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信号在乌干达西部永远是零星的，所以当我在前院找到了一个好的信号点，终于可以联系上贝兰达的时候，真是高兴极了。我不在的这几天，她和尼古拉斯过得很好，但尼古拉斯总认为我会很快回来。每天早上，他都不明白为什么不能去机场接我。
“我很想念你们，”我说，“不过我很快就要回来了。”我在乌干达的两个星期已接近尾声。
“斯蒂芬·刘易斯基金会那边有没有消息？”
“还没有。”贝兰达说。
“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他们这么说过。我知道上帝会帮助我们。”我没有提督察引发的问题，两个人都为此担忧大可不必。“会有办法的。”
我知道即使工资被削减，我们的大部分教师也会继续工作。有些人甚至愿意在无报酬的情况下继续工作，他们就是这样的人。然而他们毕竟是专业人士，应该得到自己劳动的报酬。
我们继续聊了一会儿，信号开始时断时续。我请贝兰达代我向尼古拉斯致意，然后挂了电话。
现在真正的挑战才刚开始。我已经取消了与教师的会面，好去看望斯科维亚。顾不得吃早餐，我把短裤换成了长裤。走出屋子的时候，我抓起一条在坎帕拉买的面包，准备送给斯科维亚。我希望她能吃一些，恢复一点体力。
当我沿着长满青草的小路开车去坎布加的时候，感觉没那么乐观了。如果她根本吃不下怎么办？我哥哥去世前就是这样的情形。
我在坎布加医院的大门旁停了下来，守卫穿着绿色制服，是个瘦高个。我告诉他我来看望一个生病的学生，他挥挥手让我进去了。
坎布加医院位于树木繁茂的山坡上，占地二十多英亩。它有4个病区，分别为男人、女人、儿童和产妇提供服务，每个有24张病床。医院总是很忙碌，但最忙的地方是产房附近单独的太平间。在阿明政权时期，地区行政长官曾强征我祖父母的部分土地来埋葬无人认领的遗体，自那以后，附近地区还不曾经历过这么多的死亡。
如果不是医疗费用高昂，医院还会更繁忙。我小时候去那里看病，治疗都是免费的，但现在每次就诊需要自付八成的费用。在这一带，很多人拿不出这笔钱。斯科维亚的奶奶很可能是卖鸡卖羊才把她的孙女送来住院。
我沿路拐到左边，感觉越来越糟。仅仅是走近这所医院，就让我回忆起了强烈的痛楚、病区里其他病人的呻吟，以及那张我在上面躺了几个月的坚硬病床。我从丰田越野车上下来，经过X光楼，来到了门诊部。深吸一口气，我强迫自己继续往前走。我的双腿抖得非常厉害，让我几乎走不动路。
“上帝啊，请赐予我力量。”我低声说。
走进门诊大楼，闻到尿和血的气味，昔日的记忆又不禁涌上心头。墙可能重新刷过，但基本上和过去一样。老人和病人坐在门口的水泥长凳上等着，护士和其他医务人员匆匆走过等待区，病人在旁边的医疗室里呻吟着。我好像回到了小时候，又是一个害怕死亡的小男孩了。
“特威西格耶！”一个浅肤色的人向我大步走过来，他的白大褂很引人注目，但衣服的下面却血迹斑斑。
“您好吗？”我说道，暂时把恐惧放到了脑后。穆班大夫是医院院长。去年我们在学校见过面，当时那卡给医院捐赠了一些医疗设备。这让他欣喜若狂，因为医院一直面临着设备和资源短缺的问题。医院里甚至没有通电，手术室只能依赖汽油发电机。经常有人在手术过程中因为停电而去世，或是死于医疗设备和资源短缺。
“我很好，”大夫握了握我的手，“你怎么来啦？”我心里明白，他希望我能给他带来更多援助。不幸的是，我带来的不是好消息。
“我来看一个病人，”我说，“一个那卡的学生，小姑娘得了艾滋病。”
“我知道了，”他说，“我记得她好像去年也来过。”
“去年她是和另外两个学生一起住院的，他们都得了疟疾。”我记起了儿童病区的场景，由于无人清洗床单和厕所，气味刺鼻。病区里总是挤满了孩子，很多是因为结核病或疟疾。他们的母亲和父亲几乎是面无表情地坐在旁边，对即将来临的死亡束手无策。我曾看到我们的学生戴斯蒙德守在一个死去孩子的身边不肯离去，那个小孩没有被抬走是因为当时太平间也人满为患。这让我越发受不了这医院。
“她真是个可爱活泼的女孩，”穆班大夫紧握着我的手，“我很抱歉，特威西格耶。她目前在女士病区。”
“谢谢您，大夫。即使在这不幸的时刻，再见到您我也很高兴。”
“特威西格耶，我们随时欢迎你和你的学生。”他这么说当然是好意，但我实在不希望我的学生来这里。
穆班大夫继续他忙碌的工作，我则步伐坚定地走向女士病区，两个衣衫褴褛的老妇和一个满脸病容的男人在两扇门的入口外面闲逛。我拉开一扇门，进到有一张木桌和几把椅子的门厅。一位穿着绿色裤子的老人睡在三把椅子上。在他旁边，一个女人静静地坐在那里，眼神迷茫。
穿过门厅，我来到中央大厅，这里有很多扇门通向私人病房，每个病房里至少有四个病人。大厅的另外一头通向普通病区。
普通病区里挤满了患者。一些女人躺在床上，其他的直接睡在席地而铺的床垫上。这景象令人揪心，但与其他病区不同的是，女士病区至少比较干净。这是因为女性患者和她们的家属承担了换床单、倒尿盆和擦洗病人的工作。
愿上帝保佑这些女人，我想，不觉想到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几位女性：我的祖母和外祖母、母亲、我的姐妹们、芙蕾达，当然还有贝兰达。
“我可以帮你吗？”一位身穿蓝色制服的年轻护士问道。
“我在找我的一个学生。”我说。
“她叫什么名字？”
“她叫斯——”
我忽然看到斯科维亚的奶奶坐在地板上。“不用了，我看到她了。”我说。
护士转过身，匆匆离开了。
斯科维亚躺在一张垫子上，下巴以下盖着一条黄色的毯子。她的奶奶坐在一条颜色相近的毯子上，她似乎给斯科维亚创造了一个小家。毯子上有新鲜的水果和一个热水瓶，里面可能装着牛奶，还有洗漱盘和毛巾。
“叔叔。”当我在她身边跪下来的时候，斯科维亚低声说。
我几乎无法忍住眼泪。斯科维亚一直是个瘦小的女孩，亲眼看到她皮包骨头、面如金纸、唇无血色，实在让人痛心。
“我在这里。”我说。同时握住了她的手。
像我的奶奶曾为我做的那样，我念了《圣经·诗篇》里的一段祈祷诗：“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
“谢谢您来看她。”她的奶奶说。
“我应该早点来，”我说，每个那卡的孩子都是我的孩子，“她是我的养侄女。”
我把注意力转向了斯科维亚。
“我给你带了点东西。”我拿出面包，给了她一点。
斯科维亚虚弱地笑了笑。
“她吃不了多少，”她的奶奶说，“我在奶里泡一下，她也许能吞下一点。”
她的奶奶用颤抖的手拿起面包，在斯科维亚床垫旁的一个杯子里泡了一会儿，然后向她俯下身去。斯科维亚努力用干裂的嘴唇去吃面包。牛奶从她的一边脸颊流下来，但她吞下了一小块面包。接着她闭上了眼睛。她的奶奶帮她擦去牛奶，又把白色的衣领弄平。
“她穿的是校服。”我有点惊讶。
“为了死后的复活。”她的奶奶一边说，一边给孩子重新盖好毛毯。“她希望穿着校服下葬，这样耶稣来接她的时候，不用担心穿得不好看。”
我注视着斯科维亚胸前的那卡纹章。尽管已经洗得有些褪色了，但“一切为了孩子”几个字仍能辨认出来。我很难相信，眼前的孩子和三年前走进那卡的那个害羞但是开心的小姑娘是同一个人。她特别喜欢阅读和讲故事，尤其是她认为没有成年人在场时。每次我和孩子们聊天并让他们问问题的时候，她总是很好奇。我记得有一次她问美国在乌干达的哪个区，她的老师笑了起来，但我认真回答了这个问题。后来我告诉老师们，必须让学生学习更多的地理知识。第二天我到外面去给学校买了一张世界地图，并在地图上给斯科维亚指出了大西洋、非洲和北美洲。
“这个湖可真大。”她说。
“这是一个大洋。”我说。
如果她能看到这个大洋该多好啊，我想着，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我不得不闭上它们，默默地向上帝祈祷：“请别让她受太多苦。”当一个护士过来宣布探望结束的时候，我还跪在地上。
“谢谢您来看她，理事。”她的奶奶说。
我抓紧她的手。“上帝保佑您，”我说，“坚强些。”
她泪流满面地摇了摇头。
“我会回来看您。”我说，我心里明白，不久以后斯科维亚就会被加入互联网上的统计数据，非洲的艾滋病死者又多了一个。但对我来说，她永远是一个充满希望和梦想的孩子，就像我的儿子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