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44年，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即将过去，饱受国破家亡、流血牺牲熬煎的中国人民已望见了抗战胜利的曙光。此时，******预感到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之问的一场厮杀不可避免。为骗取民心，他打出了“结束军政时期，实行宪政时期”，“还政于民”的招牌。
本来是一出假戏，一些没见过多少政治世面，没玩过选举把戏的敦煌人偏要真唱。他们欢呼雀跃：这一回天上掉下纱帽了！天上掉下馅饼了！据建国初曾任敦煌县文化馆馆长、1957年被打成****的严显回忆，那次成立临时参议会的开场锣鼓敲响之后，先在基层国民会议上让民众投票选出代表，代表们看着县党部的眼色选出县参议员。此前，县党部支持参选的参议员候选人心里都清楚。那些候选人则四处活动，请代表们吃饭喝酒拉票。一时，那些挂着代表头衔的、被敦煌人称作“大头口”的土豪乡绅在敦煌城里东酒馆出，西酒馆进，东倒西歪，应接不暇。北乡土豪刘宝书曾给人说：“把人的袖子都拉烂了，馆子里不去就硬拉。”
经国民党敦煌县党部一手操纵、一手导演、一手包办，于同年8月成立了“敦煌县临时参议会”，选曾任国民党敦煌县党部执行委员、受敦煌县政府委托刚修竣《重修敦煌县志》的敦煌华亭坊人吕钟为议长，选曾在1943年任国民党敦煌县党部秘书的王用权为副议长，选程淳、樊登云、郭维俊、朱琦、宋荣、刘铸烈、祁鉴为参议员，选1943年曾任国民党敦煌县党部执行委员的郭应贤为秘书。后，王用权离开敦煌去职，县临时参议会补选在1942年曾任三民主义青年团敦煌筹建处组训股长的胡宝镜为副议长。敦煌人对一些参议员多有微词。尤其是对倚仗老子郭永禄任甘肃省参议员的权势当上敦煌县参议员的郭维俊讥讽道：“父参议，子参议，父子参议；黑叫驴，麻叫驴，黑麻叫驴。”成立“敦煌县I临时参议会”纯粹是演了一场戏。其参议员虽然都乔装打扮，粉墨登场表演了一番，但还是落了个给国民党敦煌县党部装饰门面、充当摆设的下场。敦煌县临时参议会只不过每个季度开一次会而已。在敦煌人民的记忆中，在敦煌的历史记载中，“敦煌县临时参议会”没有留下任何为民请命、为民争利、为地方造福的记录。
到1947年，国民党反动派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失败后，不得不转为对陕北解放区和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全国人民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怨声载道。此刻，******很想给自己的独裁统治披上“合法”、“民选”的外衣，下令召开全国“国民代表大会”。“敦煌县临时参议会”也想去掉“临时”的标签，选举成立“敦煌县参议会”。当时规定县参议会由10名参议员组成，每乡选参议员2名，四个乡计选8名，鸣沙镇、商会选1名，县工会、农会及教育界选1名。参议员选举办法仍是老办法，先由各乡以保为单位召开国民大会，选出乡、镇国民代表，然后召开乡、镇国民代表大会，选出该乡、镇出席县参议会的参议员。国民党敦煌县党部、三民主义青年团敦煌分团是一根藤上的两颗毒瓜，把持着敦煌政坛。此次县参议员选举，他们都为了扩充自己的势力，扩大自己的地盘，干尽了勾心斗角、挖墙脚、明里握手暗里使绊之事。显然，敦煌县参议员选举是官僚、党棍、土豪劣绅沆瀣一气，把持选举、操纵选举、欺骗人民的丑剧。当时，三青团在敦煌已发展了六百余名团员，在党政、区乡、学校都建有区队、分队，可算是一股非常活跃的政治势力。选举初始，他们召开了全县绅士座谈会，推出自己的候选人，全体干事和工作人员倾巢出动，分头活动，许愿、封官、拉票。当时推出的候选人有工会、农会、教育界的严显，永宁乡的许万川，新安乡的宋云，静肃乡的张志等。为使严显当选，时任三青团敦煌分团干事长、敦煌中学校长的程晖，三青团敦煌分团干事会股员的张仲，都分头去县工会代表张至德、庄敬文、刘生秀，教育界代表王鸿武、童契文和县农会代表张善云、马子文家里拉票。严显家里并不富有，但为了当上县参议员，仍想方设法请代表们吃饭喝酒，登门拜访。
经过近半年沸沸扬扬的吵闹，上上下下的明争暗斗，终于选出祁鉴、宋荣、姜家诚、朱文渊、王进有、祁居温、祁国桂、张成楷、张善耘、伍志儿（蒙族）10名参议员。同年6月，敦煌县参议会成立大会召开，选祁鉴为议长，宋云为副议长。敦煌县参议会虽然“新桃换旧符”，但一切如旧，每季度开例会一次，听取县政府汇报本季度工作。在听取工作汇报中，虽有参议员咨询一说，但当事人在事前事后均已向议长、副议长、参议员疏通，对某人某事的咨询也不过是官样文章，走走过场。所以，敦煌民众把县参议会举行会议的新生厅称为“分赃厅”。当然，敦煌县参议会也还做了一些好事，比如它曾通过了把乡村小学教师的薪粮附加在田赋粮中同时征收的决议，改变了年终由保长领着老师逐门逐户催要薪粮的困难局面。
（二）
1948年是国共两党开始大决战的一年。此年底，东北解放军以雷霆万钧之势、摧枯拉朽之力入关将北平、天津铁桶般包围。当淮海大战已经打响之际，******及国民党反动派为做最后的垂死挣扎，在南京宣布成立“戡乱建国委员会”。在该委员会的委员中，张掖农校校长、1949年接任敦煌县长的鲁玲赫然在目。可能是奉上峰指令，同年12月，国民党敦煌县党部书记长王彦炳、县长邹炎僧、参议会议长祁鉴和副议长宋荣，会同全县乡长、镇长、参议员、中小学校长、县政府各科科长及民众团体的头头脑脑四十余人在新生厅开会，宣布成立“敦煌县戡乱建国委员会”。当时，会议主持者祁鉴、县长邹炎僧都讲了话。他们的讲话无非是重弹“共产党背信弃义，不要和平，发动内战”，成立“戡乱建国委员会”是“为了防止异党的破坏活动”等陈词滥调。在会上用自由提名、举手表决的办法选出祁鉴、宋荣、王彦炳、曲锋兴（驻军团长）、张有恩（县商会会长）、张善耘（县农会会长）、胡宝镜（县教育科科长）、赵恭、何正平、许万高、祁国桂、冯佐汉（四个乡一个镇的乡长、镇长）及程晖（敦煌中学校长）13人为该委员会委员，并推举祁鉴为主任委员，宋荣为副主任委员。会后，正、副主任委员指定姜家诚为秘书，严显为总务组长，胡宝镜为宣传组长。
1949年元旦，宣传组长胡宝镜发动敦煌中学、东街小学、南街小学师生在东大城门内出了一期墙报。墙报所刊登的不过是一些鹦鹉学舌、言不由衷地辱骂共产党的文章。与此同时，宣传组还在东街小学礼堂举办了“戡乱救国”讲演竞赛，评出前3名，发了点奖金。
一切都是敦煌书生们的空泛议论，虚拟故事。无论谁要阻挡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前进，都是徒劳的。北平已在年初和平解放，淮海战役的决战也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告终。国民党反动派的独裁统治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此时，******故伎重演，妄图拉住西北“三马”（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马鸿宾），像1936年马步芳阻挡红军西路军西进那样，保住西北。他任马步芳为“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马步芳当上了“长官”，使敦煌的党政头头们利令智昏，失去对全国形势的判断力，认为改换门面，投靠“马长官”的机会到了。国民党敦煌县党部书记长王彦炳、县长鲁玲、县参议会议长祁鉴，召集来各乡长、镇长、农商会长、参议员及机关学校的头头脑脑在新生厅开会。会议决定：“为了减轻敦煌百姓负担，为了庆贺马主席荣升西北长官，敦煌县要派人去兰州给马主席送礼。”五月，正是敦煌人的“困月”，礼钱何来？与会众人莫衷一是。最后决定四乡一镇的乡镇长打借条向县粮库各借粮50老石，共借250老石粮食在市上粜出，筹作礼钱。所借之粮要待夏收归还。敦煌县党部、敦煌县政府做了锦旗，弄了一些莫高窟的I临摹画，派祁鉴、宋荣、胡宝镜送到青海西宁。马步芳接见了敦煌送礼人员，还派人领他们参观了所谓的工业设施及他们训练的军队。送礼人员回敦煌时，马步芳送给每人一套呢子中山装。
在那兵荒马乱、人心惶惶，党棍、官僚土豪劣绅们各想着各的心思，各打着各的算盘的时候成立的所谓“敦煌县戡乱建国委员会”，必然是短命的，它的成立之日也就是它寿终正寝、呜呼哀哉之时。
（三）
1949年8月，彭德怀率领的西北野战军经过咸阳、陇东大捷，把骄横得不知天高地厚的马步芳部打得逃回兰州。宁夏马鸿逵部也缩在银川，惶惶不可终日。正当国民党反动派在西北的统治即将土崩瓦解之时，西北军政长官马步芳下令各县立即建立地方武装——防共自卫团。
同年9月初，甘肃省政府派李上林到敦煌，带来关于建立“关外三县（安西、敦煌、玉门）防共自卫团”的具体指令：“安、敦、玉自卫团”团部设在敦煌，团长在敦煌产生，副团长在玉门产生；敦煌组建第一营，安西组建第二营，玉门组建第三营；兵由当地抽，粮由地方出，枪由省政府发。
一天中午，县长鲁玲召集四乡一镇的乡镇长、县级机关及学校负责人在县政府开会研究后，宣布成立“安、敦、玉自卫团”，祁鉴任团长，后由祁鉴、鲁玲指派敦煌中学校长程晖任第一营长，又由祁鉴、宋荣、胡宝镜将在敦煌上过军事学校的、受过短期军训的在职不在职的青年列出名字——给他们安上“连长”、“副连长”、“排长”、“副排长”的头衔。他们计划在敦煌组建第一营，下建四个连，每个连有指导员1人，排长3人。他们决定的连长有申席珍、李源、吕光第、左子臣；副连长是尚援、王或彬、王溶等人。他们又顺手牵羊，把“连指导员”的头衔安在四乡一镇的乡镇长头上。这些指导员是：冯佐汉（鸣沙镇镇长）、何正平（和平乡乡长）、殷兆丰（静肃乡乡长）、祁国枢（新安乡乡长）。
程晖系1945年的兰州大学政治经济系毕业生，曾挽救敦煌中学于危亡，主政校务多年。他看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气数已尽，丧钟已经敲响，若此时戴上一顶“防共自卫团营长”的“帽子”，无疑是往火坑里跳。于是，程晖会后即向祁鉴声明这个营长他不当了，与祁大吵，并向鲁玲辞去敦煌中学校长职务，三天未到校视事。鉴于此，鲁玲只得允准程晖不任营长。
“安、敦、玉自卫团”第一营从成立至散伙不到一个月。此间，唯一做的一件事就是每天早晨将鸣沙镇城郊各乡的青壮年市民、农民由镇乡督促到北台校场集合，由指定的连长带上进行“齐步走”、“正步走”、“跑步走”、“立定”等队形变换、方向变换的徒手训练。到吃中午饭时解散，各回各家，各干各的营生。这种“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的所谓训练进行了不到10天，兰州解放的消息传来，人心惶惶，早晨便再没人到北台校场集合了，连长也就回家休息了。
“安、敦、玉自卫团”第一营的受训士兵们，既没见一枝枪，也没吃上一顿军粮。有的连队只有个番号，根本就没有一个士兵，犹如影子部队。马步芳是这场螳臂挡车闹剧的始作俑者。然而最终受害的却是敦煌的那些纸上谈兵者，是那些被安上“营长”、“连长”、“排长”头衔的。他们中有的人因为纸上谈了一次兵，参加了一次老鼠研究给猫挂铃铛的会，被安上一个小小的头衔，便在新政权建立后的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中，遭受到种种磨难甚至付出了毁掉自己的半生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