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也有十二个字，“八音能谐，毋相夺伦，神人以和”。“八音能谐”，是指将八种乐器的声音和谐地统一起来。当然，其中好的旋律是非常重要的。同时这句话也传达了一个信息，早在舜帝的时代，中国就已经出现了交响乐，而且已经有了相当的水平。舜帝一句“八音能谐”，作为乐官的夔就可以达到舜帝的要求。而“毋相夺伦”四个字，则表达了对“八音能谐”的进一步要求，也是对当时美学观的一种语言体现。也就是说，在交响乐的演奏中，八种乐器本身的特点不能丢失，不能将其淹没在其他乐器中，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八种乐器的演奏作用，获得更多的美感体验。而“神人以和”四个字，则是舜帝对音乐演奏的终极要求。在音乐演奏和音乐欣赏中得到的美感体验不是通常所能够想象的，要让这种体验达到忘我的境界，最终产生一种仿佛神仙才能体验的意境，这就是“神人合一”了。
所以舜帝的音乐观也跟他的神灵观是统一的。舜帝尊崇神灵，尽管我在前面认为他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政治考量，但重新回顾舜帝的成长史，却觉得也可能是发自内心的。舜帝能够在险恶的环境中最终生存下来并登上君主之位，这在舜帝看来，可能会归结到神灵的帮助，才能解释诸多的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之下，神灵就被舜帝不自觉地道德化了。这也才能让舜重新认识音乐的作用。也许舜帝认为，音乐就是人与神灵联系的渠道。人通过音乐从神灵那里获得的交流是有限的，但通过多次交流，却能够让人跟神灵更加相近。
舜帝在这里已经认识到，音乐能够带给人一种“非常之美”，一种不同于以往的灵魂体验。不过舜帝将之归结于人与神的交流，则是舜帝的一种误解。
实际上早在舜帝之前，黄帝列朝的君主已经意识到音乐的重要作用，当时有“三年无乐，则礼坏”的说法。也就是“礼法”跟音乐的关系很密切。经常在音乐中陶冶的民众更能够接受道德。黄帝列朝的君主对于音乐的道德功用认识非常深刻，所以才专门在朝廷中设置了乐官。
舜帝下一个指导的对象是作为“纳言”的龙。“纳言”是一种帮助君主了解下情，同样将君主的政令下达的官职。尽管“纳言”是舜任命的最后一个职位，但跟前面的职位比起来，这个职位却更像宰相的职位。当然，经过舜这么一安排，这个职位被放到了秘书长的位置上，从地位上来说，较宰相职位为低。其他职位不用为这个职位负责。
而对这个官职的设立，同样表达了舜对诸侯和草根阶层的重视。跟尧帝对诸侯和草根阶层的重视不同，尧帝的重视只是一种基于仁爱的重视，也就是想方设法让各部落百姓过得更好，而舜帝在仁爱之外，更多出了对于诸侯和草根阶层政治意愿的重视。所谓“下情”，一方面是下面的“情况”，另外一方面，也是下面的“意见”“建议”。跟尧帝最大的区别，就是舜帝不止去了解知识分子怎么说，同时也去了解诸侯怎么说，百姓怎么说。而舜帝对于政治的这种安排，体现了他对于官方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同等的重视，一点也不偏废。
而舜帝对龙作为“纳言”的指导，又有另外一层意思。《史记》原文为：“龙，朕畏忌谗说殄伪，振惊朕众，命汝为纳言，夙夜出入朕命，惟信。”这段话首先表达了一个意思，那就是舜帝害怕文化失控，从而让政治脱离自己的掌控，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样一来，国家将重新陷入混乱，老百姓就会遭殃。所以从这个基础上来说，舜帝必须知道诸侯、知识分子和老百姓是怎样想的，然后根据他们的想法，颁布相应的政令，并迅速传达给他们。
其次，舜帝认为，在政令的传达中，要做到“信”。也就是说话一定要算数。如果说话不算数，就会丧失君主和国家的威信。
舜帝对于“纳言”这个官职的设置，再次体现了舜帝对于帝喾实践的政治观的继承。政令的依据不是像尧帝那样虚幻的道德，而是诸侯、知识分子和百姓生活与文化的实际。
这次诸侯大会，从一定程度上是对尧帝务虚政治的拨乱反正，而从头到尾，从舜到百姓臣民，没有一个人说尧帝的一句坏话，仿佛这一切都是按照尧帝的旨意顺理成章地进行的。这就是舜帝高超的政治艺术，将国家大事调整于无形之间，无论诸侯、知识分子还是百姓都没有受到骚扰，获得的只是实际利益。
当然，这种从务虚到务实的转变，之所以顺理成章，一方面得之于舜帝的政治艺术，另外一方面也得之于当时的现实。虚幻的道德不能解决日益混乱的社会问题，只有舜帝的务实政治才是真正得民心的。而舜帝并没有踩着前任的血迹来标榜自己，而是将前任抬高成为巨人，自己再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这让民众看起来，自己就站得更高了。后世广称“尧舜之治”，而尧帝真实的政绩不多，我想这跟舜帝的这种政治策略不无关系。当然，尧帝的理想主义道德给了舜帝以借鉴意义，对于保持社会的稳定功不可没，这一点倒不是舜帝的人为拔高。
而从务虚转为务实，只是这次会议的大方向。在这个大方向之下，舜帝提倡的是一种从上到下全民参与的政治。诸侯、知识分子和百姓按部就班，官方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都得到了伸张，每个人都有一种被尊重的感觉。舜帝的这次会议彰显了一个事实，政治首先是一种对于文化的整合，将各种文化成功地凝结在一起，是一个政治家成功的前提。
而这次会议的具体成果：一是对诸侯臣民广进善言的沟通渠道的建立；二是将舜帝朝的道德体系和法制体系确立下来；三是指定禹治理水患；四是重新确定了礼乐制度；五是继续恢复农业和手工业的安排；六是对鸟兽山川的管理。关于前五点，前面已经说得比较具体，这里需要着重提到第六点。
从会议的进程来看，舜帝不仅安排了益驯养鸟兽草木，而且还派朱虎、熊罴二人作为辅佐。这充分说明了舜帝对于这一块的重视。这说明到舜帝朝为止，中华先民对于动植物的利用不仅已经形成了相当规模，而且其脚步并没有停止，以至国家要专门设立一个机构来进行这项工作。驯养鸟兽，最早的传说可以上溯到伏羲氏和力牧氏，正是伏羲和力牧师徒的努力，让野兽第一次得到驯养。而驯养草木的传说，则以神农氏作为重要代表。神农氏不仅在草木中开发出农作物，还研究草木的药性，创立了中药学，这让先民们对于草木的作用有了一种敬仰，甚至出现了“谷神”这样专门掌管农业的神祗。
所以舜帝朝对于鸟兽草木的重视绝对不是偶然现象。当时出现了发达的动物学和植物学，并且直接跟社会生活密切相关。而这也造成了一个结果，那就是对于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由于每一只鸟兽每一根草木在先民的眼里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掌管鸟兽草木的官员会千方百计保护物种不被破坏，同时还要保证各个物种在关键时刻能够利用上，另外还要顺便开发物种新的用途。人作为食物链的顶层生物之一，对物种的需求超过任何一种生物，所以如何对人的需求进行管理，以维持生态平衡，在舜帝朝之前早已得到重视，并在有关舜帝朝的传说中第一次展现在后人的面前。
各种事情安排已毕，舜帝的各项建议都得到了诸侯大会的同意，并在诸侯的提名之下确立了重要的官职，但会议并没有结束，这次大会还催生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考评制度。
自从黄帝朝确立等级制以来，官员的德行问题就一直困扰着君主诸侯知识分子和百姓。官僚体系先天的不足，利益对于人先天的驱动，决定了腐败从官僚体系产生的那一天开始，就必将是此后所有依赖于官僚体系的国家的大敌。在黄帝列朝，自然也不能幸免。官员的腐败长期侵蚀着国家的机体，到尧帝朝尤其是洪水之后，已经让朝野都不能忍受。于是除了依法办事之外，对于官员的考核制度也顺理成章地出台了。
舜帝朝的官吏考核制度每三年举行一次，每次都进行奖励和惩罚，升迁和降职。这种定期考核的制度从一定程度上对官员进行了监督。不过官吏考核的内容，传说中却没有提及。尽管如此，单单这种三年考核一次的制度，在后世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先后被众多政治家所采用。
这种官员考核的制度举行三次之后，就产生了显著的效果。诸侯大会提倡的制度得到大力遵行，舜帝新政很快就推行开来，对于道德重建、法治构建、礼乐重建和生产重建都形成了强大的支撑力。
这时候舜帝还做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将这种官员考核的制度推行到被放逐的三苗族中。前面我们说过，舜帝曾经将跟中原最接近的九黎族三个部落“三苗族”放逐到更加偏远的地方，顺便让这三个族推行道德。三苗族推行道德的成果传说中没有说，但三苗族对舜帝朝考核官员制度的接受却意义非凡。首先是通过其中一个敌人的承认，证明了舜帝新政的先进性。其次是通过这种承认，也让三苗族有限接受了舜帝的新政，淡化了敌对情绪，加强了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