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姆斯伯里这些人，原来都是索比在剑桥的同学：戈登广场，从剑桥回伦敦的国王十字火车站步行可到。因此周末假期，自然而然到这个没有长辈的年轻人之家来聚会。这批剑桥高材生，在中产阶级出生的两姐妹眼中，个个怪怪的，“不修边幅，貌不惊人”，但是都喜欢神侃到深夜，谈的又是最抽象的题目，让这两个既有头脑又美貌惊人的两姐妹尝到精神美味。索比不幸去世，她们原以为这样高朋满座的聚会就此告终，不料这些男青年来得更勤，有的人公开追求，有的人只是喜欢与两姐妹为伍，干脆就搬到戈登广场比邻而居。如果长兄索比健在，这个家就有家长，下面的故事就两样。小弟安德连职业是心理病医生，不太喜欢与文人为伍，也不太“关心”两个姐姐的圈子。
今天人们对布鲁姆斯伯里集团的兴趣持久不衰，相当大原因也来自索比之死的后果：有了这著名的两姐妹，周围一批奇特的男女名人，报上就“丑闻”不断。他们似乎并不在乎，或是有意用他们的私人方式，击破维多利亚时代的偏执，傲慢，与道德虚伪。从布鲁姆斯伯里之后，至少英国知识界的审美趣味与道德宽容程度，为此一变。
奇怪的是，大半个世纪过去，“丑闻”至今尚无穷尽——不断有新资料出现。弗吉尼亚·伍尔夫作为这个集团最锐利的一支笔，对这些事有多篇回忆。在当事人远未作古前，她的描写相当大胆：早在1907年弗吉尼亚写了《往事二三》（Reminiscences）口气是给尚未出世的外甥朱利安写信；1922年写的《布鲁姆斯伯里旧事》(OldBloomsbury)，描述了这些声望正如日中天人物的奇行怪僻；1940年的《忆旧》（ASketchofthePast)，或许是觉得她的大限已到，描述更为坦诚；伦纳德·伍尔夫在80高龄时作的《自传》五大卷（60年代陆续出版），未免书呆子气太浓。范奈莎的长子朱利安生前就说，如果他活到年龄，就会编一本《布鲁姆斯伯里丑闻集》；这件事只能由他的弟弟昆丁(Quentin Bell)来做：1970年的《布鲁姆斯伯里》，1972年的得奖之作《伍尔夫传》，爆出了长辈生活中的许多内幕。早已过90的昆丁·贝尔教授，一直是布鲁姆斯伯里历史的当然权威。
哪怕以丑闻自豪的儿辈，也难免为长者讳。于是出现了一批专门攻击布鲁姆斯伯里的书——这也自然，因为布鲁姆斯伯里这批自大狂，臧丕当时人物，一向尖刻不留情。刻薄话一向是文人聚会的佐料，处处树敌就是必然的事。但是当范奈莎的小女儿，当年人见人爱的大美女，现在的牢骚老妇安杰莉卡（Angelica Garnet)，1984年写出自传《好意误我》（Deceived with Kindness)，对当年长辈的生活方式攻击不遗余力，这才真正让人大开眼界。
在近年出版的弗吉尼亚与范奈莎厚厚的书信全集中，所有这些“反面”的攻击，看来并非事出无因。生活苦多于乐，与世人无异。他们比《世说新语》中人物更丰满，更鲜活有趣，正是因为他们实际上都是相当脆弱的人。说不尽的布鲁姆斯伯里，因为他们自己说不尽自己。
6
范奈莎与弗吉尼亚这一对才高八斗的姐妹花，布鲁姆斯伯里的真正核心。她们的长相非常相似，从少女到中年，照片若没有说明，很难分清。
但是这两姐妹性格甚至体格完全相反：弗吉尼亚过于敏感，性格脆弱，健康不佳，常常忧郁症发作，落到疯狂的边缘，多次自杀未遂；而范奈莎则是雍容大度，性感开朗，容光焕发，历经生活打击，而依然坚强。
1932年斯特莱奇去世；1934年弗赖心脏病猝发，爱子朱利安1937年在西班牙内战阵亡，从此布鲁姆斯伯里人物凋零，指天说地的聚谈不再。但是只要范奈莎家安在哪里，哪里就依然是布鲁姆斯伯里的“所在地”。早在20年代弗吉尼亚就发现，即使她住在伦敦，范奈莎不在，布鲁姆斯伯里也就不存在。一旦姐姐回来，布鲁姆斯伯里马上旧戏新演。甚至到今日，范奈莎去世前住的查尔斯农庄，依然是布鲁姆斯伯里的主要纪念馆，那里满墙壁画，几乎没有未装饰的空处。
弗吉尼亚很明白，她对付这个世界，能力远远不如姐姐，她感叹姐姐拥有“一打生命”。范奈莎与克莱夫的婚姻，生了两个儿子后，就名存实亡。在她怀孕和生育期间，丈夫与小姨子弗吉尼亚越来越亲密（虽然两人是否有染，从无定论），这种事情本来足以破坏任何亲情关系，她们的婚姻却一直维持到死神来到。登徒子克莱夫·贝尔，大部分时间住在这个那个情人处，有时回来看望妻子孩子，还把情妇带来“让家人品评”。
1912年后美学家弗赖成为范奈莎的情人，但是两年后范奈莎抛开他，爱上比她小六岁的画家格朗特。格朗特虽是同性恋，却与范奈莎终身相守。范奈莎在家里安排了专门给丈夫克莱夫·贝尔保留的卧室，书房，单用的卫生间，也给格朗特的男友如凯恩斯、加尼特等准备了单独的房间。而范奈莎与前情人弗赖，依然极为亲密友善，多年书信频频，两人一起发起了立志改造英国工艺美术的“俄米加工场”（Omega Workshop)。
或许有人会说，这是范奈莎善于做戏，克制自己过分，以致真假不分。或许范奈莎很早明白性爱之不可靠，妹妹与丈夫的调情可能给了她最清楚不过的启示，所以她情愿找个男同性恋作终身伴侣，这样他们之间的依恋，就是纯粹的感情。但是读到1993年出版的范奈莎书信集，在没有必要作假的场合（范奈莎不可能想到这些信会最终出版），她的语调，依然充满对生活的乐趣。或许正是范奈莎这种奇特的生活方式：似乎与周围每个人和睦相处，却从来不依赖某个人的性爱。她几乎是单枪匹马养育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
读一下两姐妹的日记信件，明显可以发现弗吉尼亚·伍尔夫说到自己家里人时，都是酸话连篇；说到其他人，语调之尖刻，例如抓住每次机会攻击当时呼声挺高的女作家曼殊菲尔，读来几乎令人难堪。她本来才高气傲，要她长期佩服什么人，也难。但是这种心情对她本人恐怕为害更甚。
弗吉尼亚知道自己的性格远远不如姐姐，她的同性恋倾向，使她经常处于感情危机之中。在生活上，依赖脾气温顺的丈夫，多次精神崩溃，都是靠伦纳德的耐心，渐渐恢复。对比范奈莎的生活上“成功”，文学名声是上帝对她的补偿。果然，范奈莎在美术上的成就，远远不如弗吉尼亚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到今日，布鲁姆斯伯里之所以依然是个文化史大题目，与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文学成就，以及她的女权主义先行者的觉悟，很有关系。但在当时，如果没有范奈莎为人的魅力和坚毅性格，布鲁姆斯伯里恐怕难以存在。
布鲁姆斯伯里人物对****和友谊的非凡态度，本来似乎可以代代相传，结果在后辈身上一个个失败：朱利安在中国的浪漫情，卷进的复杂情绪旋涡把自己都搞糊涂了；安杰莉卡嫁给了格朗特的男情人加涅特，后来发现自己的生父竟然是格朗特，她的婚姻几乎是乱伦，大为恚怒，离婚后一蹶不振。这不奇怪，因为他们都没有范奈莎的气度。如果没有范奈莎，如果范奈莎也像弗吉尼亚那么脆弱，甚至像平常人那样七情六欲摆不平，那么人们艳称的“布鲁姆斯伯里做派”，只是几个狂悖男人的妄想。
范奈莎本人的画风，明显受后印象主义影响。马梯斯几度参加布鲁姆斯伯里聚会。可惜，布鲁姆斯伯里的高谈阔论，外国人很难跟上。因此，这一派人物虽然一向反对民族主义，却没有外国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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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中国文化人留学英国，作为学生，与当时英国文化精英的接触很有限。徐志摩却是一个例外：这位二十多岁的学生，在无论哪国的名流面前，从无自卑感。因此我在英国翻阅旧籍，不可免经常遇到徐志摩的影子。徐志摩与韦利讨论过中国诗的翻译，也与弗赖讨论过青铜艺术，弗赖送给徐志摩一幅自己的画。徐志摩在1931年那次致命的南行前，把日记文件托交凌叔华保管，同时把弗赖这幅画转送给凌叔华。1946年凌叔华到英国，见到范奈莎，给她看这幅画。范奈莎一看故人之作，辗转反复又回旧土，不竟触景生情。后来荷加斯出版社出版了凌叔华的英文小说《古韵》（Ancient Melodies)。
弗赖是布鲁姆斯伯里诸人中，对中国文物最感兴趣的人。他是画家，但更是美学家。弗赖是范奈莎的一度情人终身师友，在布鲁姆斯伯里的形成上也是个关键人物：罗素、狄金森等剑桥“前辈”，就是经由弗赖进入布鲁姆斯伯里的圈子。他努力推崇的，除了法国后印象主义，就是中国的青铜艺术了。他参与大英博物馆东方部主持的中国艺术研究项目，他的论文，是西方讨论中国青铜艺术最早的文字。1934年弗赖去世前，在母校剑桥讲授美术史，中国青铜器是他热衷的题目，备课时间远远超出教课需要。他说：“真希望能把整个学期全部用来讲中国艺术，我心中对周代青铜器有宗教般的敬畏：铸匠与他的妻子，在关键时刻，会不惜双双跳进熔炉，取得完美的阴阳配合。”
现在我还没有判别清楚的是：徐志摩与布鲁姆斯伯里人物的相知程度，是否已经能算圈里人。这个题目，似乎不值得深究，但是在英国文化史上，算不算一个Bloomsburian，出入大矣。
徐志摩认为美国文化人太浅薄，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转到英国，他希望到剑桥师从罗素学哲学。不巧罗素刚与剑桥校方闹翻，徐志摩就在伦敦经济学院就读。另一说是他与金岳霖、张奚若在纽约听到拉斯基演讲，大为倾倒，三人联袂来英，学习英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理论。当时英国自由主义者大量转入工党，费边社会主义正时兴当令，而布鲁姆斯伯里的政治立场，一直接近费边社会主义。弗吉尼亚·伍尔夫1928年日记中发牢骚说，伦纳德身边老有中国学生（她没有记下名字），求教合作社运动之类的课题。这批伦敦经济学院的中国学生，到中国却成为思想颇为简单的西化派。英国的左翼激进立场，到中国，就很可能成为保守主义者，看来这是一个难以逃脱的怪圈。
在伦敦如鱼得水的徐志摩，1921年终于因失恋加离婚而颓唐。他又生出剑桥求学梦，当时狄金森已从剑桥国王学院院长退休，但是说话尚管用，就让徐志摩到剑桥做旁听生。狄金森是个有名的“爱中国者”，在家中穿一身不知哪里弄来的品戴花翎满清官服。对中国学生，几乎有求必应。华东师大陈子善教授考证发现，徐志摩有题诗赠狄金森。
此后，布鲁姆斯伯里与中国的关系，转到中国：布鲁姆斯伯里的第一个后代，范奈莎的长子朱利安·贝尔，1935年秋天应聘到武汉大学做英国文学教授。政治学家姨父伦纳德支持他的选择，说是中国将是未来国际政治变动的中轴。安杰莉卡在自传中说：她哥哥临行时，伦敦要为他饯行的长辈同辈男女朋友多得顾不过来，只能“像魔术家似的掂量给每个人多少时间”。到中国，是去“最外国的外国”。但是到武汉不久，朱利安就热恋上比他大八岁的凌叔华。在朱利安的布鲁姆斯伯里式道德观看来，爱情就是爱情，因为有夫之妇就不敢爱，反而是道德上的懦弱。虹影有长篇小说《K》，真事隐去，假语村言，借了一些背景，转写成性别研究（Gender Studies)上的一个复杂个案：中西****观与责任观之间的戏剧性冲突。
可能因为凌叔华谈徐志摩谈得过多，朱利安好奇，或许不无妒忌，就写信给弗赖的遗孀，要求她找出徐志摩给弗赖的一些英文信寄给他看。果然信从万里之外寄到武汉。他读了说：“不过尔尔！”这倒是英美文人至今不改的傲慢本色。
朱利安在爱情上左右支拙，焦头烂额，就约了他班上的得意门生叶君健，一起沿着红军第四方面军的长征路径走入四川，试图重新做他的中国革命之梦——朱利安激赏马尔罗的《人境》(La Condition Humaine)，大有误读，以为西方人真的在中国革命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是他的确面临一个两难之境：法西斯主义的猖獗，使他觉得不能再固守老一辈的反战立场，而布鲁姆斯伯里的自由精神，使他依然不能忍受情绪化的爱国主义。因此，他只能到国外参加反法西斯战争。后来他果然如愿以生命酬理想。
叶君健在1944年受命到英国任“鼓动员”(Agitator)。这个职务名称虽奇怪，任务倒也清楚。朱利安已经不在，弗吉尼亚去世，布鲁姆斯伯里不再聚会，这个团体也就不再存在。但是朱利安的这些长辈友人，还是给了他不少帮助。
另一个得到布鲁姆斯伯里帮助的是作为大公报记者来英的萧乾。萧乾忙中偷闲，在剑桥读研究生，写《英国心理派小说》论文，当时弗吉尼亚刚自沉去世不久，伦纳德让萧乾来家中阅读弗吉尼亚的手稿和日记——可能萧乾是全世界第一个读到伍尔夫信件日记的人。这些珍贵材料，与布鲁姆斯伯里主要人物的信件日记，一直藏于剑桥档案库，80年代后陆续整理出版面世，依然还有很多宝藏，例如朱利安在中国时与范奈莎亲密的通信，等着好事者去发掘。
不过中国人与布鲁姆斯伯里的姻缘，还会与布鲁姆斯伯里神话一起延续下去。在查尔斯顿纪念馆，我们时而看到中国面孔，但是却看到不少中国工艺品。我们不知道是中国文化人来英酬酢的赠礼，还是朱利安从中国寄回给母亲的工艺品。但是我们见到的肯定不是全部，例如朱利安作为“东方马梯斯”寄给母亲的齐白石作品，就不知去向。
在欧洲，房子比人长久。天天走进布鲁姆斯伯里中心上班，仿佛可以随时走进戈登广场，与鬼魂碰杯。前年退特画廊，去年耶鲁大学，举行布鲁姆斯伯里回顾展，做主题演讲者，竟然是英国美术史家朱利安·贝尔。我眼睛一阵迷糊，才想通：此人必是昆丁50年代初生的儿子，为了纪念，也为了让范奈莎老太太高兴，才取了这个名字。
下一个念头，使我悚然：六代人或已出生，三代人已经老死，就在我谈邻居奇人趣事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