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帝国的告密史可看作是帝王的工作史，鼎盛时期的三个皇帝，有两个是鼓励并亲自圈定一些政府官员来告密的。这些皇帝之所以把告密当成很重要的工作来抓，无非是其外族身份。而这一身份就注定了他们的信心不足，杯弓蛇影，所以，才有了中国历史上最大也最频繁的因告密而引起的文字狱。
李煦的奏折
清朝的告密者大都是政府官员，无论官阶有多高，他们都可在皇帝的许可与鼓励下直接向皇帝告密。李煦这个人在清朝历史上并没有多大名气，此人之所以被许多历史学家所重视，是因为他留下了大量的奏折，这些奏折的内容除了一些必要的朝廷政事外，大都可以归结到小报告中去。
李煦是康熙年间人，曾在康熙初期出任苏州织造。康熙三十九年（1701），李煦拿到了十万两皇帝赐予的银子，按今天的说法，这是国家的贷款，利息几乎为零。苏州织造——清制：江宁（南京）、杭州、苏州三地各设织造官一名。其人选均由内务府中点派，品级为正五品或从五品，但他们的身份却很特殊，为钦差大臣，可专摺奏事——这个品级根本就没有资格得到这十万两借款，但由于他常常在苏州给康熙打小报告，所以，康熙格外开恩，借给了他这十万两。
李煦打的小报告之多，堪称是康熙一朝的绝色风景，小报告的内容多是当地官员行止、群众舆论、民间暴动甚至是军队哗变。康熙皇帝收到这样的报告后，是非常重视的，一般都有朱批，并且在许多这样的事情上还要求其后续的报告。
在官员言行上，李煦曾打过江苏巡抚张伯行的小报告。张伯行这个人在当时是个清官，百姓呼声很高。不知道他是怎么得罪的李煦，总之，李煦对张巡抚非常不满，在给康熙的小报告中，他说张伯行眼高手低，是个喜欢吹牛的人。并且看上去是君子，其实是个十足的小人。打小报告的人一般只知道发表议论，但却不能摆事实举例子，所以聪明一点的人都不会相信。
康熙皇帝在接到李煦的小报告后，并没有责怪他无中生有，而是和着李煦的节拍说张伯行的确不怎么样，其行事“令人闻之鼻酸，而犹可笑”。但康熙还是个聪明人，他并没有把张伯行怎么样，李煦在打了几次张伯行的小报告后，发现没有什么起色，也就不了了之了。
如你所知，打小报告的人喜欢在对别人行为观察时，夹杂许多私货，这私货就是他对这个人的偏见。等于说，如李煦这样的告密者，有时候所告的“秘密”根本就是他自己的杜撰。
但告密者当然还有真正值得让接收者满意的地方，否则，告密者的价值就不存在了。康熙五十年（1712），苏州发生科场案，许多士子认为新中举人是贿买而来，大家全都跑到当地衙门门口大闹，并且用手中的笔写下很多讽刺诗词四处遍贴。当地地方官还没有反应过来，李煦就已经把这件事报告给了康熙皇帝，因为这样的事必须要有证据，所以他把士子们所写的诗词对联、小曲统统抄了一遍，用快马送给了康熙。几天后，当地地方官开始着手处理此事，李煦又开始汇报现审、会审状况及民间议论，前后送到京城的信件几乎达到十封。
李煦送给康熙的小报告写在一张10厘米宽、20厘米高的白纸上，写完后再折成复杂的六角形，然后派快马从江宁到北京，大约要20天左右。李煦津津有味地做着这样的事，不厌其烦，在近二十年的打小报告生涯中，他将吏部（举报监督吏治）、户部（上报各项经济统计数据）、礼部（监督科举，汇报士子思想状况）、兵部（报告兵变）、刑部（举报要案办理情况）、工部（汇报河工）统统纳入自己的小报告内容中来。能把一项工作做到如此地步，其意志力以及缜密的心思，非普通人所能比拟。
告密者之所以会得到接收者的奖赏，是因为小报告的内容的确对接收秘密的人有一定的作用。也就是说，李煦的小报告能给康熙带来一定的好处。比如，李煦经常如同天气预报员一样给康熙皇帝汇报苏州的天气。苏州之地，常年少雪，偶尔一场雪，李煦就会立即报告给康熙。某日下雪，有二尺深。康熙在收到这个小报告的一个月后，在接见从苏州来的地方官时，他就装作很随意地说一句，你走之前某天下雪，积了二尺深。
听到这话的苏州地方官大惊失色，觉得皇帝真是手眼通天。
遥远的苏州，康熙皇帝可以得到告密者的任何小报告，在北京城中，更是如此。王鸿绪是和李煦有着相同任务的一位京官，康熙十二年中进士，曾做过翰林院编修、工部尚书、户部尚书等大官，是康熙十分亲信的臣子之一。李煦在写给康熙的小报告的信封上还要写上自己的官衔和规定的公式套语，而王鸿绪呈给康熙的小报告信封上什么都不写，只写“密奏。臣王鸿绪谨奏”字样。
王鸿绪打给康熙的小报告全是关于京城之事的。康熙当然也觉得打小报告不是一件可以拿到桌面上来说的事，所以再给王鸿绪的许多回信中都提到，千万不要泄露你的第二份工作。比如有一封亲笔上谕，就是这样说的：“京中地可闻之事，卿密书奏折，与请安封内奏闻，不可令人知道。倘有泻（泄）漏，甚有关系，小心，小心。”
王鸿绪当然也明白自己的第二份工作不怎么光彩，所以他对康熙皇帝下保证，绝对不会泄漏。由于身在京城，所以王鸿绪所打的小报告要比李煦的价值重大，比如大臣陈汝弼纳贿三千两银子被查到，后来发展成清朝历史上著名的大案，康熙便由“议政大臣、九卿詹事科道等赴刑部衙门会审”。王鸿绪当时是九卿之一的身份参与会审的，按理，应该有专门大臣来负责将此案的审理经过报告给康熙。
但王鸿绪还是专门给了康熙一份小报告，在报告中，他特别满官与汉官的争辩：“……定陈汝弼‘情真立斩’，满大人皆已依允。李振裕与臣说：定罪未有口供，大人们应斟酌，且陈汝弼昨日所首字纸及书札是什么东西。臣又云：不是隐藏得的。满大人因令司官取来，念与众大人听……满大人说，没有关系，不必入在口供内。汉大人说：‘假装身死’四字该去，昨日原是昏晕去了。因删四字。屠粹忠说：藏匿案卷及犯赃，得无‘立斩’之条。议政大人说：改了罢。舒辂因改‘立绞’。科道说：仍照三法司监候绞罢。满班大人未有应者。又陈汝弼令家人递亲笔口供，满大人不收。李录予说：以前三法司不曾取陈汝弼亲笔口供，今日伊家人来递，又不收，如何使得呢？……
最后，他发表了一下议论：“今本内所定口供，寥寥数语，乃舒辂所做也……从来问官改供及捏供，拟罪处分，条例甚重……满大人皆怕惹怨，有话不肯发出。议政大臣亦唯听舒辂做主裁定而已……”
康熙看了后给这个小报告写了评语：“此奏帖甚好，深得大臣体，朕已明白了。”
当然，既然是小报告，就有它“小”的地方。王鸿绪曾打过这样一个小报告：一位京官犯了罪被判发配充军，解差向他讨赏银子十两，这位官员不给，反加辱骂。但一天晚上，该京官忽被一群人抢劫了。这件事情在康熙眼中实在是小事一桩，但王鸿绪还是报告了。康熙皇帝有一段时间很关心新任的吏部尚书宋荦的身体，王鸿绪有一次就在报告中这样写道：“宋荦幼子宋筠系举人，于十一月廿一日到京会试，向人言：其父向年有晕病，隔久方一发，惟今年武场中晕一次，及到扬州，复发一次，比以前紧些，然幸而晕醒，仍可办事，今奏新恩，将来交印之后即可来京等语……”
当然，无论是王鸿绪还是李煦，打小报告时未必每次都能得到主子的欢心。李煦就有过这样的经历。
康熙四十八年（1710），李煦在请安折子中居然附奏了江南提督张云翼病故的小报告：“恭请万岁万安。窃提督江南全省军务臣张云翼，于康熙四十八年六月十八日，病患腰痛，医治不痊，于七月初三日巳时身故，年五十八岁，理合奏闻。”
康熙皇帝看到这样的低级错误后，哭笑不得，按规矩，向皇帝请安与汇报大臣死亡二事是必须要分开报的，如果真的有人敢把两件事放在一封信中，那就是有“诅咒皇帝驾崩”的心思。康熙给李煦回了信，说道：“请安折子，不该与此事一起混写，甚属不敬。尔之识几个臭字，不知哪去了？”
据说，李煦见到这样的朱批后，吓得面如土色，急忙上摺谢罪。康熙皇帝并没有责怪他，但也没有给他回复，让他担惊受怕了好多天。
康熙一朝，给康熙皇帝打小报告的官员非常多，李煦只不过是一个典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这当然还是和“在上者喜好”有关。
清朝从康熙开始，建立了一种“密折奏事”的制度。在没有之中制度之前，清朝廷采用的“通政使”制，朝廷规定，凡是京官奏本，地方官的本章、题本，都先交到通政使所在的通政司，经审阅后再行转呈。康熙认为这种制度有弊端，首先会导致消息不及时，其次是会泄露机密。所以，他命令特别亲信的臣子专折奏闻。后来发展到一般地方督府、京中大员也可以用折子向皇帝直接奏事。
专折不经通政司，直接呈给他自己。当然，如前所述，康熙也认为派人暗访密奏，是一件极不光彩的事，所以他始终是亲自批复告密者送来的小报告，即使有时候右手有病，不能书写，他也勉强着用左手批复。
李煦这样的打小报告者在康熙时代是非常受到宠幸的，即使偶尔犯点错误，也会得到宽恕。康熙五十二年（1714），李煦收取了宫中太监的银两，他以为人不知鬼不觉，但告密者太多，他也被出卖了。康熙皇帝把他革职留任，李煦的告密生涯这才算结束。
不过，清朝的告密史才刚刚开始。
千里眼顺风耳：雍正
雍正是清朝乃至中国历史上一个颇受争议的皇帝，这除了他登基的谜案外，还因为在其任上实行了比他祖宗康熙严格百倍的密奏制度。其实说白了，也就是告密制。但与商鞅将其写进法律的告密制不同的是，雍正只是靠口头命令各级官员对其个人进行告密。也就是说，告密者已经被限定，而不是芸芸众生。
雍正登基的第二年，史无前例的告密风潮就开始了。这一年，时任渐闽总督的觉罗保、山西巡抚诺珉、江苏布政使鄂尔泰、云南巡抚扬名时某天突然接到了雍正严厉的斥责文书，正当几人在惊愕不知所措时，雍正又宣布停止他们将来告密与上奏的权利。也就是，将他们参政言事的权利剥夺，尤让这几位难过的是，在一年前被雍正指定的告密者身份也被废除。一个奴才，如果不能为皇帝充当告密者，那是多么严厉的惩罚啊！
几个人当然百思不得其解，因为雍正在文书中所提到的事即使不是非常神秘，知道的人也屈指可数。很显然，在这屈指可数的几个人中，就有人是告密者。这不仅让他们几人立即冒了一身冷汗。原来，告密者如同空气一样，虽然看不到，却是真实存在的。
其实，雍正很可能在当初加强密奏制度时，并没有特别强调告密的目的。雍正的初衷为了广集中外情报，了解各方实情而强化了祖宗留下来的密奏制。他命令写密奏的人可以不按规格，文字长短不拘，字体好坏不管，让大家轻松自由地上奏，唯一严格的要求就是守密。他在给鄂尔泰的侄子鄂昌的一段批示中说：“密之一字，最紧要，不可令一人知，即汝叔鄂尔泰不必令知。”就是说，报告必得自己缮写，不能假手他人。这种不得让第三者知道的奏章，不是题本、奏本，而是雍正朝的一种特殊的文书制度----奏折。
从雍正给鄂昌的信中就可以看到，奏折的要旨就在一个“密”字，它由皇上亲拆亲视，任何第三者都无权拆看，有很强的保密性。因此，雍正登基的第十四天，便下了一道收缴前朝密折的谕旨，使密折逐步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文书制度。在雍正钦定的规章里，从缮折、装匣、传递、批阅、发回本人，再缴进宫中，都有一定的程序，不允许紊乱。按照密折的内容，分别规定用素纸、黄纸、黄绫面纸、白绫面纸四种缮写，并使用统一规格的封套。
无疑，在这种激励下，许多臣子都认为给皇帝上密折是一种特权更是一种荣誉。因而能有权上奏的人都竞相将各人所知尽量呈报，无论大事小事，公事私事，只要是自己知道的，就都写给雍正看。奏折的内容千殊万别，上自军国重务，下至身边琐事，无所不包。
我们可以做个对比，在康熙朝，密奏者只有百余人。而雍正朝却多达一千一百多名，逐步扩大到各省督抚、藩、臬、提、镇等。何等官职才有资格密奏，谁也说不清。与其说依品级，不如说视与皇帝的关系而定。到了雍正朝后期，甚至连知府、同知副将等一些微职也可特许成为告密者。
雍正对这样的制度是相当得意的，雍正十年，他宣布要将历年与人臣往来的密奏刊行出来，希望臣民能了解他的“图治之念，诲人之诚”。他在与臣子的谈话中，一半辛苦一半得意地说，自己每天至少会收到二三十件密奏，有时会多达五六十件，他勤劳地一一阅览，并仔细地加以朱批，所以他常常工作到深夜或凌晨，而朱批的字多寡视密奏内容与他个人看密奏时的感受而定，有时一二十字，有时批上百字，甚至有多达千字的，他的朱批有时比大臣的报告文字还多。
雍正之所以如此得意，不仅仅是因为告密者让他成为千里眼顺风耳，还因为告密者所提供的秘密可以用他来识人。也就是官员的登用、陟黜等信息，他曾透露过：“朕惟治天下之道，首重用人。”他考察地方的吏治，着重点是对地方的官吏的检查。他给官员授权，允许越境奏事；可以越级监视，上下牵制。这种方法使雍正了解了很多的情况。诸如地方政事的好坏，官员中谁认真负责，谁搪塞敷衍。也使为官者人人震慑，不敢轻蹈法网。
其实说的通俗一点，雍正靠这种制度的目的就是为了监视臣子。雍正始终都秉承一个基本信念，那就是对官员要不时提防，防其改节。“广采舆论、时加访察和乾纲独断”是雍正用人政策的三个要旨。
他曾予以“明敏稳妥”的考语给宠臣鄂尔泰所荐的广州提督王绍绪，但他又疑惑王绍绪“偏于养柔，恐不能克胜现任”，因此命广州将军石礼哈“留心探听，便中据实奏闻”。石礼哈与王绍绪关系很好，便在秘奏中说他：“念念不忘圣恩，志洁行清，勤于办事”。事实也的确如此，但雍正仍不放心，再向两广总督孔毓、署理广东巡抚傅泰调查，直到再一次证实王绍绪操守极好，才放下心来。
就是这位广东巡抚傅泰，不但奉命监视王绍绪，还按照雍正的意思访察过广东布政使王士俊、广东按察使娄俨。而从《朱批谕旨》可知，王士俊和广东总督郝玉麟都负有密报傅泰行止的使命。由此，一省大小官员均在互相监督之中。可见，雍正的“疑心”是多么的重！
将军和总督可以密报提督、巡抚；提督、巡抚对总督，也要按皇帝的要求提供所需要的情报。研究《朱批谕旨》的章学诚感叹道：“彼时以督抚之威严，至不能弹一执法县令、詈误之吏，但使操持可信，大吏虽欲挤之死，而皇览能烛其微。愚尝读《朱批谕旨》，而叹当时清节孤直之臣遭逢如此，虽使感激杀身，亦不足为报也。”
为什么要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