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只是在昆明附近虚晃一枪，决定乘“追敌已在我侧后，金沙江两岸空虚”的时机，向金沙江急进，命令红一军团抢占龙街渡，红三军团抢占洪门渡；由陈赓率干部团抢占云南省元谋县和四川省会理县之间的皎平渡口。
陈赓明白，这一仗是长征以来干部团第一次单独作战，也是关系红军安危的一仗，责任重大。为此，周恩来和参谋长刘伯承一起来到干部团，非常详细、具体地布置抢夺皎平渡的计划。周恩来指示中，除了强调有利条件外，也指出了种种困难，甚至考虑到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假如在抢占渡口后，后续部队没有跟上，渡口又被敌人占领，那么，渡过江去的先头部队后路就被切断了，那就要准备独立作战，打一段时间的游击，以后再设法取得联系……给干部团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为加强抢渡金沙江战斗的领导，由刘伯承担任先遣司令，直接指挥干部团。
干部团分成先遣营和后梯队。先遣营的任务是率先行动，抢占渡口，收集船只，组织架桥；后梯队是渡过金沙江后，去抢占渡口以北40里的通安州，掩护大军渡江。为了争取时间，出敌不意，先遣营一律去掉帽徽等红军标记，伪装成国民党部队。对在沿途遇到的国民党地方武装和民团等，一律应付过去，不予理睬，留待后续部队去消灭它们。这样可以保证尽快抢占渡口，又可以保证红军行动的秘密。因此，沿途行军，精神集中，行动迅速，于5月3日午后就赶到距江岸四五十里的沙老树村，这两天一夜的急行军，已经赶了200多里路。正在村中休息时，找来一位向导，是个肥头大耳的胖子。
“你是干什么的？”战士问。
“我是区公所的。”他回答，“靖卫团（地主武装）的团总让我到江边送命令，为了防备共军过江，把渡船都烧掉。”
这个情报很重要。战士立即把他领到刘伯承面前。胖子毕恭毕敬地鞠了一躬说：“长官从哪里来？我是区公所的秘书。”
谈到烧船的事，刘伯承着急地问：“烧船的命令发下去没有？船烧了吗？”
“没有。”大胖子说，“我正要去江边办理这件事，这不是，命令还在我手里呢。”
刘伯承看过他递上来的公文，就对他说：“我们也是来执行这个任务的，这事就由我们来办吧！”接着又问了江宽、流速、水深以及守渡口兵力等情况，问得非常仔细。刘伯承问完了，就明白告诉他：我们就是红军。并且警告说，如果渡口少了一只船，唯他是问。胖子这时大惊失色。刘伯承命令他给部队带路，并命令部队轻装前进，猛扑江岸，不惜一切代价夺取船只，控制渡口，强行渡江。
通过大胖子和访问居民，了解到渡口南岸只有两只小木船，没有国民党军队，江那面只有国民党政府收税的厘金局几十条破枪。
山径崎岖，部队多了，反而不好施展，于是只派出一个连队作为先遣连。他们走了一夜，赶到皎平渡口，天还没亮，立即控制了渡口和渡船，做船夫工作。很快，陈赓率大部队到来，马上命令一个排，在对岸敌人没有防备的情况下，乘坐这两只小船，迅速渡过金沙江，抢占北岸的滩头阵地。
接到陈赓的报告时，刘伯承和宋任穷正骑着马走向江边的路上。刘伯承一边走一边兴致勃勃地对宋任穷说：“我们这样顺利，是靠党、靠政治、靠毛主席、靠群众。没有这些，就根本做不到。”
通过惊涛骇浪登上北岸的红军，首先抓住了一个厘金局的人，由他带路到厘金局门前，人们还在屋里打麻将，吸鸦片烟。战士踹开门冲进去，一下子俘虏了30多人。然后按照预先规定的信号，在江边烧起篝火，报告偷袭成功。
金沙江江面并不算宽，但水深流急，既不能徒涉，也无法架桥。于是陈赓派人沿江去找，又找到了4只破船，陈赓、宋任穷非常高兴，立即组织人力将破船修好。这时，他们向朱德发电报说：“皎平有船6只，每日夜能渡1万人。”[《刘伯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115页。] 以后经过仔细寻找，又得到了1只船。由于龙街渡水流太急，江面又宽，又找不到渡船和架桥的器材；洪门渡勉强驾起浮桥，又被激流冲断，加上敌人飞机的骚扰……于是军委决定全军都从皎平渡过江。这7只小船就光荣地担负起这一伟大使命。
中革军委为了顺利渡江特地组织了个渡江指挥部，刘伯承任司令员，陈云任政治委员。指挥部规定了各部队渡江次序，以及部队上下船的秩序；雇请水手，对他们进行宣传教育，并给予生活照顾等等。
当然，顺利渡江的前提是红军要打开江北的局面，这责任就落在了陈赓的肩上。他得到江北偷袭成功的信号后，即命令1个营在渡口维持秩序、守卫渡口，自己亲自带两个营过江。此时，天已微明，东方天空露出鱼肚白。江边到通安州有40里地，但有10多里陡立的上坡路，像是挂在悬崖绝壁上，并且有一段不短的路面仅能容一个人通过，一面是望不见底的深谷，掉下去便粉身碎骨，另一面是绝壁，上山宛如爬梯子。陈赓率领部队爬了约10里路，快到山顶时，发现左翼山头约有敌人两个营在运动，右边山上也发现有敌军防守。敌人也发现了陈赓部队，两家便“劈劈啪啪”地接了火。
由于山道狭窄，两旁又是峭壁，陈赓部队无法展开；而超过干部团六七倍的敌人，一面以密集火力射击，一面顺着山间的羊肠小道向下滚大石头。冲在前面的人，有的中弹牺牲，有的被石头砸伤……干部团又是仰攻形势，情况相当严峻。
陈赓观察了很久，终于发现在小路上面约一百来米的地方，有一个死角，石头打不着可以集结部队。他就召集营连干部布置任务，决定在迫击炮和重机枪的掩护下，战士顺着山径一个个地跃进，石头滚下来，紧靠石壁躲闪，石头滚下去迅速跑步通过危险地带……这样，费了好长时间，才把一个排运动到隘口下那个“死角”集结；另一个连则沿着右边很陡的山峰爬上去，待两边都到了位准备好了之后，陈赓命令小号兵吹冲锋号，“的达达的达达的的的”的号声一响，两路部队一齐向隘口猛冲，喊杀声震天撼地，把凭险据守的敌人打得丢盔卸甲，狼狈逃窜。因为陈赓有“乘胜追击，没有命令，不准停止”的命令，前卫营就不顾一切地追击敌人，一口气追到了通安州。
部队还没走进这座小城，便与刚从西昌、会理方向赶来的国民党军队遭遇，敌人是一个旅，也来抢占通安州，于是陈赓指挥自己的两个营，与敌人激战。刘伯承得知这一情况后，对宋任穷说：“这是一次关系重大的战斗，必须不惜一切牺牲，坚决消灭敌人，占领通安州，保证全军顺利渡江。”于是宋任穷就带着江边这个营跑步上山支援。
由于敌人正面是开阔地，火力又强，不便正面进攻，陈赓指挥二营正面佯攻，一、三营迂回包抄，终于将敌人打垮，俘虏了敌团长以下600多人，声威大震。干部团不仅占领了通安州这座小城，还追击出去几十里。最前面的第五连，接到骑兵通信员送来陈赓的命令“停止追击，就地宿营警戒”后，才算结束。此战打开了红军北上的大门。
陈赓指挥这一仗，确实打得漂亮。当时干部团的作战科长韩振纪后来分析说：
他在指挥上最突出的特色，就是大胆果决，机动灵活，善于掌握情况，捕捉战机。应该打的时候，绝不放弃夺取胜利的机会；不该打的时候，坚决不打，毫不犹豫。攻取通安州的战斗就是这样指挥的，看见有利的形势乘胜追击，不顾一切；后来感到两翼兵力薄弱，继续追下去条件不利，中途就将部队收缩回来。从战术上不是打死仗，从战略上还有掩护大军渡江任务，战术动作与战略动作结合起来了。
巧渡金沙江这一壮举，成为古今中外军事史上的奇迹。红军九天九夜全部渡过江之后，敌人的部队才赶到金沙江南岸，渡船已全被红军烧毁，他们只好望江兴叹。红军宣传队编了一个小戏叫《烂草鞋》，是说国民党军队到了江边，什么也没有得到，只捡到了红军丢下的几只烂草鞋，作为他们的战利品。后来在红军中流行的《红军远征胜利歌》里有这样的歌词：“三月打回贵州省，二次占领遵义城，打垮王家烈8个团，消灭周、薛两个师。四月里来向南征，打了贵阳打昆明，巧妙渡过金沙江、浩浩荡荡蜀中行……”巧渡金沙江，确实是长征中的关键之战。
红军跳出了几十万敌人构筑的包围圈，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意图，取得了长征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伟大胜利，干部团功不可没，中央中革军委给予他们通令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