲望时，才与他人发生关系。在他看来，娱乐只是紧张的解除，而非喜悦的体验。人被视作知与情分裂的东西；人非完整之人，只是启蒙哲学的智我。兄弟之爱为一种与现实不合的无理要求；神秘的体验只是一种退回婴儿自恋的退转。
以上我所想表示的是，尽管弗氏的体系与禅之间存在着此等明显的矛盾之处，但其中仍然有着超越一般疾病与治疗，超越意识传统理性观念的要素，而此等要素使与禅宗思想有着较为直接而又密切关系的心理分析，获得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在未讨论这个“人本主义的”心理分析与禅之间的关系之前，且让我指出一个对了解心理分析进一步的发展颇为重要的变化，也就求医分析的患者种类及其所提问题方面的改变情形。
本世纪之初，请求精神病科医生诊治的患者，大都是一些为“候疾”所苦的人。他们不是诉称一臂麻痹，就是有一种诸如洁癖的顽固性症状，再不然就是一种无法祛除的固执观念。换句话说，以“病”字在医学上所含的意义而言，他们是病了；这也就是说，有某种疾病使他们无法如所谓的正常人一般在社会上发挥功能。如果这是他们所患的病症，那么，他们的治疗观念便与疾病概念相符。要祛除此等症候，故他们的“健康”概念便是——无病。他们希望和一般人一样健康，或者，我们不妨这样说：他们不希望比我们这个社会中的一般人更不快乐，更为烦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