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彭德怀终生内疚的一件憾事。如果追寻彭德怀与毛泽东的感情波折，错杀袁王，也许是两位巨人之间最初的一丝隔膜。
“没有理由杀袁王”这句话，毛泽东念叨了几十年，提起过无数次。
回顾远逝的历史，现在条分缕析的重大事件，在过去犹如一团剪不断、理还乱、千头万绪的麻团。1930年祭起错杀刑刀的是那迫在眉睫的军情……
毛泽东对王佐、袁文才有着特殊的感情。大革命失败后，他婉拒瞿秋白的挽留，不愿进政治局留在大城市，而要上山落草，结交的第一对绿林朋友就是袁王。在这里不仅创造了中国革命的第一块根据地，还学到山大王的游击战术。他称袁王是为中国革命立下大功的人。
在党的历史上，袁文才和王佐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和刘志丹、徐海东十分相似。刘志丹、徐海东开辟的陕北苏区为中央红军结束二万五千里长征提供了落脚点，而袁文才、王佐领导的绿林武装则为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部队进军井冈山提供了栖身之所。他们都是对中国革命立下大功的人。
对于啸傲山林、锄强扶弱的绿林英雄，毛泽东素来十分敬重。他认为，富有正义感的农民旧式武装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力量，可以通过加强党的领导和政治思想工作，把他们改造为无产阶级的铁军劲旅。八七会议上中共中央有意留毛泽东在政治局工作，毛泽东对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瞿秋白直截了当地说：“我不愿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
毛泽东的确是天纵雄才，他只用两招就消除了袁王疑心，使之心悦诚服、无怨无悔地投奔到毛委员麾下，至死不渝。
毛泽东的第一招就是赠送枪械，以示诚信。
毛泽东的第二招是同仇敌忾，生死相依。
前委对袁、王两支农民武装的改造，是井冈山斗争史上的一篇杰作，不仅使工农革命军在罗霄山脉中段站稳了脚跟，而且造成了军民团结、万众一心的融洽气氛。在改造的过程，毛泽东树立了很高的威望。袁文才赞毛泽东是“中央之才”，愿意执鞭牵马，跟他打天下。王佐说：“毛委员是最有学问的人，跟他谈一次话，真是胜读十年书。”
1928年2月，袁文才、王佐两支农民自卫军正式升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下设两个营，以袁部为基础编成第一营，以王部为基础编成第二营，袁文才任团长兼第一营营长，王佐为副团长兼第二营长。昔日的井冈山绿林双雄正式成为毛泽东帐下的两员骁将。
“土籍的党，客籍的枪。”土客籍矛盾曾令毛泽东产生只手撑柱、回天乏力之感。
在改造袁王部队和创建根据地的过程中，毛泽东时常陷入烦恼，为井冈山深刻的土客籍矛盾和中央对土匪部队的过“左”政策而为难。他不只一次地叹息：“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
在宁冈，土籍革命派的首领是龙超清、刘辉霄，客籍革命派的代表是袁文才、周桂春。他们在一系列的问题，发生群体之争、权势之争，甚至发生女色之争。
——1927年底，宁冈县农民协会下令捉拿土豪劣绅，数目是8个，其中土籍有6人，客籍有2人。于是，一些跟土豪有亲戚关系的土籍群众有意见，认为打土豪土籍吃了亏，下次要多抓几个客籍劣绅，把吃的亏补回来。
——巽峰书院是新城土籍子弟读书的最大书院，因土豪劣绅经常在书院聚议进剿农民自卫军和审讯革命者。客籍好汉袁文才一怒之下，将巽峰书院放火焚毁。对此，土籍人大为不满。
——1928年3月，宁冈县党、政、军主要负责人集中开会。会议由县委书记龙超清主持。龙超清佩带了一支在新城战斗中缴获的新枪，十分显眼醒目。袁文才见了，很不舒服，他当众下了龙超清的手枪，并且振振有词：“你是县委书记，管全县的党务，又不上前线，要手枪干什么？”龙超清气得青筋直爆，但又无可奈何。
——1928年春，工农革命军成立宁冈县政府，推举文根宗任主席。文根宗是土籍人。客籍人老议论说：“现在是土籍的党，客籍人的枪么！我们客籍人专门打天下，他们土籍人专门坐天下。”客籍人提出轮流坐庄，土客籍每三个月轮出一届主席，土籍人表示同意。文根宗坐满3个月，由客籍甘金皇出掌权柄，甘金皇上台才只1月，土籍革命派即以甘“文化低、能力差”为理由，将他撤换。
——袁文才与一个叫陈白英的女人有染，宁冈县委负责人谢希安慕陈姿色，也想插手。二人明和暗斗，时常彼此制肘。
……
对于这些无谓的意气之争，毛泽东深感痛惜。他曾苦口婆心地耐心排解：“土客籍的对立和地方主义都是封建意识的反映，都不是无产阶级的思想。我们是共产主义者，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要反对土客籍的对立和地方主义。天下穷人是一家，工农是一家，土客籍工农贫民是一家。共产党是不分国界省界的，国民党也不分土客籍，他们抓人杀人，什么时候分过土籍客籍，抓住了革命者一律杀头。共产党员要有敏锐的警觉性，千万不要中了土豪劣绅的奸计，内院起火，互相拆台。拿你们宁冈的话说，就是‘不拆开墙来让狗进’呀！”他也曾找来龙超清、袁文才，疾言厉色地进行批评：“你们这是乱弹琴！中国历史上只有封建世袭制，而没有轮流坐庄制嘛！你们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人以天下人民利益为己任，怎么可以随意附和土客籍之间的不正确要求呢？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呀！”
湘赣边界党的土客籍矛盾如果仅仅停留于上述鸡毛蒜皮的意气之争，按道理是不会酿成巨大的危害和损失的。可是随着中央“左”倾政策的传达贯彻，土客籍矛盾开始披上革命的外衣，以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进行，其危险潜滋暗长，犹同悬顶之剑，随时可能斩落下来。
彭德怀率红五军杀回井冈山之后，情况开始出现变化。
莽张飞最忌讳白面书生。在机诈百出的朱昌偕面前，彭德怀先后两次中计，第一次被“骗”去了生死之交的副帅黄公略，第二次被煽起斩杀袁王之心。
送走黄公略，彭德怀率红五军主力游击至井冈山地区。1930年2月初，红五军三、四纵队集结于永新、安福边界休整。一天深夜，奉调到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担任书记的朱昌偕等人闯入红五军军部，神情激动地说：“彭军长，救救边界特委吧，袁文才、王佐率部要叛变了。”
朱昌偕的话，说得彭德怀、滕代远、邓萍一头雾水，面面相觑。
由于曾经上过朱昌偕的当，彭德怀多了个心眼，没有立即表态。他想弄清问题再说。
受土籍势力影响的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一直盘算着打袁王的主意。邓乾元代表特委向中央请求如何处置。他说土匪问题是边区急待解决的首要问题，对此问题，“边界原有三策：第一是调开，此为上策，二是敷衍以图安，此为中策，三是照六次全会的指示解决之，此为下策”。“依现时之情形，中策不能再行，上策能行固好，不能行则请问是否可以执行下策或另想办法”。
聪明的袁文才敏感地察觉到危险正在缓缓逼近，这从他的一些言语中可以看出。一天袁文才与宁冈东南特区负责人王次谋等人下棋，他情绪低沉，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地说：“我跟你们难下几天棋了，现在已经下命令调我们去吉安。”
“袁猴”，陈次谋亲昵地喊着袁文才的诨号，就事论事地说：“你去打吉安，和红五军一起容易打败敌人。干脆把你们的好枪给我们留下，县政府的破枪你们带走好了。你们不愁搞不到好枪。”
“我是去也可，不去也可”，袁文才兀自顺着心思往下说，“但是，不去还是不行的，人家会说我受编不受调。已经有人告了我的状。”
望着陈次谋等人诧异的神色，袁文才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一本卦书，解释道：“今年年成不好呀！这书里有一句话，叫做‘半天飞一石，打破水中鱼’，说不定这一关难过。”
袁文才按捺住自己火爆的性子，决心夹着尾巴做人，希望躲过此劫。可是，事态的发展，令他无法平心静气。
1929年冬，原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巡视员宛希先到永新调和、斡旋党内土客籍矛盾。永新县委王怀等人听信坏人造谣，派人围捕宛希先。宛希先得知消息后，连夜逃往宁冈，准备到袁文才处暂避一时，待毛泽东回山后再与永新县委负责人理论，谁知在逃跑途中被抓获。王怀等人用铁丝锥穿脚胫骨对他百般折磨，使其痛楚而死。
宛希先坚决拥护和执行毛泽东关于教育、帮助和改造旧式农民武装的政策，对袁文才、王佐等绿林出身的同志不排挤、不鄙视，被袁王认为是知心朋友。宛希先被杀害后，袁文才愤怒至极，号啕大哭三天三夜，他痛骂永新县委那些土籍文墨秀才是秦桧，是奸臣，是注定没有好下场的小人。他引用一句土话“文官指一指，武将累出屎”，公开指责永新县委秀才大人们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尽管袁文才气得心头滴血，恨不得马上把那班残害宛希先的人抓起来以牙还牙。但是，作为一名已经成熟起来的共产党员和红军重要领导干部，他没有贸然行事。宁冈县委组织委员刘克犹回忆：“袁文才得知永新方面边委书记宛希先遇害的确讯，对我说，边委已无组织观念，不过我暂时还是要守纪律，防止内部破裂。”
袁文才对永新县委、边界特委部分领导人的切齿愤怒和极端不满，引起王怀、朱昌偕的积恨和注意，他们愈加急迫地感到袁王武装是一颗埋伏在自己身边的定时炸弹，必须预先动手，以防不测。慑于袁王的威信、实力和战功，以及他们服从组织调遣的忠实表现，朱昌偕、王怀没有理由，也没有能力对袁王动手，他们必须等待时机，等待袁王自己出现失误。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1930年2月10日深夜，茶陵县游击队长吴文涛来报告，国民党茶陵、酃县、宁冈三县联防总指挥罗克绍春节期间离开茶陵县城老巢，只带少数护兵前往蕉坪姘头家。袁文才闻讯大喜。
罗克绍系茶陵县江口人，是边界地区反动民团的头目，拥有数百人枪。他拥有一个小型兵工厂，能制造步枪和子弹，这点令袁文才、王佐艳羡不已。11日清晨，袁王集合部队踏着晨霜寒雪赶往蕉坪。傍晚，部队在虎爪吃晚饭，袁文才向战士说明任务：“罗克绍有个30多人的兵工厂，每天可以造一条七九漏壳枪，我们要把它全部缴过来。大家注意，对工人不要开枪，要向他们做宣传，要动员他们过来，给我们造枪。”
11日夜晚。天空没有云彩，寒月当空，山路在朦胧的月色中婉蜒伸展。袁王部队兵分三路，向江口、蕉坪摸去。
江口是个有百户人家的小圩镇，只有一条小街。蕉坪离江口大约两里远，站在山上可以看清整个蕉坪，一条小河流向江口，小河两边都是房子。罗克绍的姘妇住在河滨一栋青砖大屋里。红军战士出其不意，打得罗克绍措手不及，连人带工厂设备全部押往新城。
罗克绍是边区民愤极大的恶霸，双手沾满革命者的鲜血。贫苦农家主妇常用“罗阎王”来吓唬夜啼的幼儿。可是，袁文才回新城后，却给罗克绍松绑让座，设宴款待，还和他一起打麻将娱乐。红军战士感到迷惑不解，袁文才解释道：“杀掉罗克绍有嘛格用，我们到长沙又买不到钢铁和硫黄洋硝。没有这些材料哪里造得成枪。”几天后，袁文才把罗克绍带往茅坪，软禁在茅坪山上的竹棚里，希望逼他帮助红军购置材料造枪。
这件事袁文才没有向宁冈县委汇报清楚，国民党乘机散布种种谣言，声称袁文才与罗克绍交好密谋，企图反水。谢希安、龙超清在提议公审处决罗克绍遭到拒绝后，连夜赶赴永新，向边界特委报告事态的发展，他们言之凿凿地说：“如此下去，恐怕他们要作反了。”刚刚到达永新的中央巡视员彭清泉(潘星元)信以为真，主持会议，决定武力解决袁、王。
2月22日，边界特委以“毛委员来信”为由，要袁王带部队到永新县城听候整编。袁文才、王佐欣然听命，带领队伍按时抵达永新。特委将他两人的住所分开。袁文才住尹家巷22号，王佐住尹家祠。晚上，边界特委召开会议，指责袁文才有5条罪不容赦的错误，即反对特委领导，勾结土豪恶霸，破坏分田，受编不受调。袁文才这才发觉特委是想朝自己开刀。他依据事实，逐一予以反驳，说得彭清泉、龙超清、朱昌偕等人哑口无言。
“那你到底有没有错误？”彭清泉恼羞成怒地质问道。
“我是有错误”，袁文才从容镇静地回答说，“但是，我的错误决不是你们说的那个样子。”
王佐也气冲冲地起来帮腔，“你说破坏苏维埃，我老庚是边界苏维埃政府主席，岂有自己反对自己？宁冈在边界各县中分田最早，袁团长要是反对，这田地能分成么！”
“王佐，你别太放肆了，当心我处分你。”彭清泉“叭”地一声把手枪拍在桌子上。
“处分算个屁，老子照样吃饭、睡觉。”性情豪爽、粗狂不羁的王佐也火了，将身上的驳壳枪取下，使劲摔在桌上，震得灰尘飞扬。
会场气氛剑拔弩张，一触即发，大家不欢而散。
会后，王佐感到事情不妙，私下拉着袁文才，悄悄商量：“我看这次怕是凶多吉少，还是把部队拉走，到九龙山去吧！”
“我们来永新，是奉毛委员之令。中途离开，总是不太好。相信毛委员会来解决问题的。”袁文才笃信毛泽东。
“看会场上那些人有恃无恐的样子，怕是大有来头。”王佐猜测。
“毛泽东要是起这种心肠，天也会黑半边哩”，袁文才指责说，“你王佐是牛眼看人，把人看得木桶般大，吓破了胆子。”
王佐忍不住反讥，“你袁文才现在是鹅眼看人，把人看得太小了，刀架在脖子上还不知道是在受死。”
袁文才、王佐这两位亲密无间、患难与共的兄弟，第一次发生了公开的激烈争吵。这也是他们之间最后一次争吵。
就在袁文才、王佐为今后的去向犹豫为难时，边界特委负责人连夜赶往红五军军部驻地。
“袁王要反水，事情真的有那么严重吗？”彭德怀有保留地望着特委书记朱昌偕。“去年五、六月间，王佐率特务营和五军共同行动打酃县、桂东、城口、南雄时，还不坏，不算太蛮横，不致如此严重吧！为什么变化这样快呢？”
彭德怀对袁文才不十分熟悉，但对王佐很有好感。据红五军老战士追忆：
彭德怀转过身对滕代远、邓萍说：“你们对王佐印象如何？王佐随五军行动时，还是表现好的，对五军是不怀疑的。那次随五军到南雄，是王自己提出来的，我们未向他建议过，要是王佐有私心，他就不会随我们出去。”
“那是以前的皇历了。王佐反动是袁文才挑拨起来的。袁文才从东固逃回来后，把‘六大’决议中关于与土匪关系的内容念给王佐听，并说‘无论我们怎样忠心，他们也是不会信任的’。王佐最听袁文才的话，所以一同反水了。现在永新县城内部是袁王的人，他们有将边区参加县以上联席会议的同志一网打尽的可能。事情万分危险，请求五军立即出动挽救目前的危局。”朱昌偕恳切地说。
“彭军长、滕党代表、邓参谋长，救救边界党吧！那两个土匪可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呀！”王怀显露出忧心如焚的神情。
按照党的组织原则，红五军驻扎于边界特委地盘内，应接受当地特委调遣。彭德怀、滕代远、邓萍见他们说得如此紧急，不加多思，便命令郭炳生带红五军四纵队前去永新救急。
24日拂晓，第四纵队会同永新、莲花、茶陵等县赤卫队包围袁、王驻地。为防止混淆，郭炳生命令四纵队战士臂上扎上“白带”，以便与扎红带的袁、王部队相区别。
事先，四纵队战士还将由永新县城通往宁冈的浮桥中段撤去桥板。
战斗打响了，特委书记朱昌偕率先冲进袁文才的房间，将他射杀于梦乡。王佐闻讯出逃，溺水而亡。李寿轩亲眼目睹了王佐的死情，他说：“王佐大概听到枪声，就马上冲出去了，永新县城他熟得很。我当时执行的任务是守在城墙门口的城墙上头，袁文才打死以后，我们看见王佐往浮桥上跑，部队也让王佐跑，浮桥是用船搭的，中间的船没有了，结果王佐也被淹死了。”
袁王部队的士兵也受到清洗。
就这样，一支被国民党清剿多年始终未能如愿的劲旅被分解了，泯灭了，他们的英雄业绩只能由故老相传而被人们熟悉。
捕杀袁王的直接后果是丢失了井冈山军事根据地。袁文才的部属和王佐的手下、亲友回到井冈山，索性公开高举白旗反水，放了罗克绍，武装起来与共产党红军为敌。
宛希先的预言成为事实。由于杀戮袁王，当地百姓对红军十分冷淡，对红五军尤其反感。在“解决”袁王之后，边界特委对其余部仍不放心，请求红五军上山“搜索”，五军派三纵队四大队执行这一任务。战士们在搜索中，亲眼看到当地群众对红五军行动很反感，而对袁王部队则倍加爱护。战士们问：“王佐部队上哪里去了？”群众回答说：“我们不知道。我只知道红五军反水了……”
毛泽东得知自己耗尽心血改造培养的两位骁将被杀后，非常难过。他认为这两个人杀错了，这是不讲政策。
在错杀袁王的问题上，彭德怀和五军军委负有一定的责任，这主要是未作细致、缜密的调查，轻信一面之词，以致铸成憾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