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随便问一个美国人，或一个英国商人，对他的快乐生活妨害最大的是什么，他会这么回答：“是生存斗争。”他这话是由衷之言，事实确是这样。
但从一层更重要的意义上来看，这是完全不确实的。生存斗争这种情况确实会发生。如果我们遭遇不幸，我们就得去为生存而斗争。
例如，康拉德小说中的主人公福尔克就是如此，在一艘被人遗弃的船上，只有水手有武器，他就是其中之一，这时除了其他水手以外，已别无他物可充饥了。当这两人吃完了原先一起分享的最后一点食物后，一场真正的生存斗争开始了。福尔克赢了，但此后他成了素食者。这并不是商人说的“生存斗争”的含义。商人运用这一意义不确切的词语，只是为了夸大那些实际上是无甚价值的事件的重要性。
试问，处于他这一生活阶层的人当中，又有几个死于饥饿的。再试问一下，在他的朋友破产以后，会发生什么情况，谁都知道一个破产的商人，在物质享受方面，比起一个从来还没富裕过的人来说，条件要好得多了。因此，人们平常说的生存斗争，实际上是追求成功的斗争。他们在斗争中感到恐惧的，并不是第二天早晨能不能吃到早饭，而是他们能不能胜过自己的对手。
奇怪的是，人们很少意识到，他们并未处于一个无法摆脱的机械装置的支配下，而是在一架踏车上，他们之所以原地未动，只是因为踏车未能把他们送到更高一些的方位上去。
那些获得成功的大商人，已经有了相当可观的收入，只要他们愿意，完全可以生活下去。但是，在他们眼中这样做似乎是可耻的，犹如面对敌人临阵脱逃。假如问起他们的劳动是为了何种公共事业时，苦苦思索一番之后，依然是茫然不知所答。
我们假定，一个人有舒适的住房，美丽的妻子，还有可爱的儿女。清早，在妻儿们还在酣睡时，他已早早起身赶到办公室去了。在那里，他的职责是显示一个大经理的风度才干；他下颚紧绷，说话干脆果断，旨在给除公务员以外的每个人留下一个精明强干、谨慎持重的印象。他口授信函，和各色要人通话联系，研究市场行情，然后和打算与他交易的人共进午餐。同样的事情整个下午又继续进行。然后他筋疲力尽回到家里，正赶上换上衣装去赴晚宴。
餐桌上，他和另一些疲劳不堪的男子们还得在女宾面前装作快活高兴的样子，而这些女宾却无从感受此等疲倦。难以预计要过几个小时，这个可怜的人才能逃脱此种场面。直到终了，他才会进入梦乡，让绷紧的神经得以松弛一下。
这种人在心理上犹如百米赛跑。但是这种赛跑惟一的目标就是坟墓。那种对百米赛跑来说很合适的全神贯注，在这里最终就发展过头到了极点。
他对自己的儿女有什么了解呢？平时他都在办公室，星期天则在高尔夫球场度过。他对自己的妻子了解吗？早上离开她时，她还在梦乡。整个晚上，他和妻子出席社交活动，更是不可能进行亲密交谈的。他在男人中或许没有一个真正可靠的朋友，尽管他有一些所谓朋友，但对他们的亲热是做出来的。对春天和收获季节，只有在它们对市场带来影响时才有所感觉。他或许游历过几个国家，可是眼神里却满是倦怠。书籍对他来说毫无用处，音乐更是故弄玄虚。
一年又一年，他变得越来越孤独；他的精神越加专注到生意事业上，除此之外的生活更加枯燥无味。
我在欧洲看见过这种类型的美国人，已过中年，在和他的妻子女儿一起旅行。显然是她们劝这个可怜的家伙该度个假期了，该让女儿们有个机会来看看旧世界。母亲和女儿们兴奋她围着他，向他指点每一件使她们感到新奇有趣的事物景象。而这位男子，则是极端疲倦，极端厌烦，他还在担心办公室里业务进展如何，或是棒球场上的比赛情况。他的一家子女最后都对他失去了希望。但她们从未想过，他是她们的贪心的牺牲品。真的，在一个欧洲旁观者眼中，他实在同殉夫****的寡妇一般上下。或许十有八九，这个寡妇是个自愿的牺牲者，为了贞洁、名誉和教规戒令，准备去****献身的。
商人的宗教和荣誉感要求他去挣更多的钱，因此，像印度的寡妇一样，他愉快地接受这种痛苦折磨。如果这个美国商人要想使自己变得幸福的话，首先他得改变自己的宗教。如果他完全相信一个男人的职责就是追求成功，认为不这样做的人就是一个可怜虫，如果他的生活依然这样紧张集中、令人焦躁不安，他就永远不会得到幸福。
比方说投资吧。几乎每个美国人都会选择利润百分之八的风险投资，而不要百分之四的安全投资。结果是，损失常常出现，人则一直为之担忧烦恼不已。
就我来说，我希望从金钱中得到的是，安逸快活的闲暇时光。但是典型的当代人希望得到的则是更多的金钱，以此来炫耀卖弄，并且胜过原来同自己地位一般的人们。
美国的社会等级不断处于上下波动之中。因此，各种势力意识也是波动不已，尽管金钱本身还不足以使人声名显赫，但是没有金钱更难达到这一点。此外，一个人挣钱多少成了公认的衡量智力水平的尺度。一个发了大财的人一定是个聪明的人，反之，就是傻瓜。没有人希望被人看作傻瓜。于是，当市场处于不景气局面时，人会像在考场上一样惶惶不安。
阿诺德·本涅特作品中的克莱汉格，无论变得怎么富裕，始终在担心害怕死于工厂里。那些在童年时代受过贫穷痛苦折磨的人常为这种恐惧所困扰，担心自己的儿女遭受同样的命运，而且会觉得难以积聚百万钱财来抵挡这一灾难。这种恐惧心理在创业者中恐怕是难以避免的，但对那些从不知贫困为何物的人来说则可能没有什么影响。它们不过是问题中一个较小的、偶然的方面而已。
人们过分地把竞争的成果看作幸福的主要源泉。虽然成功的意识更容易使人去热爱生活。比方说，一个画家，在整个青年时代都是默默无闻的，那么一旦他的才能得到公认，多半会变得快乐幸福起来。在某一点上，金钱也是极有助于增进幸福的；而过了那一点，事情就不一样了。
总之，我坚持认为，成功只能是幸福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不惜以牺牲其他一切来得到它，那么代价就太昂贵了。
问题的根源是商界流行的那种生活哲学。在欧洲，其他一些行当职业仍享有威望声誉。某些国家，贵族阶层依然存在。在欧洲各国的那些需要学问的职业，除了少数几个小国外，各国的军队、海军都受到尊敬。
现在不管你从事什么职业，总有竞争的因素，但我们应该看到，为人们所尊重的不仅仅是成功，还有那优异的表现，不管其形式如何，成功是仰赖于此的，一个科学工作者可以去从事挣钱的事业，如果他去挣钱，就不会因此受到更多的尊敬。
如果你看到一位著名的将军或舰队司令生活清贫，并不会觉得惊奇。在这种情况下，从某种意义上说，贫穷还是一种荣誉呢。由于以上这些原因，在欧洲，完全为了金钱的竞争斗争仅限于某些行业圈子内，而且它们多半不是影响最大的，或最受尊敬的。
在美国，情况正相反。军队在国民生活中的作用，根据他们的标准来衡量是太小了，不足以产生什么影响。至于说到那些需要学问的职业呢，无人能知晓一个医生究竟懂得多少医学知识，或是一位律师是否确实精通法律，于是判断他们成就大小的简便方法，就是根据他们的收入多少了。说到教授，他们不过是商人雇用的仆人，同那些古老的国家比较，他们受到的尊敬要少多了。
结果是：在美国，专家跟在商人后面亦步亦趋，而不是像欧洲那样自成一家。因此，在整个有产阶级中，没有什么东西用来削弱完全是为了金钱的赤裸裸的斗争。
美国的儿童小时候，便知道这是惟一要紧的事，如果哪一种教育里没有金钱的价值，他们才不愿去为此下工夫呢。教育曾经被广泛认为是一种欣赏和享受能力的训练——我指的是对那些更为精致高雅的事物的欣赏享受，这对完全无教养的人来说是不可能接受的。在十八世纪，作为“绅士”的标志之一是，对文学、绘画和音乐的鉴赏情趣。今天我们可能不同意他的爱好，但至少是确实存在的。
今天的富人往往从不读书。如果他要建立一个艺术画廊，那只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声望，绘画作品的选择得依靠专家们去作，他从中得到的快乐并不是对这些作品的欣赏，而是因防止别的富人拥有这些绘画而产生的那种快乐。说到音乐，如果他正巧是个犹太人的话，或许真有点欣赏力，否则，就像在其他艺术方面一样，没有任何教养。
这一切的结果是，他根本不懂得如何打发闲暇时光。他变得越来越富，挣钱也越来越容易，到后来，一天里五分钟挣的钱就多得叫他都不知道怎么去花了。于是这可怜的人因为自己的成功而无所事事。只要成功本身被当作生活目的，其结果就必然如此。
除非他受过教育，懂得获取成功以后如何对待它，否则，成功的获得必然会使他成为厌烦的牺牲品。
心理的竞争习惯很容易侵入本来不属于竞争的领域。以阅读为例，读书有两种动机：其一，是因为你欣赏它，其二，你可以因此炫耀一番。在美国，小姐们每个月读几本书成了一种风气；有的把书都看完，有的只读第一章，有的只看评论，但是谁都把这些书搁在桌子上。可是她们却不看什么名著。
从来没有哪一个读书俱乐部推荐过《哈姆雷特》或者《李尔王》；从来没有哪一个文学老师有必要让人们知道但丁。因此，人们读的那些书完全是现代人写的平庸之作。这也是竞争的影响之一，虽则并不全是坏事，因为我们提到的那些小姐，如果让她们自己去选择的话，她们读的书比那些文学大师向她们推荐的还要低劣糟糕，自然更不必提什么阅读名著了。
现代生活中对竞争的过分重视，同文明准则的普遍衰退是相关连的，这种文明的衰退在奥古斯都时代以后的罗马一定出现过。男男女女们已没有能力欣赏志趣高尚的娱乐了。例如，谈话的艺术在十八世纪的法国沙龙里已臻于完善，在四十年前依然为人们所继承。这是一种极为高雅的艺术，为了某种几乎是瞬息即逝的事物，将人的最高官能发挥至极点。
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还有谁关心这等事？在中国，十年前这门艺术还很繁荣兴盛，不过自那时起，国民党人的如传教士般的狂热早已把它扫却一空了。仅在五十年或一百年前，高雅的文学知识在受过教育的人当中很普及，可是今天只有少数几个教授才通晓。所有高雅的娱乐都被抛弃了。
一个春天，有几个美国学生带我到他们校园边上的树林里散步，那里开满了各种绚丽多彩的野花，可是我的向导竟没有一个能叫出哪怕是其中一种花的名称。具备这样的知识有什么用呀？它又不给人增加任何收入。
问题不仅仅是在个人方面，问题在于为人们普遍接受的生活哲学，根据这一哲学，生活是一种争夺，一种竞争，尊敬则给予竞争中的胜利者。这种观点导致了以牺牲各种感觉和才智为代价，对意志的培植的过分强调。或者我们可能是本末倒置了。清教徒道德家们总是强调现代的意志，尽管本来想强调的不过是信仰。或许清教徒时代产生了这样一种人，他们身上的意志力过度发展，而感觉和才智则横遭压抑，因而这种人把竞争哲学看作是最适合自然的哲学。
不管怎样，这些现代恐龙，就像史前的恐龙一样，宁愿要权力而不要智慧，他们的巨大而惊人的成功到处被人模仿，他们成了世界各地白人的典型，在今后几百年里这种情况可能日益兴盛。不过，那些不随此时尚的人尽可放心，因为远古的恐龙最终并没有赢得胜利，他们互相残杀，而由智慧的旁观者继承了他们的王国。
现代恐龙正在毁灭自己。他们每次婚姻生育子女不到两个。在这一点上，他们从清教徒祖先那儿继承的过于狂热的哲学显示了与世界的不相适应。那些对生活的看法使他们感受不到幸福，没有了生儿育女的欲望，这种人在生物史上注定要灭亡，过不了多久他们将由更为欢乐愉快的一辈所替代。
把竞争看作是生活中的主要事情，这种观点是太冷酷，太顽固了，使人的肌肉绷得太紧，意志过于专注集中，如果将它用作人生基础的话，连一两代人都难以持续。过一段时间后，一定会引起神经疲劳，各种形式的逃避，对快乐的追求同对工作的追求一样紧张艰难，最后，因为不育症，引起整个家族消亡。
不仅劳动受到竞争哲学的迫害，休闲生活也同样深受其害。那种闲情安逸、使人神经放松的悠闲生活会令人厌烦无趣。接踵而至的必是连续的加速运转，其自然的结局是吸毒和崩溃。
治疗之方在于：在平衡的理想生活中，健全地、温文地快乐享受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