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潼关时，冯玉祥积极倡导爱国爱民革命精神，大力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北伐战争的伟大意义。部队进驻潼关后，冯便及时提出“打倒贪官污吏劣绅土豪”的响亮口号，以此激励民众。他时常召开民众大会，亲自宣讲新三民主义和会师中原的意义，以提高广大官兵和民众的觉悟。潼关有一个残酷搜刮民脂民膏，百姓早已深恶痛绝而敢怒不敢言的姓郭的劣绅。“郭系潼关城内人，曾在四川做过县知事，回潼关后任城区保卫团团总。”此人依仗权势，大肆聚敛财物，欺压百姓多年，在当地恶名远扬。潼关群众在冯玉祥及第二集团军官兵的支持下向郭开展斗争，群众揭露了他多年压榨当地百姓的罪行，并由驻军没收了其部分财产，“然后用郭贪赃枉法剥削人民的钱，雇穷人住在东山之巅的大钟旁，按时向城内居民报时”，《冯玉祥在陕西》，第218页。
中午12点还鸣炮二响，以方便群众，同时也警示人们与贪官污吏作斗争。冯玉祥还给潼关派了一位清廉正直、具有革命干劲的青年军官作县长，这位名叫王作舟的县长勤政廉政，颇受地方群众的爱戴。为了除暴安良，他曾化装为挑担卖茶的贩子，多次深入到南午庄巨匪孙跟胜匪穴侦察敌情，终于为当地老百姓铲除了这一祸害。“从那时起，各种土匪大大敛迹，地方治安显著安谧。”《冯玉祥在陕西》，第218页。
冯玉祥在潼关还倡导改革不合理的旧制度和旧观念，破除迷信。曾下令搬掉城内各庙的神像，号召百姓相信科学，提倡文明生活方式。妇女缠脚是数千年来封建制度的残余，而潼关及陕西一带妇女绝大多数有缠脚习俗，严重地影响了广大妇女的身心健康，并给她们带来极大痛苦。第二集团军政治部在潼关城内组织了“放足会”，动员青年妇女尤其是幼女放足，为了扩大影响，真正让所有居民理解认识缠脚的危害，放足意义，政治工作人员通过组织演讲会以及演剧、漫画等宣传形式，移风易俗，破除陋习。为了动员居民们能真正放足，开大会时，将所收集的数以千计的裹脚布悬挂会场两侧，使人能以情动心，事属创举，收效颇大。《冯玉祥在陕西》，第217页。
冯玉祥在潼关时，经常在街头出现，人们见他身着灰布军装，头戴列宁帽，身体魁梧，串脸胡须，满面红光，神采奕奕，无丝毫官架子。冯玉祥出身贫苦，一向保持十分俭朴的生活，即使在任直系旅长、师长时，也有“布衣将军”之美称。他对旧中国官场上的浮华作风深恶痛绝，而且身体力行，极力抵制。据说1922年冯玉祥任陕西督军时，一次时任“直鲁豫巡阅副使”
的吴佩孚在洛阳做五十大寿，陕西省长刘镇华一向有送礼、奉迎的看家本领，当即给吴送去80多把万民伞和许多金银古董，而冯玉祥的礼物却是一罐冷水。吴为人刚愎自用，且心胸狭隘，收下这份礼物，犹如被冯当头浇了一盆凉水。自然，冯玉祥在北洋军阀时也难以得有提升机会。只不过军阀混战，战事频繁，当前方吃紧之时，军阀首领们往往想到了冯玉祥还是个能征善战的骁将，而那些整日迎来送往，阿谀奉承之人则往往如“银样蜡枪头”，真刀实枪地在战场上拚杀，谁也抵不过冯玉祥，因而冯才会有不断地发展。
冯玉祥不仅对上峰的奢侈不满，而且对己要求颇严，常以戒奢从俭自律。1926年9月15日，冯刚由苏联回国，来到五原，五原县长即于当晚特备了猪、羊、鸡、鸭、鱼等佳肴美食，为冯洗尘，以表敬意。冯大发雷霆，拒不接受，当即将县长打了20军棍，随后通报全军，以儆效尤。
在潼关时，冯玉祥不仅俭朴自律，而且关心百姓疾苦，尽力为民办事。潼关城内各街道狭窄，凹凸不平，交通不安全，冯动员民工加以整修、拓宽，一来改善城内交通状况，二来为大军出征提供方便。修路期间，冯玉祥亲自巡回督工，强行拆掉有碍交通的建筑，使城内马路面貌焕然一新。
政治立场的左右摇摆
北伐后期，国民党****背叛革命，北伐胜利果实被窃取。
当此危急关头，手握十余万雄兵的冯玉祥已无置身事外之可能。事实上，******在拉拢他，汪精卫也极尽利诱之能事，而****也曾将挽救革命希望寄托在冯玉祥身上。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推进，北方地区的工、农运动进一步深入，陕、甘一带的工农运动中难免有过“左”行为，当时，陕西省内驻军庞杂，军用征发频繁，农民不堪负担，有的县党部发动农民抗纳粮、抗纳税、抗差役等等，这些都直接触动到冯玉祥的利益，从而引起了他的不满。在农民革命运动面前，冯玉祥没有看到农民运动反帝反封建的大方向，而只从运动中出现的枝节上开始抵触工农运动，怀疑****。他曾对部下讲话时断言：农民反对绅士的斗争对革命是有害的。对刘伯坚介绍的西安《新秦日报》社长共产党员蒋挺松(听松)写文章支持农民运动，大为不满。他规定对陕西的共产党报刊进行严格检查，规定对有“越轨行动”的农民进行惩治，直至枪决。
［苏］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569页。
驻潼关期间，宁、汉对立局势日趋严重，冯玉祥一方面继续争取国共双方及苏联政府的支持和援助，另一方面力求不对“左”的势力承担政治责任，只是固守已有地盘，在高举北伐大旗的前提下，同时谋求更多的利益。******早在“四一二”
政变前就派私人代表向冯游说。蒋提出与冯玉祥联合阎锡山共同对付奉军，并许诺每月接济冯玉祥军饷250万元。这对经济处于极度困境之中的冯玉祥来说，的确具有注射强心针之效用，促使冯玉祥在宁、汉对立中采取了不偏不倚的态度，来保持和维护这种三角关系。一方面冯玉祥服从武汉国民政府领导，接受武汉政府的委任，继续实现会师中原的计划，另一方面与******保持一种暖昧关系，下令在潼关禁止一切反蒋宣传，对政治工作人员中有人提出打倒******的口号颇为不满。于是，一夜之间潼关墙上的反蒋标语消失了，一批反蒋的宣传小册子也被收回了，曾经宣传过农民运动的报刊被迫停刊了。
冯玉祥之所以在督战潼关之时，政治立场出现如此变化，这除了******采取政治、经济上的利诱之外，还与冯玉祥自身对民主革命缺乏正确认识有关。正如他所说，他对革命仅有“笼统观念，并无明确主张”。冯玉祥：《我的生活》（下），第492页。“我原是一个军人，不理政治只知革命，没什么方针、计划。”《冯将军魂归中华》，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第284页。正由于这种肤浅的认识，使他轻信******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捍卫者，是民主革命的中流砥柱，从而在革命危机关头站在******一方。至于对工农运动和****态度的变化，则完全是由于此时的冯玉祥尚未摆脱旧军阀的影响所致。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参加民主革命是以发展自身军事实力、扩大地盘为出发点，尚不具备革命的坚定性和彻底性。冯倾向苏联、****的原因之一，也在于他受到直系、奉系、鲁系军阀的排挤，为维护自身利益需要借助苏联和****的军事援助及政治影响力。当工农运动深入发展触及到冯玉祥自身利益时，他便不可避免地退缩了。在他的心目中，只有军事实力才是最可靠的。正是由于这种思想认识，因而在极为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冯玉祥的立场出现动摇，是不足为怪的。
痛悼李大钊
正值冯玉祥督师潼关，其先头部队已赴河南豫西一带与奉系军阀激战之际，冯玉祥从《顺天时报》上获悉：4月27日，北京的安国军总司令张作霖下令将已被捕在押的****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等20余名国共两党党员和革命人士秘密绞杀。这一噩耗传来，使国内外震惊，更让冯玉祥感到悲痛不已。
绞杀李大钊等人的刽子手便是反动军阀张作霖。
奉系军阀张作霖，原不过是一个土匪头目，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被清政府收编，任新民府游击马营管带。1906年由东北巡防营务处总办张锡銮编入巡防队，充前路统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