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驳斥说,卢梭的断言不正确,“希腊印度,都有文明,而繁盛时俱非在资产社会”。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的是资本主义文明。而不是一切文明要以资本主义制度为基础。而梁实秋鼓吹无产者应该“辛辛苦苦”爬上有产阶级去的“正当”的方法,也不是什么新玩意儿,不过是中国有钱的老太爷在高兴时教导穷工人的古训。无产者“辛辛苦苦”就能爬上有产阶级去吗?与其说是勤劳致富,还不如说是投机取巧才能致富更合乎事实。当然,无产者心甘情愿、自动自觉地“辛辛苦苦”,是一件能讨“有钱的老太爷”们欢心的事。
绝技二超阶级的“永恒人性”。梁实秋认为无产者文学理论是错误的,因为,“在把阶级的束缚加在文学上面”。有产者和无产者虽有不同,但都有相同的人性。比如,“都有喜怒哀乐,都有恋爱”,而“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鲁迅说,所谓永恒人性其实是虚伪的。虽然有产者和无产者“都有喜怒哀乐,都有恋爱”,“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拾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有产者的喜怒和恋爱与无产者的喜怒和恋爱,是不同的两回事。
绝技三反对“文艺为斗争的武器,就是当作宣传品”。
梁实秋说他“不反对任何人利用文学来达到另外的目的”,但又说“不能承认宣传式的文字便是文学”。一方面不得不承认“文以载道”,文学是有文学之外的目的的;另一方面又不希望文学成为唤醒无产阶级的工具。对梁实秋的这一绝技,鲁迅轻轻一晒,是“自扰之谈”。既然“不反对任何人利用文学来达到另外的目的”,也就不必反对无产阶级把文艺作为斗争的武器,作为宣传品了。资产阶级作资产阶级的文艺宣传,无产阶级作无产阶级的文艺宣传,大家的权利倒是平等的。自然,梁实秋是反对平等的。所以,他反对的只是无产阶级的宣传,而不是资产阶级的宣传。
4
针对梁实秋《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这篇文章,“左联”的冯乃超也在1930年2月《拓荒者》第1卷第2期发表《文艺理论讲座(第二回)·阶级社会的艺术》予以批驳。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无产阶级既然从其斗争经验中已经意识到自己阶级的存在,更进一步意识其历史的使命。然而,梁实秋却来说教——所谓‘正当的生活斗争手段’。
‘一个无产者假如他是有出息的,只消(!),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那么,这样一来,资本家更能够安稳地加紧其榨取的手段,天下便太平。对于这样的说教人,我们要送‘资本家的走狗’这样的称号的。”
冯乃超直接挑明梁实秋鼓吹超越阶级的人性论,不过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让资产阶级可以安安稳稳地榨取无产者的血汗罢了。所以,他毫不客气地骂梁实秋是“资本家的走狗”。冯乃超的这一臭骂刺痛了梁实秋,他在1929年11月《新月》第2卷第9期针锋相对地发表了《“资本家的走狗”》一文说:
“《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那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份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赉呢。……我只知道不断地劳动下去,便可以赚到钱来维持生计,至于如何可以做走狗,如何可以到资本家的账房去领金镑,如何可以到××党去领卢布,这一套本领,我可怎么能知道呢?……”
上海工人为响应国民革命军北伐而成立的工人纠察队,在1927年4月12日被******缴械,4月13日工人上街请愿,遭到******的血腥镇压,史书上把这一事件记为“四一二大屠杀”。梁实秋在这一事件刚过不久余波未了的时候暗指论敌为共产党,已是超出文学争论,有借刀杀人的阴险了。鲁迅气愤不过,提笔写下经典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狠狠地训了梁实秋一通。
鲁迅说,你梁实秋就是一条走狗,就是一条“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走狗。你说自己不知道主人是谁,不等于你就不是一条走狗了。你依然是一条走狗,只不过是一条“丧家的”走狗。
“无人豢养,饿的精瘦,变成野狗了”。离开正常的文艺争论范围,去暗指论敢为“拥护苏联”或领卢布的“××党”,是阴险的行径。你也许只是想得到主子的“一点恩惠”,或许,你甚至并不是要向主子讨些“恩惠”或“金镑”。但不管你的动机如何,已然反映出来的,就是你在“文艺批评”上的无能。
“所以从‘文艺批评’方面看来,就还得在‘走狗’之上,加上一个形容字:‘乏’。”
“乏”在方言里就是表示没力量的意思,鲁迅文中这最后一句话,是骂梁实秋为一条没有用的走狗。
5
多年后,梁实秋成著名散文作家了。他不再怎么写文学评论,也不骂架了。晚年移居美国,取得长期居留证,但始终没有加入美国籍。在他心中,萦绕着对故乡的不断的眷恋情怀。他后来回到台北,写下不少怀念故乡的散文,以表达对大陆祖国的思念。
有不少台湾青年向他了解对鲁迅的看法,希望他写点关于鲁迅的文字。他原来是不想谈鲁迅的,但还是谈了,写成《关于鲁迅》一文。篇幅不长,但在大陆文化界的影响不小。王朔们看鲁迅的许多观点,都可以在《关于鲁迅》这篇文章里找到出处。比如,认为鲁迅性格乖戾,态度消极,行文尖酸刻薄,没有长篇作品,等等。
梁实秋回避正面谈及他和鲁迅的那一场战斗,也许,不应太责怪他的回避。因为,要谈及那一场战斗,就一定要谈到阶级,谈到革命。梁实秋是一个资产阶级文人,他的一生,也就是为资产阶级写作的一生,是自觉不自觉地向读者宣扬资产阶级人生观的一生。阶级和革命,是他要避免提及的词汇,以免刺激人们产生或强化人们的阶级和革命的意识。
但若按梁实秋对鲁迅的描述来理解那一场论战,就会得出很荒谬的结论。这时,那场关于“文学阶级性”的战斗,就不是一场人类理性的辩论,而只是鲁迅个人无理性的发泄。
“文学阶级性”的论题,只是他乖戾的情绪发泄的借口。然而,从前面的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结论不符合事实。鲁迅尽管“一生坎坷”,却不是个疯子。
6
葛红兵在《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中质问鲁迅:“他真的是这么爱国吗?既然爱国,他为什么要拒绝回国刺杀清廷走狗的任务?徐锡麟,他的同乡能做的,秋瑾,一个女子能做的,他为什么不能做?难道他不是怯懦吗?”
葛红兵的这种意识,正是那种可耻的精英意识。徐锡麟搞革命,遭剖腹挖心酷刑。秋瑾搞革命,被处死了。鲁迅这样有战斗精神,怎么不去送死?跟年青梁实秋的想法一样。是哪个阶级的人,就做哪个阶级的事。是爱国者、革命家,就应该去送死。在这种等级制的精英意识下,无产阶级当然是没有喝咖啡的资格,更不应该提笔写文章了。
鲁迅本人,当然也是一个知识精英。但他的思想意识,却不是把自己看作是高居于民众之上的精英意识。所以,他“在太多人和事上看不开”(王朔语)。鲁迅把自己看作是民众之喉舌,把唤醒民众看作是自己的使命,他要让民众在沉默中爆发,而不要在沉默中死亡。
作为爱国者,不幸出身于一个衰亡之民族中,这是鲁迅自己无法选择的命运,但他可以选择对这个不幸的命运进行坚决的斗争。他这样选择了。
“骂人”就是他的斗争手段。他由书生变为战士,由精英变为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了。鲁迅的战斗是彻底的。
“痛打落水狗”,毫不妥协地向一切黑暗势力挑战就是他的斗争哲学。他要呐喊,他要唤醒民众,他不愿忍受中国之弱小命运,他要以勇敢的斗争来改变民族之衰亡。
“斗争呢,我倒以为是对的。人被压迫了,为什么不斗争?正人君子之流深怕这一着,于是大骂‘偏激’之可恶,以为人人应该相爱,现在被一班坏东西教坏了。他们饱人大约是爱饿人的,但饿人却不爱饱人,黄巢时候,人相食,饿人尚且不爱饿人,这实在无须斗争文学作怪。”(给冬芬的信)
7
斗争,是弱势人群争取权利的手段。对弱势者而言,只有通过斗争,才能让强势者意识到他的存在;只有通过斗争,才可能为自己争取到权益。所以,处于弱势地位的民族的文学,就应该是斗争的文学,也就是革命的文学。
鲁迅对精英意识的危害性认识很深刻,而且对精英利用话语权自觉不自觉的欺骗有很高的警惕性。他要唤醒民众,同时,还要提醒民众不要受主流精英的误导。
“平民文学”是“五四”文学革命时期提出来的一个建设新文学的口号,最早是鲁迅的二弟周作人在1919年1月《每周评论》第5号上发表《平民文学》一文提出,主张在文学中以一律平等的人的道德代替愚忠愚孝的封建道德,以社会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代替英雄豪杰才子佳人的事业和幸福。这是一种进步。但这里所谓的“平民”,其实只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是与臭汗阶级无关的。鲁迅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