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不除，难有河清
环境污染、资源短缺和人口过剩，是人类面对的三大基本问题，这三大问题对中国说来是致命的，在西部地区，包括长江上游地区更是如此。
于是生态问题和生存问题常常互相交叉，互为因果，形成恶性循环。有人甚至说，“贫穷也是中国最大的污染者之一”。
2000年下半年，在迎接新世纪的曙光中，四川阿坝州汶川县年轻的********谷运龙曾在《醒来吧们可爱的汶川》一文中，含泪写下这样一段话：
直台、席格、马房这些落后的高半山至今还笼罩在原始的自然经济之中，寒酸不是言过其实，贫困也不是耸人听闻。那么多双眼睛、那么多颗向往物质文明的心，期盼着一条机耕道的通行。我们在大汗淋漓得几乎垂直的行进中充分领略路的重要和超越。那些路还需他们流多少汗、出多少力，甚至掉多少肉。那些怪兽似的悬崖还需多少炸药、雷管、导火线。在马房，还在黎明的鸡啼声中，我们便看见长长的背水“大军”在刺骨的寒风中急忽忽地去“抢”水情景，酸楚的心滴着殷红的血，泪水滑落成珠玉般的责任感。在直台，我看见了那位年近古稀发誓要卖棺材捐资修机耕道的五保户老妈妈，白发在严冬的寒冷中飘飞成一种古老的向往，深深的皱纹舒展不了那积淀的寒酸。当我询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做时，她却朴实地说：“啥子东西都背不上来了，要修路。”……在雁门乡的罗卜寨，儿童的入学率不足60%，当我在学校驻足时，有多少天真的慧眼向我诉说着那份不幸。他们都还是含苞未放的花蕾呀，正需要知识洗礼时却没有了那份和煦的阳光。真不可想象他们的未来会是如何的黯然。
被贫困长期困扰的当然绝不仅仅只是一个汶川县。
长江上游是指长江宜昌以上的江段，流域面积约105.4万平方公里，占整个长江流域面积的58.9%；人口约1.63亿，占整个长江流域的40%左右，是我国藏、羌、彜、苗、回、纳西等少数民族重要的聚居区，少数民族人口约1460万，占全国的23%。涉及青海、西藏、四川、重庆、甘肃、陕西、云南、贵州、湖北八省（区）一市。在这个地区内，山地占总面积的50%，高原占30%，丘陵占18%，平原仅占2%。
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地理、自然条件等多种原因综合作用，长江上游经济发展一直低于全国水平，和沿海地区相比，差距更大，成为全国贫困人口最集中的地区，贫困人口总数占全国三分之一以上（34.5%），其中不少地方属于全国扶贫工作中的“硬骨头”。
据2002年初统计，我国文盲约8507万，其中2000万左右为15～50岁的青壮年文盲。文盲总数超过世界总数的10%，仅次于印度，居全球第二。而这巨大的文盲队伍90%在农村，50%在西部，70%为妇女，女童尤多。全国约200个县尚未普及小学教育。贫困正是造成文盲的罪魁祸首。
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地区，建设生态文明又从何说起？
长江上游生态地位十分重要的四川省，219县，到2002年，国家级贫困县仍有36个。在全国18个连片贫困地区中，四川就有4个，包括川北秦巴山区，川东武陵山区，川南攀西乌蒙山区、大小凉山片区和川西北高原地区。不但是中国最贫困的省之一，而且尤其应该注意的是，全省中最贫困的又是甘孜州、阿坝州、凉山州等少数民族聚居区。
以凉山彝族自治州为例，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自治州17个县中还有12个贫困县，其中彝族聚居的“老九县”，竟全部是贫困县。12个县有彝族人口近130万，为全州彝族总数的80%以上。1994年“扶贫攻坚”时进行摸底调查，全州人均纯收入低于500元的农户尚有210万人，人均纯收入低于400元的有136万人，其中低于200元的特困户有16万人。
考察期间，在攀枝花市我曾听到这样一个故事：有位彝族人在毁林开荒时引发了森林火灾，烧毁森林7000多亩，于是他带着七个孩子到公安部门去自首，对公安人员说：“请把孩子们都关起来吧，给他们一碗饭吃……”他的要求竟难住了公安部门，研究来研究去，最后只得批评教育一番之后，让他和七个孩子回家去……
美国人类学家斯蒂芬·郝瑞在《人类学研究的种种困惑》一文中写到，他在攀枝花一带进行调查时，曾听说有一个：“山巅小村里的村民宣称自己是真命天子”，这个小村是米易县的新山傈僳族乡，贫困的山乡老百姓们经常缺粮，学龄儿童的失学率在40%以上，各村都有不少在智力或肢体方面存在缺陷的人，那个自称是“真命天子”的人便属此类。直到现在，新山乡的贫困状况仍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
近年来，凉山州西昌市一带著名的飞播林被贫困的来自“老凉山”的彝民用刀耕火种的办法大量破坏，开了许多天窗，有的甚至整座山被砍光。在凉山州德昌县采访时，我曾就这个现象和县林业局办公室主任小陆交谈，他带着苦恼和困惑回答我：
“人们常常责备彝族老百姓毁林开荒，我们也处理了一户这样的农民——但是，他们确实穷，全部财产加起来可能不到100元，吃的只有带着泥巴的、核桃大的小洋芋，娃娃们瘦得脸上只剩下了一对大眼睛，要罚他们，什么也没有，最后只得拿走了他们的一只小猪……为这件事，我心里一直很难过。有次为扑灭山火，我们去了热河乡青山社，发现那里毁林开荒严重，便没收了当地老百姓两匹马、三只小猪、两只鸡、20多只羊和一个收录机，用来抵罚款。女主人哭着闹着要跳江自杀，被我们死死挡住了……拉走母羊时，母羊一直不肯走，一直扭头望着身后的小羊羔，小羊羔也舍不得自己的妈妈，‘咩咩’地叫着，跟着我们跑了很远很远……看到这种情景，我的眼泪都流出来了……”
云南金沙江的支流龙川江以血殷的红色向人们发出了水土流失的警告，但流域内的斧锯声却一直没有停止，乡民们仍然常常把一捆捆木材扛到山下，换回必需的粮食、盐巴和其它用品。老百姓们对水土流失的危害认识得很清楚，大家懂得：砍了对、铲了草，雨水一来，土也被冲走了，收成越来越差……但为什么还要砍树呢？回答只有一个：山里的人也要吃饭，也要生活，不砍树咋办呀？
正像被中央和青海省批评的曲麻菜县一些人所说的：“我们也不愿意家乡的草原被挖得乱七八糟，也知道采金会破坏生态环境，但是，我们实在太穷了！”
甘肃陇南地区采矿业遍地开花，原因也在于此。以西和县为例，县财政收入仅够发行政、事业单位五个月的工资，上报全县农村人平纯收入900元，但知情者反映，其中有水分，最穷的河口乡、喜集乡等等，人平纯收入仅仅400多元。因此，明知采矿和冶炼严重污染了西汉水，但也无法采取断然措施。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金川、壤塘、阿坝、茂县等许多县长期以来都在呼吁以电代柴，这些县都有丰富的水力资源，但由于缺乏资金，只能眼巴巴地望着大自然馈赠的财富从家门前白白流过，为了解决生活用柴（烤火、煮饭、煮饲料等），仍然不得不继续砍伐森林。2001年夏天，我在金川县考察期间，曾到沙耳乡、集沐乡、撒瓦脚乡等乡、镇去，发现农民们家家户户门外都摞着城墙一样又高又厚的柴垛，据县林业局部门估计，每年全县仅生活用柴烧掉的木材便在30万立方米以上，折合活立木七八十万立方米。
在嘉陵江边的南充市考察期间，当地环保部门曾直言不讳地告诉我，全市的2000多万吨废水含有氨氮、COD、BOD等基本没有处理便直接排入江河；排出的烟尘和SO2等只经过简单处理便排入大气……为什么？最大的问题便是穷，企业花几万元安装环保设备都“恼火”，工人一个月只有一两百元工资，许多企业交不起排污费。国家在“清洁能源行动”中确定了17个示范试点城市，南充市有幸被列入（四川省仅此一家），国家环保总局通知南充市到北京参加讨论、修改计划，但负责此项目的高工却因没有出差费急得团团转……
因此，人民日报一位记者在自己的报道中曾感叹道：“贫困不除，难有河清之日。”
自2000年以来，我国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央认为，保护水土资源、建设生态环境，是西部大开发的先行和基础工作，也是西部大开发成败的关键所在。面对这一历史机遇，西部——包括长江上游各省、区、市无不摩拳擦掌，希望加快经济发展步伐，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差距，然而目前以这些地区的条件而论，经济发展仍然只能以资源开发为主，于是，本来已经十分紧张的人口、资源、环境关系便更加尖锐、复杂。
如何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的关系，已经成为长江上游地区新的、巨大的问题。
“休克疗法”与“木头财政”
1998年以来，国家在长江、黄河中上游地区陆续实施了天保工程和退耕还林还草工程，中央的决策受到了沿江流域乃至举国上下的衷心拥护，被认为是善莫大焉的“民心工程”和“德政工程”，不但利及当代，也会泽被子孙，给中华民族的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但是，“休克疗法”式的“禁伐令”对上游地区特别一些依赖“木头财政”的贫困地方也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以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为例，几十年来，受各种条件的制约，现代工业发展十分缓慢。到1997年底，全州工业总产值6.4亿多元中，森工产值占54.47%；财政收入1.36亿元中，来自林业及相关产业的收入占80%，其中道孚县地方财政收入的91%来自林业，新龙县96.6%来自林业，是名副其实的“木头财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