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本是我们的固有文化价值，现在却东风转西风。
我指的是“新价值”，近30年，在全球范围内，人们渐渐认同的一套价值观。例如女性主义，环境保护意识，动物保护意识，少数民族权利，多元文化，反无限制科技等等。
这些价值看起来是一个个单独冒出来的，没有共同源头，不形成体系，无法伞以一个“主义”。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出，它们形成后工业时代一套系统的新价值观，而且都是“制动价值”。
18世纪西方工业化时代，开始形成两套互相环扣的价值观：一套促进产业的数量化发展，例如为起点公平而设的自由竞争，人生而平等，例如所谓浮士德精神：个人主义，适者生存，全球帝国利益；另一套对产业的数量化发展起制动作用，例如为终点公平而产生的劳工权利，社会保障体系，例如为分散权力而产生的民主代议，民族主义。
两套价值看来是针锋相对，一右一左，互为死敌。实际上两者相辅相成：一边是动力，一边是制动。正由于互相制约，没有一套价值能够贯彻始终。资本乐见起点公平，劳工乐见终点公平，两者都不可能顺心遂愿；权力集中与权力分散，不会有一个皆大欢喜的形式；霸权国与受制国之间的抗争，既不会对抗到乙方彻底失败，也不会妥协到双方拥抱言欢。有权者与无权者，有钱者与无钱者，没有共同语言，却并非永远没有共同利益：任何一方过分得势，都会使社会在单向压力下畸形，一方胜利，意味着同归于尽。
尽管每套价值的拥护者，认为是在为唯一的正义而战，对立的那套价值却一样有无数敢于牺牲的勇士。历史的舞台，需要燃烧着仇恨的斗士，意识的历史却并不是历史的意识。
许多人认为现代化是上述第一套价值成功的历史，冷战结束与自由资本主义的全面胜利。我认为，冷战结束标志旧的对立结束，新的抗衡开始：传统的社会主义，让位于新的价值对峙。
任何现代化要成功，必须有上述两套价值协力：没有制动，动力价值就会无限扩胀，像没有刹车的汽车，只能加速，直到翻崖坠毁；乱踩刹车，也一样会翻车，或干脆走不动。现代社会像个活动亢进的孩子，闯了不少大祸，尤其在20世纪，闹得人心惊肉跳。但毕竟存活过来，能活到现在这年龄，世界竟然没有毁灭，我们不得不感谢两套价值的互相牵制。
最近30年，世界起了很大变化，进入了所谓后工业时代，经济发展越来越取跨国公司形式，知识工业产值超出制造业。细察一下，可以发现根本的动力价值，基本没有大变动，制动价值，却变化很大。虽然要求重点平等阶级与民族，依然是起制动作用的利益集合，但出现了一些新的“弱者群体利益”：女性权利，少数民族权利，同性恋权利，老年人权利，残废人权利。此外还出现了人本之外的“概念集合”：生态意识，动物权利，反无限制科技等等。
这篇短短的文字，无法深入讨论这些新价值。就社会作用而言，它们是对既成体制的文化批判。幸亏这套价值，用语常常“矫枉过正”，行为往往过分激烈，因此明显是作为平衡力量存在，似乎没有在任何一国政治中独占称霸。“政治正确主义”一旦无限制使用，也会泛滥成灾。至多在大学校园风风火火，让“政治不正确”的教授日子难过。
这篇文章要问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些新价值，与“传统”制动价值一样，从西方传向东方，而没有在东方产生。
光说这些新价值与后工业社会相应，不能回答问题，因为东亚相当多国家，已经或正在进入后工业时代，而且在部分接收这些新价值。而且这些新观念，一个大特点，就是价值全球化：其中一部分，如生态意识，动物权利，反无限制科技，不可能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取得成效，必须全球行动。所有这些新价值，都是给全球化经济踩刹车。既然动力价值——例如跨国公司——没有放过中国，为了不引起价值失衡之灾，中国也就得考虑吸纳这些制动价值的必要。
为什么，为什么新价值观依然从欧洲来？
不能说东方没有试图推出新价值。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东方企业精神”，曾声震一时。英国人MacFarquhar首先提出东方产生了“21世纪主导价值”。后来居上的杜维明，把东亚价值系统化成“新儒家理论”，并且坦然声明，这就是“亚洲工业地区的新兴经济伦理，东亚企业巨子所代表的价值取向”。
在《儒家意识的自我反思》一书中，杜维明列举新儒家/东亚价值观之牟牟大者：
1.忠于职守的集体合作；
2.要求政府的协助指导（在138页，他承认“就是政治控制”）；
3.反对唯利是图，注意节约修身自律之类的人格陶养。
杜维明声称这些与西方的“谋利动机，市场竞争，征服自然，优胜劣败和个人主义资本主义精神有显著不同”。看起来这是对工业时代的价值观的修正，但明显不是从制动方向进行的修整，而是加强动力方面。好像东亚的成功，就在于东亚资本不像西方必须与制动利益对抗，而是可以漠视社会正义与福利保障：既不需要照应劳工利益（因为他们都“忠于职守”），又不用害怕民主分权（因为“政府协助”）。
至于“人格陶养”，让全体公民都不再“唯利是图”，这根本不是儒家理论：孔子区分“君子”与“小人”，就明白言不及利的价值不可能成为社会公识。杜维明的说教，听起来像宋明理学家，在往社会基层推行礼教。或许我们是错读了杜维明，他只是想叫已经做了“外王”的企业巨子补一点“内圣”，带一点儒商风度？
“东亚价值”曾经时兴一时，让不少东西方政治家与知识分子说了好多迷糊话。英国保守党首相梅杰，就曾经训诫英国工人，不要一味要求立法确定最低工资线，与每周最长工作时间，而应当学学东亚工人的“工作哲学”；又例如日本首相曾扬言“日本胜过美国，因为美国种族混杂，而日本种族纯粹”。单方面的动力价值观，哪怕“修身自律”，一味发展下去，恐怕会闯祸，就像20世纪好几种独尊一时的单面价值，越头头是道，越闯大祸。
既然“东亚价值观”，只是为既成神权——东亚大资本与政治寡头——制造神话。90年代中期，这个神话结束于一场不大不小的金融危机。如果一场金融危机就能使整套价值观破灭，这价值产生过程本身就大成问题：它原本只是为“东亚经济奇迹”炮制理论根据而已。今天某些学者还在设法重申这套价值，例如宣称“凡是华人社区，都抗住了金融风暴，必有原因”，好像还没有另一个杜维明来套一个“新新儒家”理论框子。
价值的建立，并不出于实践，而是出于实践的缺如。
我绝对不是说儒家对现代社会没有用。恰恰相反，儒道佛的三教合一互补，不是西方的各教宗“互相容忍”，很可以作为价值制动的原型。
20世纪的第一代第二代新儒家，一直在朝制动价值方向工作。张君劢的“玄学”论，是中国最早对泛科学主义的批判；梁启超对欧美文化的批评，虽然是基于对一次大战后欧洲的观察，未免片面，但是不无灼见；此后牟宗三，熊十力，梁漱溟，都努力让儒学朝佛学靠拢，新儒学渐渐成为产业时代的制动力。我至今不明白的是，为什么“第三代”新儒家，思考方向完全翻转，变成单方面动力价值的辩护士？
一个半世纪以来，东方知识分子总是迷惑于这样那样的单面价值，尤其是当此种价值换上中国外衣之后。我们应当检讨一下，一床国产棉被，就能让那么多知识分子眼花，看不到东亚的现代化过程中，一直有一些重要的价值缺失？
其实，后工业时代“新价值”中的许多内容，完全可以从东方产生。而且东方思想的确推动了新价值产生。很多新价值提倡者声称他们是在回向东方智慧：对生态主义的西方信徒，道家经典是他们的圣经，道法自然是他们的响亮口号；反对“科技无禁区”的人，一再重提老子关于过分智巧的警告；动物保护主义，与佛教的众生有灵力戒杀生有显然的相应；对残废人，智弱者的关怀，更是佛教式的悲悯；至于老年人权利，当然与中国传统一致。
至少，因为本是我们的固有思想，东方人应当对这些新价值并不感到陌生，甚至应当有自然的亲和。然而，事实情况好像并非如此：这些新价值又一次在西方形成。而我们又一次被动接受：整个国土快要沙漠化时，我们被迫接受了环保意识；某些中国特有物种将要绝灭，我们才接受了国际化的抢救；活取熊胆，是在国际抗议下才禁止的。
对于新价值的其他诸项：鲜鱼活炸，眼开嘴翕，依然是美食家津津乐道的名菜；烫石滚酒让活虾表演最后的死亡之舞，是豪华餐馆的高尚享受。看来只是吃喝小事，却是观念缺如的标记。
至于限制科技发展，似乎尚在国情之外：中国传媒和厂商，把任何东西套上“科学”两字，就能炒得全国人发烧：什么基因食品，核酸补品，免疫调节，脑白金，纳米技术，纷至沓来，前仆后继，一个骗局揭穿马上有下一个。北京有个连锁百货公司，竟然大名“京客隆”，（可能是为了生意兴隆而克隆一番）这个新科技词，在西方引起的大多是反感或警惕。显然，现代中国深入人心的泛科学主义，在当代威风未减。
中西许多名家，曾经反复论证，工业社会价值在西方产生是历史的偶然，中国本来很可能“自行走上现代化道路”。现在西方又一次领先推出后工业社会价值，而且许多是吸收东方文化启示才形成的，这又如何解释？
本来这应当是“中学为体”的大好时光，为什么我们创造的“东亚价值”只能寄诸遗忘？为什么我们又一次从西方接过本来属于我们的观念？难道我们永远无法理解现代文化的一个基本机制？那就是：一套单面价值，无法推出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