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特伍德也非常喜欢这个故事，决定自掏腰包买下该书的拍摄权。在采访中，伊斯特伍德称马尔帕索与华纳兄弟是对等合作。以《西部执法者》为例，马尔帕索出钱购买版权，华纳兄弟则负责所有的制作费用。最终，华纳兄弟将制作成本控制在400万美元以内，并且与马尔帕索公司分享该片的版权。
伊斯特伍德拒绝了切尔纳斯亲自担任编剧的请求，他在威廉·莫里斯经纪公司里找到了一个像迈克尔·西米诺那样能编会导的角色。生于1936年的菲利普·考夫曼读过哈佛法律学院，曾编导过备受好评的新式西部片《血洒北城》，他一直远离好莱坞住在旧金山。
考夫曼根据切尔纳斯提供的大纲写出了一个拍摄台本，将书中的主要角色和主要情节统统收入进来，力求严格遵循阿萨·卡特尔的原著。但为了刻画伊斯特伍德扮演的乔西·威尔斯这个角色的性格，他把乔西的妻子和孩子被残杀的情节安排在了影片的开始部分，从而开宗明义地交代了人物复仇的动机。除此之外，他还设计了乔西将嚼烂的烟草吐在被他杀掉的人脸上的习惯动作，并且要求伊斯特伍德掌握美国南方的口音。
考夫曼一手包办了挑选演员、勘察外景和选择服装的工作，但他花太多时间用于思前顾后的做派令伊斯特伍德感到很不习惯。当詹姆斯·法尔戈、布鲁斯·萨尔蒂斯和弗里兹·曼恩斯被派往西南部开始拍摄前的准备时，他仍在精打细磨他的剧本，并且根据演员的具体情况重新调整对每场戏的安排。
考夫曼最终选定由丹·乔治酋长扮演追随乔西一道去复仇的切诺基老人隆·沃蒂。乔治曾因《小巨人》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男配角的提名，当时他已经年过七旬，但依然保持着很好的状态。
被乔西所救的劳拉·李是片中的另一个关键人物。在原著中，劳拉最终嫁给了乔西，但伊斯特伍德对此做了改动，因为他扮演的角色从来都是孤孑一身的。不过，他赞同按照书中描写的那样去找一个金发碧眼的女演员来演这个年轻美人。
桑德拉·洛克的经纪人已经是第二次将她的资料送到马尔帕索公司了。上一次她被拒绝是因为年龄不相符，这一次问题出在她的相貌上：她的头发是草莓红而不是金黄色的，她的眼睛也不够蓝。但她属于伊斯特伍德喜欢的那类小巧玲珑的女人：大眼睛、高鼻梁和高高的前额。她身高只有1．53米，体重46公斤，在伊斯特伍德面前更显渺小。
在获得奥斯卡提名后的8年间，桑德拉没能像预料的那样大红大紫。她演过几部电影和电视剧，其中只有1971年的恐怖片《威拉德》多少能让人记住她。来试镜之前，不止一个人提醒她不要在伊斯特伍德面前提她获过奥斯卡提名，他们转引伊斯特伍德的话说：“我从未获过一项奥斯卡奖，你们知道为什么吗？首先，我不是犹太人。其次，我的电影挣了太多的钱。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因为我从不把******什么奥斯卡当回事。”
然而，桑德拉见到的伊斯特伍德却与人们描述的不太一样。“我认为我吸引他的地方在于我是个有艺术气质和智慧的人，”她说，“克林特并不拥有这些。就好像我是小公司，他是大公司，他兼并了我是因为我有很好的商业潜力，而他想成为我的母公司。”
桑德拉的生活相当低调。她是个书虫，一个喜欢待在家里的人，一个稚气未脱的人。当她去《西部执法者》应征时，她不到30岁，比伊斯特伍德整整小17岁。这一次，他们立刻“来了电”。伊斯特伍德从见到她第一眼起就认定她是《西部执法者》女主角的最佳人选。考夫曼却在犹豫，他犹豫并非因为桑德拉不合适，而是他习惯了犹豫。伊斯特伍德等了好几天，其间也不断发出一些信号，但考夫曼并不理解他的暗示，直到有一天伊斯特伍德亲自给桑德拉的经纪人打电话，说出了他的决定。此后不久，考夫曼在勘察外景时对弗里兹·曼恩斯说：“这是别人对我干过的最恶劣的一件事。他割掉了我的老二。”曼恩斯向他建议说，“你应该当面对他说。对付克林特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他感到内疚。”然而，考夫曼却采取了忍气吞声的做法，“如果他敢直面克林特，”曼恩斯事后说，“克林特就会退缩，因为他害怕与人面对面地争论。”
这部电影同样由布鲁斯·萨尔蒂斯掌机，弗里斯·韦伯斯特出任剪辑。作曲杰里·费尔丁是奥斯卡评委们的宠儿，他曾以萨姆·佩金帕执导的《野战群》和《稻草狗》两度获得奥斯卡提名，最终他也把运气带给了《西部执法者》，为马尔帕索公司在1992年《不可饶恕》之前获得了唯一一次奥斯卡提名。
该片于1975年10月中在亚利桑那、犹他和俄亥俄州外景地投入拍摄。很快，伊斯特伍德对每天的工作样片表现出了不满。真正令他忍受不了的是考夫曼做算术题一样的工作节奏，他对细节的一丝不苟令伊斯特伍德倍感紧张。考夫曼倒是从一开始就在极力讨好伊斯特伍德，但这并非与伊斯特伍德合作的方式。
导致他们关系紧张的另一个原因是桑德拉·洛克。虽然考夫曼的妻子也在外景地，但是这位导演对桑德拉的态度明显很暧昧。来到外景地的第一天晚上，他就邀请桑德拉与他共进晚餐，讨论角色。不久，伊斯特伍德也打电话给桑德拉请她出去吃饭。桑德拉觉得她应该拒绝伊斯特伍德，因为她已经与考夫曼有约，但她不知道放下电话后那一头的伊斯特伍德早已妒火中烧。
在这场争夺桑德拉的战争中，考夫曼注定成为输家。伊斯特伍德几乎是以强迫的手段带桑德拉开车出去兜风，他们在外出的第一个晚上就一起过了夜。“我们几乎从一开始就住在了一起，”桑德拉回忆说，“克林特跟我谈起他的婚姻，并且明白地说过几年之后他一定会离开玛吉。”
在拍摄劳拉·李险些遭强暴那场戏时，考夫曼又犯了一个错误。由于事先未做任何清场，在场的数十名工作人员亲眼目睹了桑德拉被扒掉了裤子、露出了乳房。考夫曼一直让摄影机开动着，时问之长早已超出了伊斯特伍德的忍耐限度。甚至在这场戏明显已经结束时，他仍在喊：“继续！继续！继续！”伊斯特伍德站在一边，用足以让每个人听到的声音说，“我认为你想说的那个字是‘停’！”“什么？”考夫曼一脸疑惑地问。“停！”伊斯特伍德大声喊道。摄影机停止了转动，直到这时，考夫曼才恍然大悟，他连忙说：“我的意思也是停！”
经过这番明争暗斗，开拍两周后，伊斯特伍德与考夫曼已是水火不容。不过，真正宣布考夫曼死刑的还是马尔帕索人众所周知的“啤酒罐事件”。几周前，考夫曼、布鲁斯·萨尔蒂斯和弗里兹·曼恩斯外出寻找乔西·威尔斯枪插白旗从沙漠中骑马出来那场戏所需要的沙丘。经过一天艰苦跋涉，他们停下来喝啤酒解渴。考夫曼环顾四周，发现附近的一座沙丘正是他想要的，于是他把手中的空啤酒罐扔在沙丘上向大家宣布：“我已经做了记号。”
几周后，考夫曼带着两辆发电车、一辆摄影车和一架马车上路了。伊斯特伍德、考夫曼和曼恩斯坐在第一辆车上，伊斯特伍德坐在司机旁边，其他人则在后排座位上挤作一团。
车队开出去很久，依然没到目的地。伊斯特伍德不断地嘟囔着：“我们******要去哪儿？”最终，考夫曼宣布他清楚地记得那座沙丘就在旁边那座山的后面。“你们在这儿等着！我马上回来。我记得就是这个地方！”考夫曼跳下车，独自一人爬山去寻找他的啤酒罐。
等了很久，考夫曼仍没有出现。伊斯特伍德开始变得不耐烦，他先问了问几点，然后说：“混蛋，太阳眼看就要下山了，我们不能白跑一趟。”说完，他下车吩咐萨尔蒂斯卸下摄影机，指示曼恩斯将道具和马匹一一备好，他要亲自执导这场戏。大约只用了半个小时，伊斯特伍德就拍完了这场戏，他安排曼恩斯留下来等考夫曼，其他人则随他返回了驻地。
曼恩斯和司机足足又等了一个小时，才见到考夫曼大汗淋漓地从山上下来。他一边用牛仔帽扇风，一边抱怨道：“真是奇怪。我就是找不到那只啤酒罐。”
考夫曼虽然对伊斯特伍德越俎代庖的行为深表愤怒，但依然没有当面质问他。相反，在看这段样片时，他反倒夸奖伊斯特伍德拍得不错。私下里，伊斯特伍德不断抱怨说：“他究竟是什么样的怪物？”
几天后，剧组移师到犹他州的卡纳布继续拍摄。10月24日，考夫曼被正式解雇。宣布这一消息的是罗伯特·戴利，而伊斯特伍德则一直躲在旅馆房间里，直到考夫曼动身前往机场。三天后，伊斯特伍德接过了导筒。
回到好莱坞，怒火未消的考夫曼提出了申诉。美国导演工会奇怪一个演员怎被允许解雇导演，而这个演员又是这家制片公司的高管，尤其是前任导演已经完全了所有的前期准备并拍摄了大部分镜头。
华纳兄弟公司遇到了巨大的压力，被要求立刻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伊斯特伍德拒绝出席听证会，并在工会调查员亲临片场的情况下继续拍他的戏。最终作出让步的还是导演工会，虽然他们强迫伊斯特伍德交了6万美元的罚款，却没能像考夫曼所要求的那样恢复他的导演资格。这样的结果貌似公允，实际上等于宣告了在好菜坞的各种规章制度之外还存在着一条所谓的“克林特法则”。
作为该片的助理制片人，詹姆斯·法尔戈认为伊斯特伍德并不真正想执导《西部执法者》，但是他却羞于说出口。在法尔戈看来，伊斯特伍德之所以要赶走考夫曼，是因为后者的许多做法违反了他的工作常规。“克林特总是想让每个人，包括他自己，懒懒散散，轻轻松松，”法尔戈说，“他不希望为了某个角色去改变自己的口音，自然也不希望为寻找到某处最佳的外景而让自己累着。总之，他认为拍电影应该是一种享受。”
伊斯特伍德的导演手法追求的是言简意赅。“我喜欢跟着事情发生的节奏走，”他在接受《首映》杂志采访时说，“一切都不是强求得来的。我讨厌一遍遍地排练，那只会把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最理想的状态就是在拍摄中信手捻来，最即兴的表演就是最真实的效果。”
伊斯特伍德喜欢廉价、快速和松弛，不主张把剧本打磨到发光。他倾向于把设计和前期准备的工作扔给别人，这也意味着他会选择一套老班底作为合作者。久而久之，这些人能做到在导演出现之前就已经把机位、灯光、演员走位等一切事务准备停当。伊斯特伍德通常只是在布景里走上一圈，将一切过目之后便开始拍摄。大部分镜头都是一次过，即使多拍了几条，他也通常会选中一开始拍的那一条。
在谈到与伊斯特伍德之间的艺术分歧时，菲利普·考夫曼说：“我觉得《西部执法者》是一部史诗片，需要风格化的处理。你不能摆好摄影机就可以拍电影。你必须思考每个镜头与整部电影之间的关系以及镜头与镜头之间的关联。执导一部电影不是依据当时的景色好不好看而一个镜头接一个镜头地拍。”
伊斯特伍德的理论听起来没有问题，但对《西部执法者》来说却不起作用。多亏考夫曼的剧本和周密的计划，该片看上去比马尔帕索制作的其他电影更有思想。乔西·威尔斯的复仇在文明与野蛮冲突的背景下有了一种反讽的意味，而这恰恰是现代式西部片惯用的手法。《西部执法者》于1976年8月上映时得到了影评家们的热情拥抱，这部献礼之作被广泛地认为是伊斯特伍德最具深度、最个性化的作品之一。
当然，《西部执法者》大受好评的还要归功于弗兰克·威尔斯的宣传策略。在这部电影的推广方面，华纳兄弟公司花了大钱，不仅举办了盛大的记者招待会和免费入场券派送活动，还安排记者到片场参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