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屯军、屯民的同时，朝廷还实行了屯商的举措。所谓屯商，就是召唤一些行商贩运的小贩和小本商人，由官方划给他们田地，让他们定居耕种，同时资助他们一些资金，作为经商贸易的本钱。
兰州历史上的屯商、行商、经商活动，有效地促进了地区和民族间的互相交流与融合，其中的茶马互市就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茶马互市源远流长，是兴起于唐，发展于宋、元、明、清的一种利用内地所产茶叶与北方少数民族的马匹等产品进行交换的特殊的民族交易形式，在加强中原地区同北方少数民族之间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联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唐武德八年（625年），突厥、吐谷浑等少数民族请求和市，高祖李渊下诏许之。唐初百废待兴，百端待举，恢复和发展生产是当务之急。因为及时恢复了与少数民族的和市，而很快便出现了“杂畜被野”的盛况。安史之乱给鼎盛的唐王朝以致命的打击，在长达7年之久的平乱过程中，骁勇剽悍的回纥民族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此，在战乱后的民族贸易中，唐政府对回纥采取了优惠政策。史称自乾元（758—760年）以后，回纥“屡遣使以马和市缯帛”。其互市数量与规模都是相当可观的，以至于占唐政府的财政收入的很大比例和份额。到德宗贞元（785—805年）末年，唐政府开始同回纥进行正式的茶马互市，“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这是茶马互市见于史书的文字记载。当时，唐政府用缯帛、茶叶等物与回纥的马匹交换，数额相当大，“动至数万马”。
当时，唐同回纥所进行的这种贸易，除有互通有无的经济方面的因素外，更多地是从政治方面考虑的。据考证，唐代用茶之风相当盛行，“茶为食物，无异米盐，于人所资，远近同俗。既祛竭乏，难舍斯须……”作为少数民族之一的吐蕃，对于茶叶的需要更是十分迫切。松赞干布时，曾派五人专门从事内地茶叶贸易。后来随着饮茶习惯的普及，从事茶叶贸易的人数更多了，茶叶已成为与食盐、粮食一样须臾不可少的生活必需品。德宗建中二年（781年），常鲁出使吐蕃时，赞普特别拿出品种齐全的寿州、舒州、顾渚、蕲门、昌明等地产的茶叶相赠，茶马互市已成为汉、蕃等民族之间经济往来的一项重要内容。少数民族对茶叶需求量的增加，刺激了全国植茶业的发展，建中四年（783年），唐政府开始抽取茶税，税率高达10％，茶税成为唐朝廷的重要税源与财政收入。
到了宋代，茶马互市之法较唐代更为完备，主要表现在茶商须持有政府发放的茶引，并只有在指定的市场内，方可进行正常的贸易活动，即所谓的“引与茶必相随”。这里的“茶引”，就是由封建政府发放给茶商行商的执照，商人执引后方可交易。宋代茶引的出现，意味着封建政府对互市的重视，以及中央政府对民族贸易控制的加强，同时也说明茶马互市税收在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的提高。随着北方少数民族地区将茶叶由奢侈品普及为生活必需品，其对茶叶的需求量与日俱增。
如果说，唐代除茶叶外也曾以大量的绢帛等手工业品同少数民族互市时的话，到了宋代，这种贸易则非茶叶莫属了。如在宋代，一度曾用银两、绢帛来购买和换取北方少数民族的马匹，但“银绢钱钞，非蕃部所欲”。最后不得不改为以“名山茶为易马用”。这时的茶叶买卖已成为西北贸易中有厚利可图的生意，“茶之为利甚博，商贾转致西北，利尝至数倍”。真正的茶马交易从此形成了。
西夏、宋、金鼎足而立时，它们之间的贸易一般是通过榷场来进行的，其中兰州地区的榷场地位显得尤为重要，时至明英宗时，西域贡使和商贾不仅遍布河西走廊，就是西宁、河州和兰州、巩昌等地也有了寄居的回族人。
清代前期，兰州地区的茶马互市，是上承前制而又有较大发展变化的时期。时至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兰州地区的茶马互市达到了高度发展的程度，政府对于民间茶马贸易的限制开始放松，但从整体上讲，这时仍属国家直接控制茶马互市的阶段。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到乾隆（1736—1795年）时，商人开始自行贸易的现象十分普遍，政府已难以直接垄断茶马互市，并且这种垄断也没有必要了。这样一来，清政府不得不改弦更张，关心的只是向商人征税，而不再直接控制茶马互市。为了有效地对茶马互市进行管理，以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清政府改变历代皆设茶马司总其事的做法，“罢中马之制，令商纳税银”，并以兰州“道理其事，分西（宁）、庄（浪）、甘（州）三司，额引九千九百八十二，每引一税茶，十封以一封交茶，九封折银”。按当时规定，每封茶缴钱三钱，每引折银二两七钱。这样，兰州所辖三司共征得茶九千九百八十二封，银二万六千九百五十一两。兰州一跃而成为全国茶马集散地，成了北方茶马互市的中心，成了朝廷财政收入的一大来源。
就全国的情况来说，自从“罢中马之制”以后，茶马互市开始走下坡路，其历史地位一天不如一天。这是因为，一方面，是国家控制互市的局面被打破，民间茶马贸易占居了主导地位；另一方面，随着清政府先后在甘肃河西、新疆等地建置马场，而且马场规模巨大，马匹“俱属膘壮”，使得政府的马匹供应基本有了着落，靠茶马互市取得马匹的愿望不再强烈。与此相反，这时兰州地区的茶马互市却出现了黄金时代，即使到了淡季，这里的茶票数目仍保持直线增长的趋势。甚至在左宗棠整顿茶务“以票代引”后，兰州地区“迄于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茶务日增”。在全国茶马贸易日趋衰落的形势下，兰州地区却是经久不衰，这是由兰州地处内地联系北部边疆的要冲，同时又是多民族集聚地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的。
值得一提的还有，保证兰州地区茶马互市得以进行的茶叶产地在南方，而负责运输茶叶者却主要是西北、山西等地的商人，“甘商旧分为东西二柜，东柜多籍隶山西、陕西，西柜则回民充之”，就是这一状况的真实写照。包括汉、回在内的各族商人，终年长途跋涉，沿途住宿生活，和各种人接触，互相了解，互相交流，为兰州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
茶马互市在兰州地区的顺利进行，有效地巩固了西北边防。首先，历朝通过茶马互市这一渠道，畅通了中原王朝同北方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联系，加强了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间的感情。其次，茶马互市增加了历代政府的战略物资——马匹及财政收入，有力地巩固了西北边防。西北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但边防一直比较吃紧，而解决这里的军费开支是中央与地方政府所遇到的最棘手的问题，茶马互市正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一燃眉之急。从我成千上万的马群里，拉几匹去换我急需的茶叶；用我江南盛产的茶叶，换得我急需的战马，真是两得其便的大好事！茶马互市使古代丝绸之路重放光彩。闻名遐迩的古代丝绸之路，不仅加强了我国内地汉族同边疆少数民族之间的密切联系，把我国西北边疆和内地政治、经济和文化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而且成为我国联系亚、非、欧各国的纽带。
清康熙五年（1666年），甘肃巡抚由宁夏迁至兰州。随着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日益频繁，商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全国各地来兰经商的人数大大增加，商务活动十分活跃。到乾隆后期，兰州的商号已多达600余家，很快发展成为西北的商埠重地。
在甘肃省钱币博物馆保存有一张罕见的清代晋商早期信票。这是一张发黄了的纸片，尽管100多年了，但是保存完好，看得出来，纸张的质量非常好。最为难得的是，这张信票的背面，盖着“甘肃凉州”的印章。这是清代山西大票号“蔚盛长”发出的信票。
研究表明，这张信票是山西蔚盛长票号河南道口分号收汇的，后来辗转数百里，最后在甘肃凉州（今武威）兑付。不仅证明了早期票号在甘肃的发展状况，而且进一步证明了山西票号非常看重立身之本的“信誉”。
这些保留下来的实物，给我们见证了晋商票号在甘肃活动的情况。
自清末至民国二十年，在这30多年的时间内，是兰州私人钱庄、银号全盛时期，三种钱庄、银号共53家，有资本35．82万元。
《甘肃金融志》记载：兰州地区出现的经营钱币业在清末就已形成了一定的规模，这些金融机构大部分以“银钱”命名，如钱庄、钱号、银号、钱铺等。当时，兰州有三市钱行，即东市、南市、西市。南市在今中山路一带，东市在今中央广场以东，西市在今张掖路以西。当时，兰州银号非常多，主要有：同升金、铭日新、世昌德、天兴德，明义诚、天成泰等。此外还有蔚成永、益泰号、明德号、义盛魁、永和泰号分号。
当时，兰州商业之繁盛，已经超过了西安和开封。市内车水马龙，商行店铺、货栈酒肆相互毗邻，以南十字为中心的东（今庆阳路）、西（今中山路）及南北辕门（今酒泉路）最为繁华，辕门前后街是有名的绸铺街、服装街，周围有京津杂货、皮草毛绒、鞋帽日用、粮油山货等百家商店，生意火爆。以至于乾隆时期，陕甘总督杨应琚也兴起赋词，称赞兰州的盛况：“百二秦关，三河五郡，金城历代岩疆。一时都会，往来冠盖，游览此地为常。”
兰州商业的从业人员，除了茶马互市、屯商的商人以外，外地因经商贸易而落户当地的人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如西固区瞿家营刘氏，系汉高祖刘邦的后裔。据《汉金城刘氏总谱》记载，瞿家营刘姓的始祖叫刘福成，大约于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至明建文三年（1402年）之间从安徽凤阳泗州因贸易来兰，遂落籍定居在西固地区。
兰州榆中县金家崖金姓人的家谱上这样记载道：“如我始祖，彭城（今徐州）人氏，贸易定西，又至洮阳，见山清水秀，树木丛杂，开种稻田……”据记载，最早来西北的先祖名叫金沧海，时间是宋代的建隆年间。他先在定西做生意，后到洮阳开荒种田，然后经河州（临夏）到苑川定居，形成村落之后，因其地距离兰州30公里，古丝绸之路从兰州出发去西安，第一站就是金家崖，于是这里便形成了码头式的集镇，有旅店、客栈、骡马店、骆驼店、商号、作坊等日渐繁荣，遂成了兰州东乡的一处重镇，可见金姓人的西行是“贸易定西”，是行商做生意来到兰州的。
定居于今皋兰县的张姓祖籍，大都称为金城西乡河口百份张家。据张氏族谱和有关资料所载，金城西乡河口张氏，山东济南府人，石桥村是其故址。远祖张韦法为唐太宗贞观十五年（641年）进士，后官至咸阳令。居家十余世。其后裔张高沂于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贸易来兰州，初居于官园与马房门，后散居于王保保城（今兰州庙滩子附近）与西乡黄峪沟（今七里河区黄峪乡附近）。现居皋兰县的八千多人中，以“百份张氏”为主。什么叫百份张呢？据《百份张氏族谱》记载，张氏原籍直隶清河郡，有祖讳离沂者，于宋仁宗十九年，自山东济南府石桥村因贸易来兰，居住在河北的庙滩子一带，这就是最早移居兰州的百份张姓人。据说，百份张姓的家祠就在庙滩子，又历八世，子孙繁衍于元太祖五年，分居于皋兰县西乡八盘，即今日的河口一带，遂有张家台之名。后人口逐年增多，户大丁繁，为了便于给官府纳粮，于明洪武二年，将张家台的土地平均分为一百份，然后按人丁多寡分配，有人分到十六份，有人分到十八份，于是就叫十六张，十八张，这样，张姓的六族人共分到九十七份土地，还有三份不好分，就留作了女儿出嫁的陪嫁，叫作胭粉地，这就是百份张的来历，他们就这样因“贸易来兰州”而在兰州落籍了。
自明、清至民国，山、陕商人来兰经商贸易，陆续定居者也为数众多。如永登红城张氏，原籍河南卫辉府人，明初落居陕西富平，万历初来甘经商遂居庄浪红城堡。一同来的还有窦氏。大同周氏，祖籍山西平阳府太平县，其先祖周得存在明崇祯年间贸易来甘，居家今大同乍湾。古山张氏，原籍陕西凤翔府，清道光二十五年（1846年）贸易来甘定居今永登。另有中堡童氏、秦川侯氏、西槽范氏等，皆为清中后期因贸易来永登定居的。
兴盛的兰州商业吸引了众多的外埠商人移居兰州，并且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经营特色和经营品种，如京、津客商多经营绸缎布匹和百货、棉花，陕西客商多经营百货皮草等。各地来兰经商的商家为了长期的经济利益，自然而然地结成了以籍贯为纽带的商业集团门户——会馆，会馆即成为定居于兰州的外籍商户的联络处，其实质与屯商相同。于是，清代的兰州会馆应运而生。会馆的领袖多由信誉名望高、商贸经济规模大且资金比较雄厚的商人来担任，会馆的发起者或组织者则往往是各地来兰客商或在兰任职的乡籍官宦。清代兰州的会馆都设在繁华市区城关以内，主要客商会馆有：山陕会馆、陕西会馆、陕西新会馆、浙江会馆、四川会馆、四川新会馆、两湖会馆、皖江会馆、山东会馆、三晋会馆、云贵会馆、八旗会馆、江西会馆、广东会馆等。
会馆是异地同乡游子聚会的场所，它寄托了无数商家的浓浓乡情，是“他乡遇故知”的真情见证，也带去了异乡来客的老乡情思……清代中期，以兰州地区为中心来甘肃做生意者已经非常之多，各行各业都将此作为货物的集散地，山西商人瞅准机会也在兰州广开票号，到清代末期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民国时期在兰晋商更是多达数千人，成为外地客商中最具规模和影响力的商家。
山西商人来兰做生意，最初只是与同乡们搭伴搭伙，做小本生意，赚到一定的钱财之后，绝大部分的山西商人，就带着钱财回到原籍，娶妻生子，购置土地和修建房屋。但随着兰州地区商业的日益繁荣，以及交通越来越便利，商机也越来越多，在兰州的山西商人依托会馆，获得丰厚的利润后，就不再仅将钱财带回原籍了，而是大部分用于扩大生意的规模和经营范围。有一部分山西商人甚至在兰州购置产业，并娶兰州当地的姑娘为妻，繁衍子孙。他们还筹集资金购置地产，甚至开辟用来居住或埋葬亡故同乡的“义地”。
屯商，这些由官方扶助的又种田又经商的小本生意人，还有外地商人在经营地落户定居者，他们虽然零散经营，但走乡串户，使人民生活必须的商品得以流通；他们接触面广，和社会各层面的人广泛交往，在多民族共处的环境里，其作用不可忽视。至于茶马互市，那规模及范围就不可同日而语了。至宋代，西部少数民族已经随着社会的发展，形成了肉食、乳茶须臾不可离的生活习惯，但茶的产地远在江南地带，马的产地却在雪山草场，纵横几千里，牵动数万家，长途运贩，日夜奔驰，其流动面之广，牵扯面之大是不言而喻的。交易的结果是：牧民获得了生活必须品——茶叶，官方则得到了战略物资——战马。由此可见，屯商、茶马互市、商人会馆在多民族交融、融合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多元的历史文化内涵，民族交融的斑斓色彩
民族的大融合与兰州地区文化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