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晨跑的时候，我路过了索鲁玛小学。它跟当地的其他学校没什么区别，几间灰泥粉刷的砖瓦房就是教室，房顶也搭着普通的波纹铁皮。而且，由于学校经费不足，教室长年失修，有的地方也塌了，只剩黑板露在外面。还有的教室连窗户都没有，墙上打个洞就是门了。我看到已经有学生到了教室，有几个穿着蓝色的校服，不过一多半还是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看上去很久都没换洗了。
学校的校长站在小洞一般的门旁，朝我挥了挥手。
“你好。”她跟我打了声招呼。
“你好。”我跑了过去，跟她握了握手。
“你不是那卡艾滋孤儿学校的理事吗？”孩子们也好奇地围了过来。
“嗯，”我说，“我叫特威西格耶·杰克逊。”
“快回去吧，”校长看到学生们围在这里，赶忙说道，“赶紧回教室上课了！”孩子们一哄而散。
“我想向您了解一下，您是怎么从美国筹到钱的呢？”她说，“现在我们学校的学生太多，都快是正常容量的四倍了。‘普及初等教育计划’（乌干达为发展国内教育提出的计划）只是让我们的学生数量越来越多，可老师、教室甚至是学习用品却一个也不增加。哎！”
我也只能点点头。早在1997年的时候，穆塞韦尼就提出要让每个孩子都能免费接受初等教育。可事实却不尽如人意，能够向教育方面投入的资金太少了，这计划自然很难得以实施。入学的人越来越多，可用于教师培训、学习用品和校舍建设的资金却寥寥无几，很多地方学生跟老师的比例甚至已经超过了100：1。即使这个计划出现在美国，政客们也肯定免不了要冷嘲热讽一番，觉得这事不过是空谈误国，而且也没有专门的社会机构去提供资金扶持这些项目。在乌干达，这就是我们经常要面对的政治现状。
“筹钱不是件简单的事，”我告诉她，“在美国也一样。”
她皱了皱眉，“学校连桌椅板凳都不够，好多孩子每天都得站着上课，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我能理解您的心情。”我只能这样安慰她。募集捐款这事可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解释清楚的，虽然那卡学校现在的状况还不错，可要说服更多的人来给它募资也不容易。
“您能帮帮我们吗？”校长急切地问道。
“我尽力吧！”我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给政府管理的学校找到援助，只能这样来安慰她，不让她失望。在这里，有希望就有一切，很多人就是靠着这种信念活下去的。
离开索鲁玛小学，我就沿着那条小路继续往前跑。没跑多久，就遇到一位妇人，她头上还顶着一个黄色的水壶。看见我在跑步，她朝我笑了笑，脸上的皱纹更深了。这时我注意到她身后还有一个孩子，用花色布料紧紧绑在后背上。
“您好。”她跟我打了声招呼。
“您好。”我问道，“刚出生的吗？”
“对，才几天。我是去打水给他洗澡呢。”
“他好像还挺高兴的。”我笑着说道，这孩子在不停地扭啊扭。
这位母亲笑了笑，“小家伙挺沉的，有时候背着他再抬水就把我累得够呛，我也不年轻了嘛。不过那卡学校的水还挺干净的，这您知道吧？”
“嗯，”我笑了笑，“我也听说过这学校好多事呢！”
“过去我只能跑到水井那边去打水，现在这样可好多了。”
正在我们说着话的时候，一位老妇人一只手拄着拐杖，一只手拎着个小水壶，颤颤巍巍地朝这边走来，她身上那件灰色的衣服早已破得不成样子了。
“你就是卡古瑞的儿子吧？”
“嗯。”我回答道。这时，那个带孩子的妇人仔仔细细地看了我几眼。
“我听说你要给我们村里建个供水系统。”老人家又说道。
“是有这个打算，”我说，“不过我们还没……”
“虽然学校有这么个水窖，可要两个小时我才能走个来回。家里还有小孩子没人看，两个小时啊！有时候我回去得晚，真庆幸上帝保佑他们没什么闪失。”
“我……”
她砰地一声把水壶放在地上打断了我的话，“我丈夫最爱吃醋了，学校的水窖里没水了，我就得到远一点的地方去，有时回来得晚了，我丈夫就一直在家等着，他总说我跟别的男人走一块儿了，还把我脸上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
我张着嘴却说不出话，早就听说有这回事，有的姑娘在去打水的路上被人强暴了，还有的妇人也常常为此挨打。不过我还是头次亲耳听当事人这么说。
“老人家，真替您难过。”我能做的只是把手搁在她肩上，安慰她一下。
“仅仅难过是不够的。”她拿起水壶就转身离开了。
那位母亲看着老妇人远去的背影直摇头，“这老太太，简直是疯……”
“没错，”我的语气很坚定，“老人家的话一点都不错，仅仅是替人伤心难过可没用！”以前的我眼里只有那卡学校，可从没想过这么大的村子其实还有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