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在听到伯兹克里克的巨大佛教杰作遭到了骇人听闻的损失以后，普遍认为，范莱考克的所有珍宝，在盟军轰炸柏林时已全部被毁。看来中国人对此也深信不疑。他们每每一提到这些损失时，便表现出无比的愤慨，并以此为根据，坚决反对有人所提出的什么范莱考克和斯坦因之所以搬走丝绸之路的文物，完全是以“拯救”为目的的等等说法。那么，柏林所收藏的究竟损失了多少？根据现任西柏林壮丽的全新的印度艺术博物馆馆长、德国艺术历史学家赫伯特·哈特尔博士（Dr Herbert Hartel）的估计，大约有百分之六十免于破坏。所幸存下来的这一部分现在都陈列在这个馆里。如果有人对这个数字表示怀疑，那他可以去访问西柏林，驱车前往浓荫覆盖的近郊，到上述博物馆的所在地达伦（Dahlem）亲自去看一看，究竟还剩下多少。在所有博物馆所收藏的中国的中亚细亚艺术品中，我所看到的收藏得最多的莫过于西柏林博物馆（从中亚收集到的艺术品几乎全部保存在这里），同时它的展出也最合乎理想，甚至一些次要的文物也很好地陈列在地下室里。通过商请也可以到地下室里去参观这些东西。
哈特尔博士是一个卓越的印度学家，也是以前的德国飞行员。
他对战时的损失做了如下的估计：在范莱考克和戈伦维德尔带回来的620幅完整的或者不全的壁画中，大约有300幅各以不同的程度得以保存下来。其中大部分的损坏已修补完好。在战前所收藏的290尊泥塑像中约有175尊免遭破坏。其他文物如陶土塑像、青铜和木雕像、钱币，以及画在丝绸上的、纸上的和木板上的绘画，据他估计，大约有百分之八十保存下来。
由范莱考克和戈伦维德尔带回来的手稿，很少一部分保存在前人类文化学博物馆里，大部分储存在普鲁士学院，以供研究。战时这些东西都移至安全地方，现在则在东柏林。
但是，所有的损失并不完全是由于在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人的轰炸所造成的（哈特尔博士无意中宽容了英国皇家空军）。当初动物园中的地堡（一部分珍宝藏在其中）于1945年落入俄国人之手时，这个秘密很快就被发现了。现在人们都知道，至少有八箱或者九箱陶土塑像——确切的数字只有俄国人知道——被装在运货车上搬走了，同时还从人类文化学博物馆中搬走了为了安全而储藏在那里的许多重要的印度塑像。这些塑像不管来自土耳其斯坦的也好，来自印度的也好，都像特洛伊的黄金那样，从那时起，再也没有看见过或者听见过，尽管西德不止一次地要求归还给它。然而被俄国人劫走的大量的其他艺术珍宝——特别是那些欧洲的绘画——在很早之前就送还了。谁知道，说不定俄国人想在有朝一日把那些东西拿出来和德国或者——更确切地说——和中国交换些什么东西。
第三个从中国的中亚细亚所搬走的文物在数量上最多的要算是大谷的三次远征队所积聚的东西了。不管日本人的目的何在，但他们确实是在疯狂地进行发掘。一般地说，他们是用更多的精力，而不是用更多的技术与知识来进行挖掘。日本远征队在把所收集到的文物运到了京都大谷伯爵的别墅之后，即使是日本的学者们也弄不清楚这些东西的下落如何。的确，其中一部分的下落，至今仍然是一个谜（虽然有些文物，我们认为，很可能在俄国人手中）。最知道大谷珍宝的命运的人无过于东京国立博物馆馆长杉山次郎博士。他首先暗示我，大谷的人除了考古之外，可能还别有使命。经他这样一提，我就去查阅印度国家机关图书馆里的政治与机密卷宗。这样就使我发现了沙特尔沃思上尉的奇异的报告。
杉山博士指出，肯定没有人知道，这些收集品原来有多少。因为大谷的人没有一个是受过训练的考古学者。对于他们所发现的东西从来没有做过完整的记录，另外对于收集品也没有全部编目。
虽然大谷本人关于这方面出版了一套两卷本的著作（是一种印有许多文物插图专供咖啡茶几上摆设用的书），但在书上没有附带说明。因此对于现代学者并没有什么价值。可能由于斯坦因在敦煌所发现的东西，在日本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因此大谷收藏品（大多是壁画和雕像）的一部分，也早在1910年在京都博物馆举行了一次展览，虽然在大谷的三次远征中，那时只有前两次到过中亚。
因为当时展览会的目录没有留下副本，学者们只得借助于曾经看见过或者听到过的人们的记忆，来回想当时是有哪些文物展出过的。
为时不久这些收藏品便开始分散（桔瑞超早已为自己保藏了一些）。主要的原因是大谷伯爵由于突然的财政上的压力，出售了他的藏有大量珍宝的别墅。他本人保存了大约有几百件，另有249件赠送给京都博物馆。其余的大部分则变成别墅新主人的财产了。这个人是前日本大藏省大臣，同时也是一个富翁，据说，他为了换取采矿权利，又把这些东西转让给那时的日本朝鲜总督，借以充实汉城的博物馆。大谷伯爵可能因为自己没有地方可以储藏，或者因为他自己无法展出，接着便把仍归他个人所有的大部分，但不是全部，让给满洲的旅顺总督，以备在那里的博物馆中展览之用。作为两次交易的结果，原来的收藏品现在在日本国外的，远远多于留在日本本土的。据杉山博士统计，大约有三分之一在朝鲜，三分之一在满洲，其余的则在日本，虽然在日本的那一份还是逐渐在分散，其中很有一些已为私人所占有。
现在所有的这些东西究竟是怎样的遭遇？朝鲜战争期间，汉城博物馆两次易手。今天这些幸存的珍宝装在箱笼里，放在国立博物馆的储藏室之内。它们为数大约在400至500之间，其中最重要的是60件左右的壁画或者壁画残片。金铨文博士——1945年至1970年任博物馆的馆长——深信，存在汉城的壁画仅次于柏林和德里，就数量而论，居世界的第三位。他们已经作出了长期的计划，要在博物馆内建筑新的陈列室。最后希望，大谷的东西将在这里展览。但是朝鲜人不像范莱考克那样，他们不相信人类有爱好和平的天性，因为他们已经决定，要使这些壁画随时可以移动，而不是如以前的柏林博物馆那样，把它们固定在墙壁之上。
很少人知道旅顺珍宝的命运（无论如何西方学者是不知道的），甚至其中都有些什么东西，也很少有人知道。杉山博士告诉我，他认为在1955年5月俄国人最后将满洲交还给中国人的时候，很可能已由俄国人把他们全部搬走。当他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询及此事时，俄国人则默不做声。但是，大谷的那些神秘的青年和尚们所从事的辛辛苦苦的发掘，却并非完全是浪费时间。如果人们走进东京的国立博物馆，同时去访问那所环境优美，装有空气调节器的东洋馆，或者称之为东方文物馆，人们可以看见大谷收藏品所剩余的三分之一，都在那里妥善地予以展出。其中包括大谷私人所存留的以及他寄存在前京都博物馆里的那些在内。
这些物品是日本政府多年以来，为了东京的国立博物馆，向一些私人收藏家和存有此类文物的机构所购买的。最后在1968年，为了庆祝博物馆的新的东方美术陈列馆的开幕而举行的特别展览时，才把它们又重新聚合在一起。在这以后，他们又添加了伯希和从敦煌带回来的一些丝绸幡旗和陶土塑像，另外还增加了与法国吉美博物馆所交换得来的一些文物。就这样，在大谷伯爵去世20年以后，人们对于他和他的精力充沛的年轻的侍僧们在考古上所表现出的热情，留下了良好的记忆（但从他们无力胜任这种工作来看，多少又有点儿当之有愧）。
在列宁格勒博物馆里有八个房间，专门用于陈列丝绸之路上的珍宝。此外，在那里陈列的还有柯兹洛夫、鄂登堡和毕里索夫斯基弟兄所获得的文物。在永久以吉美命名的一所博物馆里有伯希和的专门纪念馆。在麻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的哈佛大学福格美术馆里，兰登·华尔纳在考古事业上的成就已得到普遍的承认与好评，而人们对于在这里所陈列的他的敦煌壁画也都感到无比的骄傲。在斯德哥尔摩，海定的珍宝在这个城市的壮丽全新的人类文化学博物馆中予以永久性的展出。但在英国却与此不同，它对于自己的马克·奥利尔·斯坦因爵士所作出的卓越的成就一直是熟视无睹，不予重视。即使是印度人，在德里的阴暗的陈列馆里也还挂上斯坦因的一幅肖像，因为那里有他所发现的优美的中亚壁画；至于在附近的印度国立博物馆中，即使所陈列的是他的一些比较小的发现物，人们对于他的成就也还是普遍表示感激与承认。也许他自己所选择的祖国英国将来有一天不但对于他，而且对于许多被他所重新发现的那些无名的从事佛教艺术创作的艺术家和雕塑家以公正的对待。
斯坦因和别的人从土耳其斯坦和甘肃的寺院庙宇中所盗走的，不仅只是绘画、塑像和其他的艺术品，另外，在中国人最后加以制止之前，他们还拿走了大量的中亚细亚手写稿和古代刻板印刷的各种书籍。那么，与档案有关的这些东西又是什么样的下场呢？搬走这些东西最多的人是斯坦因。他在三次远征中所拿走的手稿和书本今天分别存在英国图书馆和在伦敦的印度政府机关里。凡是汉文、康居文、维吾尔文和唐古特文字的作品则分给前者所有；反之，藏文、梵文与和田文字的作品，则归后者所有。除了英国图书馆所藏的著名的《金刚经》之外，其余这些东西都不对公众公开展览。因为对于门外汉来说，一份东方的手写经卷看起来和另外的一份并没有什么不同，这是可以理解的。况且如果公开展览，使其长时间暴露在紫外光线之下，再加上布鲁姆斯堡环境的污染，只会加速它们的恶化变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