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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2003年3月24日是著名小品演员黄宏一生都忘不了的大日子，也可能是他作为演员永远都值得纪念的大日子。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没征求过黄宏的意见，他不一定认同。但无论如何，这一天黄宏要忘记也难。因为，山东退休工人杨立荣在这天把他和作家出版社同时送上法院。
杨立荣在起诉书上说，黄宏所著《从头说起》一书第316页写了这样一段话：“《杨白劳与黄世仁》是一个不错的小品，借助两个人物和人民熟悉的人物关系反映出当今三角债的问题：欠债的是大爷、要债的是孙子。”
这一段话，由于指称杨白劳为欠债不还的老赖，杨立荣认为是虚假、失实的，并因这虚假失实而长期想不通，精神受到极大伤害，要求黄宏和作家出版社赔偿精神损失费800元，双倍赔偿购书款共计44元。此外，杨立荣还认为黄宏这段话是攻击了旧社会受穷受难的贫农杨白劳，使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受到损害，造成严重的社会影响。附带要求法院判令二被告登报公开更正《从头说起》一书中的虚假、失实报道，消除不良影响。
和其他明星官司一样，黄宏的官司立即引起传媒注意，多有报道。明星就是不一样，一举一动都在传媒的目光底下，像先前的刘晓庆漏税官司，稍后的张铁林******官司一样，都是充满娱乐性，实景连续演绎。自然，当事人是否觉得有趣，是另一码事，至少，在片场外也是火了一把。
北京朝阳区法院审查后认定杨立荣的起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08条所规定的“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起诉条件，裁定不予受理此案。
据说杨立荣是个告状迷，他的私人名片上印着“告状大王杨立荣”的字样，在他老家四川，是以爱打官司出名的。曾有家报纸，不慎将“朱德元帅”印成了“朱德无帅”，他一怒之下把人家的一字之错告上法庭。
杨立荣不服一审的裁定，上诉至二审中院。二审中院认为，根据《民事诉讼法》关于起诉条件的相关规定，原告应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虽然杨立荣姓杨，但与杨白劳，与《从头说起》一书所描述的剧情等内容并无直接利害关系，不属民事法律规范调整的范畴，裁定驳回上诉。
黄宏逃过了官司。有报纸报道说：“这起罕见的‘杨白劳官司’却有一个意外的结局。”这家媒体的眼光差了些，其实，官司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关乎黄宏个人的事。这场官司的牵涉面很大，比黄宏担心的人多的是。这是一场公益性官司，关乎整个文艺圈子，关乎整个社会氛围，黄宏大概是用不着成吃萝卜、淡操心的。这个日子值得纪念，是因为这场官司至少可以证明他的艺术是特别成功的，甚至，他可能因这场官司而永垂史册了。但是，成功的艺术，就是好的艺术吗？就是于我们社会有益的艺术吗？
“我姓杨，杨白劳就是咱自家人。我听奶奶说，爷爷当年就是一个杨白劳似的人物。我爷爷家里穷，五六岁卖给庙里当和尚，十二三岁家里才把他买出来给地主家当长工。我年轻那会儿看电影《白毛女》真是热泪盈眶，就觉得里面讲的是自己家的事。”杨立荣称自己在电视里看过几次《杨白劳与黄世仁》，每看一次心里就难受一次，“告状能让我心里好受一些”，他向记者解释说。
黄世仁最后给杨白劳下跪，这一幕，上亿中国人看过。我来了，我看过了，我大笑了。而哈哈大笑之后，杨白劳是一个“老赖”而不是一个“受压迫者”的新印象，就印入脑海里。从此众口铄金，杨白劳的新形象唱遍全国。
笑是入的一种生理反应，笑着的人，面上会露出愉快的表情，嘴里会发出欢喜的声音，心里会觉得高兴。看过《杨白劳与黄世仁》这个小品，人们着实是愉快的，是高兴的，是欢喜了一回的。但把自己的欢乐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上是不’是有些不道德，是不是有点儿卑鄙？这一亿人的高兴，这欢喜，至少是建立在杨立荣的痛苦之上。因杨立荣的痛苦而开心，这是健康的吗？从人道主义角度看，是可以接受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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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中国传统就是这样认为的。父亲借债，还不了儿子还，儿子还不了孙子还，孙子还不了，就世世代代地还，这是借债的信用。
这种还债天经地义的观念，是封建旧道德观，虽然讲信用，但不值得歌颂。文明社会，更要讲人权，父债子还的经义，是不人道的，已被法律禁止。父亲借的债，父亲还不了，那是父亲的事，债务不能必然地由儿子承担。当然，债务人有钱不还，弄得债权人举步维艰，也是让人同情的。有不少国有企业就是被债务问题给拖垮了的，国营银行也有许多呆坏账收不回来，这些实例都是债权人利益受损的例子。在《杨白劳与黄世仁》的小品中，债权人黄世仁对债务人杨白劳又是作揖又是磕头，低声下气，百般作践自己，只是想讨回两石粮食的债，在某种程度上，是栩栩如生地表现了当今欠债是大爷、要债是孙子的社会问题。
这个小品生动是够生动了，可反映的是社会的真实吗？艺术的夸张，无论怎样天马行空，是不应该离开基本的真实，这是西式艺术观念的真谛。
“真、善、美”三位一体，艺术是探索社会真理的手段。黄宏的这个小品，在社会上影响极大。据说有一起债务纠纷案，司法机关主持债务人签发债务法律文书，在要求其加盖手印时债务人戏言：“这不是逼死杨白劳的做法吗？”债权人则回报以戏言：“现如今不是黄世仁逼死杨白劳，而是杨白劳逼死黄世仁。”法官听了，也忍不住笑起来。
但是严格来说，杨白劳是没资格做老赖的。报纸上透露出来的老赖是怎样一种情况？不是没钱还，而是有钱不还。而且借的钱不是小数目，只有大数字，才让债务人有大爷起来的条件。生活中的老赖，一方面欠债不还，另一面又开着奔驰车，包二房三房，到处高消费。这与杨白劳的情况一样吗？杨白劳借的那点粮食，弄到黄世仁举步维艰了吗？黄世仁也得靠那两石口粮为生？若这样，杨白劳与黄世仁倒是同病相怜了。
有经济学家这样分析杨白劳与黄世仁的交易模型，认为静态地看，春天，杨白劳家里揭不开锅，向黄世仁借一石粮食，并且答应到秋天还两石。黄世仁觉得有赚头，同意借粮食给杨白劳。双方签字画押，自由贸易，没有任何强迫的成分，是一份双赢的契约。黄世仁到秋天能得到两石粮食，他赢了。杨白劳得到粮食能够活到秋天丰收的日子，他也赢了。
我总是弄不明白“双赢”这个概念到底指的是什么意思。杨白劳与黄世仁签约时真的是双赢了吗？也许在签约时是这样，但实际上呢？老天爷出了叉子，秋天到来，杨白劳没有丰收，他没有粮食还给黄世仁。黄世仁不仅赚头没了，本也丢了。而杨白劳则喝肥皂水自杀，喜儿自个儿逃到深山老林。谁也没赢，都是输家。
有法律专家分析说，在任何债权、债务案件中，都有一个履行能力的问题。即债务人在借钱时要考虑好自己的还钱能力，杨白劳没有认真考虑这个问题就借债，在自己无法履行合约时又不积极想办法清偿债务，也没找债权人协商解决债务问题，而是出门躲债。杨白劳这种对待债务的态度，对人、对己特别是对喜儿，自始至终都是极不负责任的。所以，为消除债务履行过程中的“无奈和不公”，有必要为杨白劳之死“正名”。可以这么说，同情杨白劳，就是姑息纵容欠钱不还、不讲信用的人，就是对所有守法公民的残忍。
这样的分析貌似有理，却并不完善。首先，就合约的签订来说，是自由的吗？虽然双方是自愿画押，表面上看没有强迫行为。但实际上杨白劳在签这份合约时，并不是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而是迫于生存的压力，是为生活所迫不得不为之，只有黄世仁是基于自由意志签的这份合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条规定：“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 黄世仁在和杨白劳签这份合约时，利用杨白劳受到的巨大的生存压力，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了他。因此，这份合约是否有效是值得怀疑的。而即使合约有效，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而天灾就是不可抗力。责备杨白劳借债时没有考虑自己的还钱能力是不公平的。因为，他是被迫借债。如果要责备什么的话，该受责备的是黄世仁自己，是他投资不当，造成投资损失。高回报的投资当然就是高风险的投资，黄世仁要怪，也只能怪自己没有做好风险控制。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当他发现出现天灾时，他应该申请解除合同，这样，他至少是可以减少自己的损失，要回杨白劳手中没有吃完的粮食。
在实际生活中，友情出借的不计，以谋利为目的的个人债务，黄世仁需要向杨白劳作揖吗？举个现实生活中的例子，赌场里就常有举债的。但是，没听说过债权人要向借债的赌仔作揖吗？有许多国企老总，不是要乖乖地回来贪污也好，腐败也好，总之就是要把赌债给清了，有敢装大爷的吗？
所以，杨立荣的起诉是应该支持的。黄宏“借助两个人物和人民熟悉的人物关系反映出当今三角债的问题：欠债的是大爷、要债的是孙子”不恰当，如果按照黄宏的这个比喻的逻辑，那么，欠薪的包工头是债务人，他成了杨白劳。白辛苦的民工是债权人，成了黄世仁。包工头是杨白劳，出苦力的民工是黄世仁，这样的比喻，还不成了黑白颠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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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平等，那来人权？
社会平等是获得社会权利的前提条件，不尊重平等谈人权是不可能的，只谈抽象平等而不谈社会平等，是虚伪的。
有喜欢反思的人认为，同情杨白劳是中国传统文化锄强扶弱的陋习，同情弱者罢了，并不值得肯定。强者也是可以同情的，也许，强者是更值得同情的。于是就有了关于“善待老板”的论调，相对于雇工，老板当然是强者。
《杨白劳与黄世仁》这个小品，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这种同情强者的思想要求的反映。但是，同情弱者难道不是合乎人道的吗？难道强者需要的是别人的同情？强者玩着高尔夫球的高级体验，是弱者同情得了的吗？弱者自己都不曾有过那种体验，如何产生同情？那只能是艳羡。人们所以会同情弱者，是因为人都经历过软弱的时候。正是有了共同的体验为基础，才有同情的可能。
近些年，中国人的民族性被歪曲得满可以的了。就仿佛中国人不是地球人，而是人中的异类一样。而一切对中国人的歪曲，往往打着反思中国落后原因的旗号，使中国人自己不得不认同这种歪曲，还以为那是真理呢。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然就是被奉为经典的《丑陋的中国人》一书。
同情杨白劳只是同情弱者，憎恨黄世仁只是憎恨强者，这是情绪化的、不理性的情感，是没有法律意识的。用道德情感代替法律，不公正，对强者不公正。类似的这种看法，也是歪曲中国人的一个例子。所谓人性永恒，中国人与外国人的差异，比人们所夸张的要小许多。
对杨白劳和黄世仁的爱与憎，仅仅是对处于强势地位或弱势地位的不同的人的不同态度吗？按这种说法，相对于黄世仁，后来的大春是更强者。如果人们的爱与恨只是单纯的“锄强扶弱”，人们为什么不憎恨大春？当然，就这个问题，是可以进一步歪曲中国人的。那是因为中国人有报仇情结，大春是回来报仇的。人们不恨大春，是因为人们感受到了报仇的乐趣。姑且接受这个解释，但接受这个解释，就等于接受中国人并不必然是“锄强扶弱”的了，至少在可以报仇的时候，人们并不“锄强扶弱”，这与人们应该善待强者的理论出现逻辑矛盾。但事实上，中国人也并不是那么赞美报仇，许多时候，反倒是赞美宽恕，很有基督精神的。人们憎恨黄世仁，是因为他强抢喜儿，严重地侵犯了人权。而人们所以同情弱者，所以会同情杨白劳，是为他无力维护自身的人权而悲哀。
虽然传统中国并没有明确提出人权的概念，但这不等于传统中国没有人权意识。韩信无疑是伟大的强者，但有史以来，人们并没有从韩信不得不忍受胯下之辱而体验到“锄强扶弱”的乐趣，相反，人们同情他那时所感受到的侮辱，并以此作为鞭策。人们同情韩信，并不是因为他是历史的强者，也不是因为他在面对屠夫那帮人时，处于势单力薄的弱者地位。而是同情他的人权受到侵犯，同情他虽然长得又高又大，且带刀配剑，可是，仍然无力维护自己的人权。韩信与那个屠夫的故事，是历史美谈。美在那里？不是美在韩信受到屈辱，而是美在韩信封王以后重回故里，并没有报复当年的屈辱，把那个屠夫给杀掉。而是给了屠夫一个小官当，所谓以德报怨，大器，不过是尊重人权的中国式表述。所以，以中国传统，韩信总是受到称赞，那不仅是因为他是强者，人们崇拜强者，而是在于他强大之后，并没有利用自己的地位去侵犯人权。至少，在那个故事里是这样。正因为韩信的尊重人权，他的故事，也因此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把黄世仁与杨白劳的关系抽象成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表面上看客观，平等，没有情绪化，却掩盖了他们两人之间的实质不平等。这种不平等的一个具体表现，就是黄世仁与杨白劳维护自身人权的能力不同。
借债本身是高风险的投资项目，为了防范风险确保收益，贷款方通常都会考察借贷人的还债能力。比如，向银行贷款，银行会要求有抵拥，这就是为了防范风险。除非出现特殊情况，比如出现腐败了，银行不作任何实质的风险防范就对外贷款，否则，银行总是稳赢的。还不曾听说过一个供楼自住的人可以对着银行充当大爷的，倒是听说过供楼人抱怨税赋太重。
按理说，杨白劳家徒四壁，一穷二白，没有任何还贷能力。虽然可以指望秋天有收成，但农业基本上就是个靠天吃饭的行当，黄世仁不是不知道的。他仍然敢于放贷给杨白劳，他的风险防范机制在那里？一个是喜儿，这是他希望得到的猎物；另外就是狗腿子穆仁智，以及他握在手中的枪杆子，这些是他防范风险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