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快的乐曲把我送出站台。出来一看，阔别二十余年的首都，已变得让我认不出来了。前三门高大的建筑，在阳光照耀下，显得多么雄伟壮丽，千百年来封建王朝赖以为屏障的城墙，已荡然无存。看来，现代化是不可阻挡地闯进了这座古城。
我又来到了天安门广场。这曾是我从国外归来后第一个游览的地方。那时，我还是个天真的少女，一个海外赤子，万里归来，犹如回到母亲的怀抱。我肃穆地站在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下，幸福地抚摸着高大的旗杆，望着庄严的天安门城楼，望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眼含着热泪说：“祖国，亲爱的母亲，我终于投入到您的怀抱，我要把我的青春、我的智慧、我的全部生命，都献给你，使你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谁知几年过后，生活竟把我推到一个绝望的深渊。多少次我痛苦地发问：祖国，我的母亲，您的心为什么这样硬、这样冷！为什么对我这样绝情，我是您亲生的女儿呀……可是，我得不到回答。
如今，我总算熬过来了。母亲又恢复了她慈爱的天性，又承认我这个不幸的女儿了。我却由一个垂髫少女，变成了鬓发斑白的人。带着满心伤痕，我又站在五星红旗下，望着天安门城楼，望着毛主席像，真是感慨万端、浮想联翩啊！我不禁由衷地祝盼：亲爱的母亲，您再也不要喜怒无常了。您爱您的儿女吧！好好抚育他们，给他们以丰足的乳汁，让他们健康成长，他们会孝敬您的……
在天安门前，我逡巡良久，然后才乘车来到锻压学会的会场。
学会已正式开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济济一堂，主席台上坐满了年高德劭的老前辈和新秀们，还有西装革履的外国来宾。我走进会场，只见与会者一个个正襟危坐，聚精会神，在听取一个课题论文答辩。我在一个不惹人注目的地方坐下，定下神后，便悄悄地问邻座的一个同志：“现在讨论什么问题？”
“超声波模锻方面的课题。”那人回答道。
我听后不由暗自高兴：正是我所研究的课题，来的很适时，这回可得好好听听。我又问：“这可是个新鲜内容，有争论吧？”
“哼，光争不论！”那人不满地说，“这个作者真奇怪，论文写得不错，可答辩起来却很有困难。亏他还是个教研室主任呢！”
“他是谁？”
“北方工学院的，叫王维仁。”
啊？是他在答辩！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仔细往前边一看，果然，王维仁正坐在最前排一个重要位置上。他衣冠楚楚、仪表堂堂，不过，此时却低着头，有些抓耳挠腮的样子。看来他坐在那儿不太舒服啊！
“请问王维仁先生，”主席台上一个身穿蓝色西服、打着红色领带的外宾发言了，“你的论文探索了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这在外国也才刚刚触及。您能不能作进一步的阐述，比如……”发言者提出一个关键问题。
“这个……这个……”王维仁抬起头来，支吾了一下，立即又把话题一转，“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刚刚在探讨，还没来得及搞透它！”
那位来宾失望地摇摇头，靠回沙发靠背上去，但是，他立即又直起身来，冲着王维仁问道：“我再请教一个问题，你做过多少次模锻加超声波试验？你们是通过什么实验手段获得了定性的数据？”
许多人都同时探起身子，引颈倾听。
“这个，”王维仁这次没作长时间的思索，立即答道，“这个实验我们还没来得及做。”
“呼啦”一下，所有人又失望地坐了回去。
会场开始骚动起来，人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突然主席台上那个来宾又发问了。
“请问王维仁先生，这篇论文是您亲自撰写的吗？”
王维仁侃侃而答：“我对这个问题已探索十几年了。”
“您没有合作者？”
“前些年，四害猖獗，科研有罪，我只能孤军奋战，这一两年，领导才给我配了个助手。”
“有一位肖竹同志是您的助手吗？”离王维仁座位不远的地方突然有人问了一句。
王维仁愣了一下，然而立即便作出明确回答：“这是一位不十分理想的助手，如果还可以称得上是助手的话。”他咬文嚼字地说，“由于她受到‘******’极‘左’路线的残酷迫害，身心受到极大摧残，精神上已经不大正常。因此，她做了几个月的助手，除热衷于拼凑一点论文向杂志投投稿外，几乎帮不上什么忙。当然，这也难怪她，十年浩劫，给人们留下的创伤太严重了！”说到这里，王维仁竟发出一声长长的喟叹。
一下子，全场沉默起来，是对王维仁这位“助手”的同情呢，还是对她的怨愤？或者是对今天讨论会的失望？
这时，我已经把会议散发的署名王维仁的学术论文全部看了一遍，简直令我怒火中烧，难以自己。这篇文章几乎是我送交教研室审阅的那篇论文的翻版，只不过穿靴戴帽式地加点时兴的政治术语和一般科技文章的流行套语而已。而他居然大言不惭地声称论文的真正主人是个“不理想的助手”，是一个“精神病患者”。这样一个窃取别人研究果实的人！我来到这个不公平的世界已经四十多年，足迹遍及半个世界，又经历了我们祖国这些年在《今古奇观》中也难找到的斑斓多彩的畸形生活，而看到这样卑劣的小人，还是第一次。
我再也无法容忍了！不知从哪儿来的一股力量把我从座位上推起来，我举起右手大声说：“我请求发言！”
“请报上您的单位和姓名！”主席台上—位秃顶老人说。
“我就是王维仁先生说的那个不理想的助手—肖竹！”会场上“轰”一声，人们一齐惊诧地望着我。我隐约听到有人“啊”的叫了一声。但是，我却没管那些，只顾径直地说下去：“我不想就王维仁先生对我个人的评价进行评论，我想先回答一下刚才几位同行们提出的问题。”
显然，我的话引起了人们的兴趣，特别是那位外宾，他用力地擦了擦眼镜，身子往前探着。我把我的研究成果作了淋漓尽致的阐述，甚至人们没有提到的，我也谈到了。我也不知我的灵感从何而来，二十余年苦心孤诣、呕心沥血所获的全部知识，一下子全部汇进到我翻滚的思潮，我尽情地向外倾泻。同时，我不断地从旅行袋中取出试验数据来，为我的论点作证。一张张、一打打、一卷卷……密密麻麻的曲线、数字、符号、图表……连同我那颗赤诚的心，一齐表露出来。我不是在发言，我是在向我的祖国，向我的同胞，向理解我和不理解我、认识我和不认识我的同行倾吐，倾吐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为了祖国、为了人民、为了人类的进步贡献出的青春、智慧和生命的结晶。我不知自己讲了多长时间，怎样结束的，我只听到会场上响起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在这掌声中，我倒了下去，同时失去了知觉……
九
醒来之后，我发现自己又躺在医院的病房里。在朦胧中，似乎张小妹在我的身边，我不由下意识地叫了一声：
“小妹……”
“姐姐，你觉得怎样？”
突然，一个陌生的声音在我耳畔响了起来。我慢慢转过头来，啊？坐在我身边的竟是一位衣冠楚楚的中年人：蓝色的西服、紫红色的领带，宽边的玳瑁眼镜下，一双充满智慧的眼睛。他是谁？怎么会坐在我的身边？哦，我想起来了：那天锻压年会上坐在主席台上向王维仁发问的那个外宾，不就是他吗？他来这儿干什么？我向他投去疑问的目光。
“怎么，姐姐，你不认识我了？”
“你是谁？”
“我是肖楠呀！”他摘下那宽边玳瑁眼镜。
“你是小楠？”我睁大了眼睛，想坐起来。
啊，正是他！我亲爱的弟弟，我唯一的亲人。那倔强而花白的头发，那温柔而聪慧的眼睛，多么像我那已经去世的爸爸。一刹那，我的记忆回到了28年前那个难忘的早晨。在美国旧金山的轮船码头上，一个12岁的小男孩拉着我的手依依不舍地说：“姐姐，你先走一步，过两年长大了，我一定回到祖国去找你，永远和你在一起……”
轮船起锚了，弟弟仍偎依在妈妈的怀里，扬起小手，频频向我摇着，直到轮船进入海洋深处……一开始，我还可以每月收到他的信。一九五七年，他高中毕业了，还兴奋地来信告诉我：准备回国升大学……但是，突变的政治风云，隔断了我们姐弟的一切联系；生活的苦水，冲去了我一切美好的记忆。谁知在今天，在这静静的病房里我们姐弟重逢了。万语千言，不知从何说起，于无限激动中，我在语言大海里只捞出一句话：“小楠，你怎么到这儿来了？这些年你是怎么过的？”
弟弟详细地向我作了说明：“咱们分手后，朝鲜战争爆发了。联邦调查局就开始刁难我国侨民。因为你的关系，我们家成了‘调查’的重点。多病的父亲，不堪忍受这种凌辱，含恨而死，接着母亲也去世了。妈妈在弥留之际对我说，‘这儿已经没有你的亲人了，等我闭上眼睛，你就回国找姐姐去。’但是，我还没来得及办手续，便听到国内开展反****斗争的消息……”残酷的事实加上恶意的诽谤，变成一个极为可怕的传闻：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着空前的磨难。恰恰这时，我的遭遇又传到他的耳边，他被迫打消回国的念头。说到这儿，肖楠又感慨地说：“起先，我并没有完全绝望，盼着国内政治上的严寒过去，气候重新转暖，我再设法回国。谁知传出的消息却是风雪交加、寒流不断，到了1966年，人们一提大陆的事儿，已经谈虎色变了。一位当时外逃出国的朋友甚至告诉我，说你已经在批斗会上当场被人打死。他是为了耸人听闻而故意编造的谎言，可我却当了真。”
“不！他不完全是编造的！”我痛苦地说，“事实上我不止一次地被死神拽了去，但不止一次又被它们送了回来。这回，我不是又进了一次阴曹地府吗？”我苦笑一声。我简单地向他叙述了我这二十多年所走过的坎坷危途。
弟弟听后，神色变得痛苦而严峻，他激动地对我说：“姐姐，当初你怀着对祖国无限热爱而回，却受到这样待遇，太不公平了！现在，你跟我回去吧！凭你的才华和学识，一定会大有作为的，何必在这儿浪费生命，受人凌辱呢？”
“不！弟弟，你的话不对！”我连忙说，“你应该知道，这儿是咱们的祖国呀！多少年来，内忧外患，把她折磨得太惨了，我们不能嫌弃她！就像自己的母亲，尽管她打骂过自己的儿女，不公平地对待过她的儿女，可是，她毕竟是生身的母亲呀！哪有儿女嫌弃母亲的呢？何况，她刚刚从最困难的时光熬过来，受了重伤。她需要营养，需要护理，需要自己的儿女用手抹去身上的脓污，抚平身上的伤痕。只有自己的儿女才最了解母亲，最懂得她的脾性，她的要求，她的苦与乐，忧与愁……弟弟，我不能随你去，我自从回到祖国的第一天起，我就认定了：我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即使我现在不幸死去，变成了灰，我也要把它撒在祖国的大地上，化作肥料，哪怕田野里有一棵禾苗因它而茁壮生长，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我一口气说出这些话，我很激动，甚至被我自己的话感动得哭了。弟弟也从身上掏出手帕来擦眼泪，他也为我的话感动了。隔了半晌他才说：
“姐姐，也许你的话是对的，我尊重你的感情。但是，你将怎样安排自己的生活呢？你总不能一个人单独生活一辈子呀！”
“不用担心，我会把自己料理好的，何况……”
一语未了，病房的门被一下子推开了，随之进来一个人。啊，是张建！他似从天而降，进屋后竟没理会室内还有第三者在，一下子走到我的面前，无比深切地，但却语无伦次地说：“肖竹，我听说了……把我急死了……我本来马上要来的，但上级派去了调查组，需要我配合，现在一切都搞清楚了。恶有恶报，善有善报……所以，我连夜赶来了……你怎么样？不要紧吧？”
他气喘吁吁，汗水从他的额上滚下。我不由忘情地拿起身边的手帕，替他擦去额上的汗珠，然后才安慰他说：“不要着急，你看我不是很好吗？对了，来！我介绍一下，这就是我过去和你说的小弟弟，肖楠。”
张建愣了一下，他大概现在才发现室内还有另外一个人。他立即站了起来，退后一步，然而又迅速走上前去，握住肖楠的手，亲切地说：“看到你，我非常高兴。”
肖楠一直端详着张建和我，同时又端详着我们两人感情的交流情况，然后亲切得体又幽默地说：
“张建先生，你是我姐姐的老同学，最了解她，也最信任她，我把她交给你了！”
张建一时没有回答，看看肖楠，又看看我。我向他莞尔一笑，说：“你能承担了我弟弟的委托吗？”
他还是没有说话，隔了半晌才喃喃地说：“小妹让我告诉你，以后她要和你搬到一起住，以便更好地照顾你。”
我点点头，心里觉得热烘烘的。
弟弟满意地笑了。
窗外，一双不知名的鸟儿，啾啾地叫了几声，然后飞到正在盛开着的迎春花的枝条上。啊！首都的春色真浓啊！这儿强劲的春风一定会很快吹到边城的。
1980年5月于富拉尔基
1980年8月5日改于富拉尔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