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在河西走廊的土改之中，有一个沙漠边沿的贫困小县，如果严格按照中央政策规定，不少村庄划不出一个地主成分。工作组很担心，生怕上级批评他们斗争性不强；农会积极分子也很担心，生怕没有胜利果实可分。于是，便自觉不自觉地降低了地主成分的标准，把一些本该划为富农或小土地出租的人家，浮动为地主，搞得人心惶惶，吓得一些中农也偷偷杀猪砍树，坐卧不宁。
恰在此时，邓宝珊来这里视察。从跟当地干部群众的广泛接触中听到一些反映后，他去几个村庄认真作了一番调查，果然发现在划地主成分时存在着“左”的做法。怎么办呢？跟随他多年的秘书，好心地劝告他说：“算了吧，这么大的运动，哪能没点儿偏差！运动由省委负责，你一个省主席管那么多干啥？左一点，仅仅是方法问题，右一点，可是立场问题啊！”邓宝珊看看这位秘书，知道人家讲的也是实情。可是，晚上躺在床上，总是合不上眼睛。是的，他不是共产党员，但他绝不相信，共产党让他当这个省主席，是当摆设，做民主的象征品。如果为了个人的荣辱而装聋作哑，那就对不起共产党，对不起甘肃的父老乡亲。为什么要搞土改呢？不是为了什么历史恩怨，而是为了解放农村生产力啊！政策不是感情的产物，而是对利害的审慎权衡……他半夜悄悄爬起来，点亮油灯，在窗外风沙的呼啸声中，戴起花镜，揉搓僵直的手指，一支接一支地抽着香烟，亲自执笔给省委写了一个报告，对纠正这种违背中央土改政策的过“左”做法，提出了自己的明确意见。
报告送到省委，省委采纳了邓宝珊的意见，过“左”的做法迅速得到纠正，甘肃的土改运动得以健康发展。
但是，对邓宝珊的这些举动，个别人在背地里也有些碎语闲言，说他一个党外民主人士的省长，有点儿管事太宽。这话传到邓宝珊耳朵里，他一笑了之，也只当没有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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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邓宝珊心目中，甘肃的文化建设、人才培养使用、文物古迹保护，始终是他关注的一个焦点。从40年代初开始，通过与张大干、于右任、郭沫若、常书鸿、范振绪、冯国瑞……诸多学者和艺术家的广泛交往接谈，邓宝珊就确知甘肃自远古至秦汉隋唐以来，有一部十分光辉的历史，是一个古文化遗存和石窟艺术星罗棋布的文物大省。因此，不管他人在不在甘肃，都尽其所能热心支持地方当局和有识之士，对文物古迹去进行保护与研究。
1941年3月，著名画家张大千不畏艰险，领着家人，毅然西行，去敦煌临摹壁画。10月，65岁的国民政府监察院长于右任一路风尘，行程数千公里，到达敦煌视察了莫高窟。张大干面壁三年，临摹的200多幅敦煌壁画轰动了坚持抗战的中国，也震撼了正在杀敌卫国的邓宝珊。于右任回到重庆，奋笔所写的《关于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院的提案》交最高国防会议公决通过后，1943年，常书鸿一行历经艰辛，到达敦煌……
也是1941年，甘肃学者冯国瑞首次考察天水麦积山石窟，并写成《麦积山石窟志》。当这册印数仅有300的石印本著作辗转送到邓宝珊手中后，戎马倥偬的将军秉烛夜读，兴奋不已。他既为家乡的文化艺术宝藏自豪，也深感保护研究的责任重大。
那时，他身在军旅，无权过问地方事务。
1950年，甘肃省政府刚成立，机构草创，百废待兴，邓宝珊就任命冯国瑞担任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
1952年，经邓宝珊提请，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组成麦积山石窟勘察小组，由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常书鸿率领，有美术、考古、测绘等方面的专业人士段文杰、史苇湘、范文藻等参加。经过30天的勘察、考证、摄影、测绘，于12月1日结束。《文物参考资料》1953年第1期对此进行了报道。
1953年7月，中央文化部又组织以吴作入为团长的麦积山勘察团，对麦积山石窟作了详细全面地勘察。15位团员中，包括了王朝闻、常任侠、冯国瑞、罗工柳、萧淑芳等一批精英学者和画家。
1954年，由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编辑出版了《麦积山石窟》图册。
从此，天水麦积山石窟引起世界关注，每年从五大洲来此的旅游参观者络绎不绝。
邓宝珊不仅作为领导者尽职尽责，为充实麦积山文物的收藏，还把他珍藏的画册《江上草堂图》于1954年3月赠送给了麦积山。这本画册范振绪的题序中称：“宝珊主席得以赠于麦积山馆”；封面有邓宝珊“赠麦积山馆”的署名题签。
同时，在北魏法生造像碑发现后，当邓宝珊看到该碑拓片周围，由敦沫若、吴作人、马衡、谢国祯、叶恭绰、丁希农、冯国瑞诸家的题跋时，也高兴地挥笔题写道：“拓片及诸家题跋文字，都是珍贵文物资料。”指示麦积山珍重收藏。
当时，与麦积山邻近的甘泉寺，由麦积山文物保管所代管。该寺的前身，即唐代的太平寺。大诗人杜甫流寓秦州时所写的《太平寺泉眼》诗中，称赞泉水“香美胜牛乳”。此泉名春晓泉，水质甘甜清洌。泉边有两株寿高千年的玉兰树，浓荫盖地，银杆参天，每到谷雨前后繁花满枝，花期达半月之久。广见博识的郭沫若说，这是全国最大的两株玉兰树。唐代的太平寺早已化为乌有，后人续建的甘泉寺也仅存数椽小厦，这两株历经风雨的玉兰，却奇迹般巍然屹立于寺前。
为振兴家乡文化胜迹之衰微，1955年，邓宝珊与天水地方人士曾设想筹建“双玉兰堂杜甫纪念馆”。为此，邓宝珊特请95岁高龄的大画家齐白石老人题写了堂名，由巧匠制成一块匾额，悬挂于甘泉寺双玉兰堂正门上方。据称，此匾为白石老人平生所写的最大的字。“双玉兰堂”四字古拙老辣，挥写自如，颇有画意，是齐书的精品。
后来，邓宝珊还请著名画家绘制了一幅准备在堂上悬挂的杜甫画像，并亲自写了一首题画诗：
诗圣光芒笔有神，
少陵一老百酸辛。
幸逢此日非当日。
不薄今人厚古人。
东柯南郭记流寓，
麻鞋草笠资写真。
林泉绚丽新歌颂。
双玉兰开处处春！
——据曾任邓宝珊秘书的张举鹏记述，这首诗的初稿让他看过。考虑到当时的政治气候，他觉得还是将诗写得“光明”一些为好，因此建议邓宝珊将“百酸辛”三字进行修改。邓宝珊采纳了建议，改成了“歌人民”，后又改为“歌万民”。
数十年后，排浊扬清，晚年的张鹏举先生深有感触说：“‘歌人民’也好，‘歌万民’也好，都不如原‘百酸辛’三字的概括力强了。这首诗的意境可以说是由我而破坏的，我希望今后有人再引用该诗时，仍以恢复原状为好。”
遗憾的是，此诗在传抄中错讹越来越多！在一本由天水作者编写《天水史话》里，在引述此诗时除去“百酸辛”三字不计，错讹竟有八处之多！
这首七律纵笔挥洒，概括古今，情感深厚，音韵铿锵，通过对诗圣杜甫的仰慕崇敬流露出作者凝重的历史责任感和对家乡的美好期盼。值得研究的是：此诗写于50年代末期，其时史学界已在奉命批判所谓的“厚古薄今”思潮，声势之猛烈波及整个思想文化界。邓宝珊为什么还会不看风向，提笔犯忌，写出“不薄今人厚古人”的诗句呢？
到1962年，政策调整，经济好转，邓宝珊筹建“双玉兰堂杜甫纪念馆”的念头再度萌生。这年6月，他又为双玉兰堂自撰题写了一副对联：
万丈光芒传老杜
双柯磊落得芳兰
这副对联，寓意深远，对仗工稳，书体风格与早年墨迹大异其趣。邓宝珊早年书风，有人喻之如“少女簪花”，挺劲而秀润，所书天水纪信祠门联可作为代表。此联的字迹浑厚洒脱，苍劲奔放，却颇有米芾之神韵。
“双玉兰开处处春”！邓宝珊终其一生未能实现他筹建双玉兰堂杜甫纪念馆的夙愿。但愿日益开放的天水，能实现这一美好的愿望……
作为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冯国瑞的目光当然不会仅限于天水。在郦道元的《水经注》中就提到：“（黄）河峡崖旁有二窟，一日唐述窟，高四十丈，西二里有时亮窟……藏古书五笥。”但后人久已不知其所在。冯国瑞在《麦积山石窟志》中就写道：“河州之唐述、时亮二窟，今已不知其所在。”冯国瑞将探寻这两处石窟的愿望，告诉了邓宝珊。
1951年秋天，****甘肃省委从省级机关派出一批干部去基层参加土地改革时，邓宝珊把冯国瑞的想法转告了省委副书记孙作宾。孙作宾十分支持，派冯国瑞去临夏参加土改，结合土改进行石窟勘察。经过这次勘察，才知道唐述、时亮两处石窟，就是现在的炳灵寺。从勘察中所发现的刻石文字，确定炳灵寺创建于西晋泰始（265—274）初年，在国内诸多石窟中年代最早。勘察归来，冯国瑞写成《炳灵寺石窟勘察记》。1952年，新华社对此进行了专题报道。在冯国瑞的这一重大贡献里，也有邓宝珊的关切。
甚至，连一个戏曲艺人的命运，也使邓宝珊忧系于心。京剧著名演员雪艳琴，解放前饱经坎坷，遭遇不幸，流落到甘肃临潭县。邓宝珊得知后上下疏通，多方帮助，终于使其得以冲破束缚回到北京，任教于中国京剧院，人尽其才，学有所用。
甚至，连一棵险遭砍伐的唐槐，也受到邓宝珊的呵护。有次邓宝珊去天水视察，听说一个单位为建办公楼准备砍掉院内的一棵唐槐，一面给市政当局打电话，一面亲去制止。在邓宝珊的感召下，天水至今十分重视古树名木的保护工作，以南郭寺汉柏为代表的大批古树得到妥善保护，成为这一历史文化名城亮丽的景观。
甚至，连甘肃著名特产的白兰瓜，也与这位共和国的首任省长颇有缘分。
白兰瓜原产美国加里福尼亚州，本名蜜露瓜。1941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获得农业经济学硕士学位的甘肃人张心一任建设厅长，在兰州徐家山搞水土保持试验。美国水土保持局局长前来考察，告诉张心一：“明年你的同学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要访华，你想请他带些什么东西来？”次年，应张心一的要求，华莱士带来了蜜露瓜的种子和一批牧草种子。经在兰州的砂田里试种，这瓜十分香甜可口，甚至比美国原产者要佳，人们都称它为“华莱士”。朝鲜战争开始，“华莱士”作为瓜名不大有人叫了。邓宝珊在兰州黄河中美丽的小岛——雁滩的瓜田视察时，根据瓜皮的颜色和产地，命名为“白兰瓜”，当即得到大家的普遍认可。
邓宝珊不仅为白兰瓜命名，还十分关注白兰瓜的种植和销路。有客来访，他必以此瓜待客，郭沫若、叶圣陶、梅兰芳、朱光潜、常任侠……诸多名流品尝之后，赞不绝口。为此，李红还写了首题名《兰州邓宝珊省长召宴，食瓜有怀》的诗：“谁言西北景荒凉？到处甜瓜作醉香。无限宝藏说不尽，征人那再望家乡。”进京开会，邓宝珊也要给中央领导同志捎几筐白兰瓜，他利用一切机会宣传甘肃这一特产，使白兰瓜走上了国宴，走出了国门。解放后在国家农业部任职的张心一先生多次回家乡指导工作，看到兰州的白兰瓜种植已成为一项颇具规模的产业，十分欣慰。现在，白兰瓜已成为在世界叫得响的甘肃四大名产之一，张心一和邓宝珊两位前辈乡贤功不可没。
3
美学家朱光潜先生说得不错：“最深厚的修养要在最细微的趣味辨别上见出功夫。”一个人，尤其是一位官员，有无修养，修养是否深厚，往往也是于细微处见精神……
那是50年代初期，工农兵方向贯彻得最彻底的时候，《甘肃日报》社从基层生产第一线聘请了一批工农出身的记者。他们大多仅有粗浅的文化知识，却不乏强烈的自豪感，热情有余而能力不足。有一次，省政府召开一个重要会议，由省长邓宝珊主持。报社领导原定由裴经书去作会议采访，可临时有一篇紧急的重要稿件需裴经书处理。正在领导为难之际，一位聘请的工人记者毛遂自荐，愿代替裴经书前去采访。领导怕犯方向性错误，虽心存疑虑，只好点头。工人记者接过会议通知和与会者的名单，摸摸采访证，扬长而去。
那时中国还没有电视，这位工人记者也没有见过邓宝珊，更不知邓宝珊是何许人也。他走进会场，大步往前一站，对着名单就老师点学生的名一般吆喝起来：
“邓宝珊！来了没有？”
“到——！”
随一声响亮的回答，邓宝珊从座位上站起，站得笔挺。举座先是惊骇莫名，继而哄堂大笑，笑得那记者面红耳赤，恨无地缝可钻！
邓宝珊走到记者面前，含笑说道：“不认识，没关系！连报社记者都不认识我这个一省之长，说明我还有点官僚主义……好在都是自家人，如果有外宾在场，那就闹国际笑话了。”
事后，邓宝珊还让秘书给报社领导打电话，千万不要给这位初出茅庐的工人记者为难。
还有件事，见诸报刊，是王静珊先生的口述材料，摘录于此：
1956年夏秋之交，由农业部主办的全国农业工作会议在兰州召开。这是建国后在兰州举行的首次全国性大型会议，其规格之高、规模之大是前所未有的。会议接待单位是刚刚建成不久的兰州饭店。会前准备时间很紧迫，人手缺少，故由省级各单位临时选抽一批得力人员来搞接待任务……在会议报到的前一天晚上，我从外边办完事赶回饭店。到中楼大厅看见邓省长正在检查工作，向忙着搞卫生的同志们致意，鼓励大家把工作做得细致扎实些。以前我也曾在许多场合见过他，但无缘近赡风采。于是迎了上去向他问好。当邓省长知道我的职责分工后，以平和的乡音说：“小王同志，我的园子里有些正在开的一盆盆花，摆在大厅、会议室各处，你看好吗？”我先是一怔，省长以商量的口气向我一个普通工作人员征求意见，使我备受感动。可又感到惭愧，这样一个重要环节被忽视了，确是我们工作经验不足所致。顿而有悟，连忙称是。邓省长非但没有批评，反而和蔼地说：“那就明天过来搬，抓紧布置就是了。”然后在满天星斗的夜色中离去。送走了邓省长，我即向会务组领导汇报，领导们同声称好，当即研究部署分工办理，要我亲自开车去借，会后再还。
第二天一早我驾驶卡车到慈爱园时，见邓省长已经在花园散步，他对我说：“王师傅，你们挑好的装，把花盆外边的泥土再清理一下。布置好了再洒些水，这样更好些。”说完乘车走了。临近中午，当最后一车盆花送到饭店时，已见报到的代表很多了。
经过大家悉心布置后的大厅和会议室，花团锦簇。尤其引人注目的是那些圆径一米左右、株高一米五左右、修剪得宜的桂花树，金黄初绽的花朵布满枝头，青翠欲滴的绿叶上水珠闪亮，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花香；排列有序的花卉迎来了全国各地的代表们；无言的花朵洋溢着旺盛的生机，令人赏心悦目。当听到代表们赞许的言谈时，我们都很高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