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常有兴致将他小时的同学请到家来聚上一聚。那时父亲就满面红光地跟正打扫卫生的母亲讲起小时候谁是最淘气的学生，谁的作文写得最漂亮，谁最讨男孩子喜欢等等，母亲一边忙着，就一边跟着笑。因为实在是有趣，而且也让她想起自己的童年生活，有时不免也打断父亲，讲一讲自己的什么和父亲的经历差不多的事情来。那时，听着他们充满青春回想的笑，我们和祖母觉得是最最幸福的时刻了。
父亲的同学有做记者的，有做医生的，都做得很大，属于大记者著名医生之列的。我记得小时我们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翻看父母年轻时的照片。父亲的那几个同学都在照片上，那位大记者当年是留学苏联的，和那么多高鼻子穿布拉吉的俄罗斯女学生坐在一起，让幼小的我们羡慕有加，翻过来调过去地看着，觉得父亲的那位同学实在是了不起，竟然能和外国人平起平坐。而且让我们女孩子格外关注的还有那些婀娜多姿的裙子，一反我们眼里的灰茫茫的世界。于是我就做起当记者的梦来。我的目的很明确，看看外国，穿漂亮的布拉吉。
大记者后来被派驻国外去了，但还时常给国内的同学们寄来一些照片，照片的颜色大多是黑白的，布纹纸的，摸上去很厚，不像我们当时在照相馆里的那样亮着光，薄得像纸片一样。有的照片是泛着咖啡色的，这与我看久了的黑白色很不同，有一种异国的味道，还有刻意制作出的年代感，当然也极有艺术的风格。我是特别偏爱这种色调的。更让我好奇的是，照片背景里的尖顶建筑，那么辉煌与绮丽，街心雕塑边的喷水池在路灯下珍珠一般抛洒着晶莹的水滴，那位大记者就站在一个宽阔的广场上，看着我们微笑。她丝毫没有流露出娇娇的得意之气，相反朴素得很，剪得齐耳的短发，即使是穿着和苏联女人一样的花裙子，也没有妖娆的作态，绝不像今天的我们面对着镜头搔首弄姿竭力要把自己最美的表情留在照片上作为历史的纪念。大记者无疑成了我生活中的标准。我能以最快的速度在相簿里翻到有她的那一页，然后就面对她和她身后的世界发呆。
若干年后，当我也成了一个记者时，我不知这种对职业的选择是否与当时她那些异国的咖啡色照片有关。不过，我这时已经能以同行的眼光去读她从国外发回的稿件了，但显然，童年的记忆让我依然对她保留着尊敬的态度，绝没有像对待其他同行那样的挑剔。终于有一个机会，我肩负着父母的使命去拜访了已经回国的她，我面前的她依然如照片上一样剪着齐耳的短发，笑意也与照片上别无二样，时间的流逝似乎在她的身上不起任何作用。但使我意外的是，她的身后已不再是尖顶的建筑和撒着珍珠一般水滴的喷水池，而是狭小的住房、简陋的家具和已经秃了顶的我刚刚认识的她的老伴儿。我在他们那儿受到了我父亲应有的好待遇，我知道，他们的盛情里存着对学生时代的回忆与体会。我为此感动了好几天。
父亲的另一位现如今是著名医生的同学娇小伶俐，据说在中学时是个极其活跃的小姑娘，嘴巴也常常不饶人。她的背后总是跟着一大群追求者，直到她最终和同班同学、一个翩翩少年开始恋爱，才使许多男孩子放弃了心思。父亲和这一对儿一直保持着来往，无论是早年不在一个地方还是后来聚到了一个城市里居住，母亲也常常以她的拿手好菜热心招待这两位也已成为她朋友的父亲的同学。著名医生不改当年，依然是连珠炮似的谈笑，风度也很好。我有一次无意中在医院里碰见了她，她小巧的身材在白的长衫里与年轻人一样的挺拔，让人从背后看去还以为是个小姑娘。但我从她单独的办公室以及病人和护士们对她尊敬的表情看得出她在医院里的地位与权威。我为此很是骄傲。我把这个感觉告诉她时，她笑眯眯地说：“干脆不像你说的！”她与我说话时的举止丝毫不像是一个长辈，倒如我的朋友一样平等，我很喜欢这样。
孙叔叔是母亲的同学，从我记事时起，他就与我们住在一个城市。他结婚很晚，我已经会说话时才见到他的妻子，一个美丽的山东姑娘。因为我们家已经有了我和妹妹，所以，我们常常受到孙叔叔两口的亲爱。我小时候唯一的娃娃就是他们送的，至今我还能忆起那娃娃的模样，是个大脑袋深眼窝的女孩儿，塑料的，身子小小的，永远在笑。我给她起了个名字，叫大脑袋娃娃。我玩够时，就把她让给小我不到两岁的妹妹，于是，她可能一个下午就不再纠缠我了。不过，我如果想起来，还会从妹妹的手里抢回的，不管她那时如何正在为娃娃编故事或做小衣裳，也不管她为此怎样的大哭大叫。
那大脑袋娃娃从我手里传到了妹妹手里。等我们很大时，孙叔叔有了孩子，我们就又还给了他的儿子。那时，我们已经亲如一家。冬天储藏蔬菜的地窖我们就是与他们使用同一个，那是孙叔叔自己挖的，离他们家很近。家里没有青菜时，母亲就把我或是妹叫过来：“去，到你孙叔叔的菜窖里拿些土豆回来！”于是，我们常常哼着歌儿拎着一个布口袋晃晃悠悠地去孙叔叔家了。我们还小时，是孙叔叔亲自为我们下到菜窖里取出母亲所要的菜；等我们已经长到很高时，便是我们自己去取了，不是孙叔叔不肯下菜窖，而是我们争强好胜地认为我们完全有能力做这样了不起的事情了。但尽管如此，每次去取菜时，总要到孙叔叔的屋子里坐上一坐，那时，孙叔叔或是他的妻子，就毫不吝啬地从柜子里拿出各种好吃的来，即便是他们的儿子已经能够吃糖果了，他们还是毫无保留地让我们吃。有时去，恰好他们不在，我们自己有菜窖的钥匙，可以径直去取菜。要知道他们是否在家，只要到他们住的那幢楼，趴在他们所住一层的窗子往里瞧瞧就晓得了。因常去趴窗户，孙叔叔的邻居们已经认识我和妹了，有时就会告诉我们孙叔叔一家大概何时回来。我们说，我们只是来拿菜的，邻居们就不再多问了。父母出差时，常把奶奶和我们托付给孙叔叔一家照管。孙叔叔和妻子就轮番地往我们家跑，带来好吃的。我还记得我考大学的那年，恰好父母不在家，我突然感觉浑身发烧，就不顾一切地跑到孙叔叔妻子工作的医院里去了，结果幸亏我找到了叔叔的妻子，使我得到了及时的治疗，不至于我那考到北大的成绩白费。
有趣的是，孙叔叔虽是母亲的同学，但却是父亲极好的朋友和棋友。父亲小时从长辈那里学了一手说不上好但也不坏的围棋，恰好孙叔叔也有此爱好，所以在他们这些知识分子被下放到车间劳动的间歇，孙叔叔就抽空儿到家来和父亲下上一盘。这时，懂一些棋理的祖母凑到他们旁边细细地瞧。孙叔叔下棋容易激动，哪个子儿没走好，就一边吸着气，一边用手抓衣服。通常下完一盘后，他的衣服已经是皱皱巴巴的了。所以，每当看着孙叔叔坐在父亲对面时，我都紧张地注意他的手，不是看他手中的棋往哪儿摆，而是担心他的衣服。我总是仰着脸问祖母：“孙叔叔的手怎么那么多汗呢？”祖母就笑，说：“那是因为急的。”如果哪一天他的衣服像来时一样的平整，那准是父亲没有赢棋。孙叔叔和父亲一起，当然不仅仅是下棋，常常还聊些严肃的话题，一到这时，他们就把在边上观棋的我支开，说小孩子最好不听大人的议论。于是我就抽空到楼房的外面转上一圈，或是到厨房看母亲将要做些什么好饭菜。母亲一看到我，就以为两个男子汉该收盘了，于是转到屋子里看看。久了，家里人几乎人人都能对围棋说上两句。后来我做记者时，曾采访过中国著名的围棋高手刘小光，我对他说我也懂一点围棋，他开始甚为不相信，待我说了一两句行话后，他很是意外。这一点，连我的祖母也知道一二，有时孙叔叔和父亲正下着，谁走错了一步，祖母都会看出来，碰巧了，还会说对“眼位”的摆法。孙叔叔和父亲下得上瘾时，两人都忘了吃饭，母亲催促，这才将棋子收好，但嘴里还在延续刚才的某个争执。孙叔叔的妻子每等到丈夫不回家时，就知道准在我们家下棋。那时没有电话，所以有时就差遣我去通知一声。待孙叔叔有孩子之后，他的妻子就时常叫儿子到我们家把他唤走。但倘若他父亲的棋局还没有结束的话，那男孩就只有跟我们这几个被他称为姐姐的人玩耍一阵，直到他父亲与我父亲都同意和局后才和衣服皱巴巴的孙叔叔回家去。
若干年后，孙叔叔一家由北到南搬到了江苏的老家常州，父母亲和我们的祖母很是伤感，他们也一样恋恋不舍。有一年，我去南方采访，恰在宋代大书画家郓南田的故乡常州，无疑，我被父母要求了一大堆的话捎去给孙叔叔一家。于是在烈日炎炎之夏，我由已经长高了的孙叔叔的两个儿子带领，看到了久别的叔叔夫妇。那时，他们也都如我父母一样，头发上已泛出了几缕银丝。我像到家了一般在那儿吃了一顿香甜甜的饭菜。临走时，孙叔叔的妻子专门将几种不同花样的布匹塞到我的旅行包里，说是常州的特产，可以给我的祖母做几件衣裳。我回到父母身边后，母亲还真的用那些布给祖母做了几件便衫。祖母于是每每穿他们时，就念叨远方的孙叔叔一家。父亲从此没了对手。偶尔由我代替时，须让我几子才行，自然不如孙叔叔那样让父亲觉得棋逢对手。
父母亲的同学，还有很多印象极深的，像高声大嗓子的耿叔叔，矮个儿戴眼镜的德路叔叔，文质彬彬的吴叔叔。不知怎么他们给我的印象竟是那么的深刻。其实我与他们，本是有些不着边际的，自然不如父母那般有理由常去回想他们，但童年最重要时刻，也正是他们与父母境遇一样、彼此关怀的日子，且那时住得也近，往来很多，过年过节常在一起。每逢过年时，听他们纷纷到来对我祖母接二连三地喊着：“老人家，给您拜年来了！”不像现在，大都天各一方，膝下儿女早已成人，他们自己呢，也创立了一份不大不小的家业了。
他们对我的生命应该说起过十分重要的潜移默化的作用，所以，我实在忘不了他们，就写了这篇小文，估计父母亲会有诸多不满足的，因我写得不周全。
1995年于德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