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在1847年申请另一笔贷款，由包括罗斯柴尔德在内的三大银行接手，以八千万弗洛林币的债券，用六十五个月分期付款的方式支付八千四百万弗洛林币的现金，从1847年6月1日起算。考虑到第二年所发生的事情，这笔贷款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当总理办公室收到进一步的贷款申请，请求批准管辖权时，贷款没被允许，这样一来就不会给获得意料之中的维也纳城（City of Vienna）自由权的所罗门之子安塞姆造成阻碍了。科洛夫拉特（Kolowrat）伯爵在此事上的态度表示，虽然安塞姆有可以与其父媲美的公众精神，也应当慷慨大方地为维也纳城的那些服务大众利益的慈善机构捐助，同时，还该注意到的是“对于国家的利益而言，同样也应该批准统治权，因为假如那些在维也纳提供贷款和从事其他金融业务的主要银行有什么不测，比如所罗门、拜仁·罗斯柴尔德的去世而衰落的话，那我们将不得不与希纳家族（House of Sina）进行交易”。
事实上，安塞姆已经踏入了维也纳城的黄金篇章。紧接着在1847年6月11日，又提交了另一封请愿书。在这封请愿书里，所罗门请求将他在摩纳维亚科里斯查（Koritschau）的房产，以及在维也纳的三座乡村别墅归并为限定继承财产，总价值为两百万弗洛林币。他要求要特别考虑两百万弗洛林币的价值，因为法律不允许将最大限度高于四十万弗洛林币的财产列入限定继承范围，只有国王本人有权对此类例外要求做出批示。
国王将这封请愿书交给相关部门进行审批，但之后马上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让所罗门的请求无法立刻获准。
在英国也是一样，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地位并未受损。内森的最为年长的儿子莱昂内尔（Lionel）异常的活泼和刻苦。而他的弟弟们安东尼（Anthony）、那撒尼尔（Nathaniel）和迈尔·内森（Meyer Nathan）成为了有名的运动员和赛马主。那撒尼尔住在巴黎，他从小身体虚弱，但却对艺术、科学以及发生在他周围的政治事件很感兴趣。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经迎来了第三代人，但他们并不乐衷于金融事务，而是对自己的社会地位、对艺术和体育情有独钟。莱昂内尔在大不列颠取得了自己金融生涯的尊贵地位，在1847年3月，他向英国议会提供了自己的财政支持以实施计划好了的改革，来处理爱尔兰发生的恼人事件。财政大臣实际从罗斯柴尔德和巴林（Baring）那儿贷到了八百万英镑的贷款，这就是之后著名的“爱尔兰饥荒贷款”（Irish Famine Loan）。
内森向来都拒绝任何在政府名下有关政治上的尊称或是地位，而莱昂内尔却想进入下议院（House of Commons）。现在，根据惯例，犹太人不能在英格兰担任民事或是军事机构的职位。他们不允许参加议会选举，也不能进行投票。在英国的犹太人生活在一种政治上和社会上的犹太人区中，处理罗斯柴尔德人和其他相当少数的一些取得非常重要地位的犹太家族之外，没有人能希冀摆脱这种状况。只有两大议会有权破例或变更这种条件。然而，莱昂内尔认为既然他的家族在金融事务上给予了英国如此之大的帮助，他就有能力战胜这些困难。
在1847年8月，莱昂内尔·罗斯柴尔德作为自由党参选人的身份代表伦敦市，最终他也当选了，同时当选的还有约翰·拉塞尔大公（Lord John Russell）。现在每个下议院成员在就职之前，都要宣誓，而其中有一句是“作为一个忠诚的基督徒。”自然，莱昂内尔是不会说这么一句誓言的。下议院提议应该对宣誓内容进行调整，但上议院拒绝了这个提议。于是莱昂内尔无法就职；但是他又再次成为了一位参选人，而且也总是当选，然而却从未发挥过作为一位议会成员的效用。
一场新的危机
在1830这关键的一年，以及在1848年前夕，罗斯柴尔德人参与了大量的贷款业务。除爱尔兰饥荒贷款之外，他们还掌握着利率为3%，数额达两亿五千万法郎的法国贷款，罗斯柴尔德以72.48的票值成交。鉴于奥地利的贷款问题，他们对这笔贷款采取按月分期付款的预防措施。在1847年12月出现了问题发生的不祥征兆，奥地利表示希望能获得发行一定数额的证券，同时要对此高度保密，这些发行债券除了那些平常的贷款之外，还要为威尼斯和伦巴第国土的军事力量的壮大提供必要的基金。对于此事，Kolowrat伯爵当时发表了他的观点，并且对未来的发展表现出了相当的远见。
货币市场（他写道）现在非常低迷，没有任何能够尽早改善的希望。政治发展常常让人们有理由担心情况会进一步恶化。通过对货币市场状况的认真考虑后，拜仁·库贝克（Baron Kubeck）认为他能很放心地将考虑中的证券，如果不是全部的话，那也要尽可能多地交给罗斯柴尔德保管，这样对他而言更为安全，如果利率能达到4.6%的话他将会十分满意的，这一利率水平对于商业资本来说已经算是相当合适的了，尤其是考虑到它包括了所有当今不确定环境下有可能产生的风险。
于是拜仁·库贝克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提议交给国王，并急切请求国王予以接受，而且允许让当局对此保持高度的保密。
现在最为重要和紧迫的就是给予财政管理部门尽可能多的业务，让其能够从军队未预料到的沉重开支这一窘境中摆脱出来。我之前提到的储备基金是无所作为的财政部长最后的希望了。然而不幸的是，当这笔钱也用光的时候，我们就再没有一分一毫能够用来应对可能发生的灾祸了。但是各州必须要面对可能发生的灾难，即使是那些超越人类力量所能控制范围之内的，比如国家首脑的去世、流行病的突然爆发以及农作物歉收。现在我的职责就是在仍然有可能对在意大利不断增长的军队开支和我国仅剩的资源利用实行上限的情况下，尽我所能断然地在没有储备的情况下事先考虑到这些可能发生的意外；呼吁大家关注现实，不然显而易见的是当奥地利政府将大量精力都放在国王的情况下，却忽视了本国的发展，这将会导致我国财政的崩溃。
我有责任发表这一严肃声明，我们正处在落入深渊的边缘，随着财政部不断对抗击外国革命事件而增加预期之外的开支，已经导致了全国不断上升的不安情绪，而这一点几经被省级地产（Provincial Estates）和我们邻国新闻界的文艺大爆炸所印证了。
拜仁·库贝克的议案还不足以完美地陈述一个严重的经济批判。从他的角度出发，已经超出了问题本身的紧迫性，在我看来，唯一要补充的就是罗斯柴尔德的出价在我看来是非常合理的，尽管到了今天，2月13日，利率4%的债券已经在交易所里涨到了93%的成交价格。
拜仁·罗斯柴尔德本人已经对此情况进行了保密，但毫无疑问的是这对于我们财政管理部门更为重要，我们必须避免任何会对奥地利信用产生威胁的情况发生。
科洛弗拉特的论述是非常正确的。在已经77岁高龄的总理大臣梅特涅和他的骑士们，尤其是冷酷的公安部长塞德尼斯基（Sedlnitzky）伯爵统治的体制下，国家已经出现了显著的不满情绪。在意大利，对国家统一运动所直接采取的打压措施相当严酷，而在梅特涅的势力影响下也让整个事件变得很严重，因此那些来自奥地利政府的威尼斯和伦巴第王国的祝福都被抛诸脑后了。在40年代中期，在邻国瑞士爆发了更为严重的问题，当地的国民分成了激进党（Radicals）和保守党（Conservatives）两大阵营。七大天主教行政州联合组成了一个独立的联邦，并且公开对抗激进派。
1847年11月，温和派被联邦军队强制赶下台。一贯对保守党联盟表示同情的奥地利、法国和普鲁士将发生在瑞士的事件视为是自我防卫。梅特涅认为所发生的事情是对奥地利在伦巴第的直接威胁。
一直坚定不移地追随总理大臣政策的所罗门·罗斯柴尔德也深深受到了这些事件的影响；在1847年11月20日，他惊慌失措地赶到梅特涅那儿，询问事态的发展状况。
梅特涅简短地说了一下概况，紧接着就问所罗门是否相信“假如国王在这次革命中放弃意大利州，转而将他的精力集中到阿尔卑斯山的这一边情况会有所好转，还是他应该继续维护自己在威尼斯和伦巴第王国的地位”。
“不能那样！”罗斯柴尔德对于第一种可能惊呼道。“那样一来，所有的都将会失去。”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梅特涅回答道，“而且所有有感知的人都应该这么认为。但是，在想法和行动之间，是存在着很大差别的。”
然而，要行动就要做点什么，而其中的方法是需要好好估量的。梅特涅接着说道，他将会建议国王下令援助意大利军队。而这就需要钱，并且是在不破坏现有的国家财政计划之下筹集。他们刚刚才成功渡过了一场危机；如果再发生的话将会是更为严重的，而这是他们不惜一切代价都要避免出现的。总理大臣宣称，特殊的情况就需要用特殊的方式解决，他问所罗门这样一种特殊的援助是否会到来。
“您需要多少就有多少，”所罗门立刻回答道，“只需您一声吩咐。而这不会有损您的信誉，反而会增加它。告诉我您需要多少，我马上就能支付。”
梅特涅回答说他什么都不想要；需要钱的是财政部，他也知道从哪儿能弄到钱。他想知道的是，拜仁·库贝克当需要钱来完善他的计划时，他是否会去找罗斯柴尔德借。除此之外，他没什么好担心的。
“无论拜仁·库贝克想要多少都没问题，”罗斯柴尔德大声说道。“我会立刻去找他，他可以将货币市场留给我来打理。我刚刚才提高了价格，您知道我是怎样做的吗？我在交易所用金属币将总价提升了2%，达到三千万弗洛林币。”
“我不允许你，”梅特涅说，“对拜仁·库贝克做任何计划。当他需要你时，他会说的；而一旦他来找你，按他说的去做。”
交易所对形势相当敏感。在那年的1月，继西西里岛（Sicily）的导火事件发生后，一系列1848年革命事件开始爆发，空气中弥漫着不安的情绪，意大利到处都是激愤的热浪。维也纳的交易所对此新闻反应相当的焦躁，各国的自由党人都不遗余力地夸大意大利公共财政的艰难处境，而意大利也被认为是这些****的大本营。当地的老百姓也纷纷开始到银行将纸币兑换成硬币，梅特涅开始给予严肃关注。
尽管对金融状况表示担忧，但由于米兰仍然很平静，在1848年1月的下半月，梅特涅对总体的局势还不至于很失望。当所罗门在1月23日去拜访总理大臣时，他描述说，梅特涅措辞非常严肃，并且“皱着很深的眉头”。
“政治性而言，”他对所罗门说，“一切还是顺利的，但是交易所的状况就很不好了；我正做我份内之事，而你却没做你的。如果厄运降临到我身上，那你也不能幸免；我正面对着地狱；而你却在呼呼大睡而不是战斗；你的命运已定！”
对于这个抨击，罗斯柴尔德给予最诚挚的歉意，他说：“我明天就会买进。我已经就此事与拜仁·库贝克谈妥了；你们可以信赖我。”
“我，”梅特涅答道，“只看行动。你也许会明天买进，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你昨天没有这么做。如果是为了等待更低的价格的话，那我就没什么好感激你的了。”
这段对话再清晰不过地表现出了梅特涅和所罗门是多么紧密地荣损与共的。1848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很有力地证明了这一事实。
1848年的“二月革命”
西西里岛的革命很快就蔓延到了那不勒斯，当时卡尔·罗斯柴尔德就在那儿，但是当地的自由党当权部做出了让步，当地没有发生什么危险。托斯卡那大公（Grand Duke of Tuscany）和皮埃蒙德（Piedmont）的查尔斯·艾伯特国王（King Charles Albert）他们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够将意大利统一在一个王权之下，也遵照了这个做法。
这些起义的星星之火从亚平宁半岛（Apennine Peninsula）蔓延到了法国，在法国燃起了一场大火，而这场大火烧遍了整个欧洲大陆。路易斯·菲利普的统治日益压迫；他拒绝进行必要的改革，而这最终导致了在首都爆发的一场对基佐当权的激烈反对。1848年2月22日，首先在工人和学生中引发了暴动。甚至连国家卫队都希望倒戈，开始惶恐的国王接受了基佐的辞呈。军队被调来对抗反叛者，而这首次的枪击引起了强烈的激愤情绪。
2月24日，城市的所有主要街道都筑起了防御栏；国家卫队和步兵团与反叛者对抗，情形很快明朗，由于国王的原因，局势变得越来越糟糕了。路易斯·菲利普一下苍老了许多；在他第75个年头里，他已经很难再应付这样突然而意外的风暴了。说到阿伯尼（Apponyi）伯爵，他在此刻表现出的因害怕而无法做出决定，他已然失去理智了。早在2月24日，他就逃走了，逃离了他的首都，将自己的国家留给了反叛者们。可爱的奥地利老大使自己全然搞不清状况他给2月23日的舞会送出了九百份邀请函，而在当天的早上，他还问市办公厅舞会能否取消。
对詹姆斯·罗斯柴尔德而言，他在过去几年里在国王和部长们中取得了相当特殊的地位，这件事无疑是晴天霹雳。他无法相信就在这么短短的一夜之间里，所发生的变故就将他的生意和他的家族所取得的积淀从他脚边带走了。这个比任何人与已颠覆的体制关系亲密的银行家此时感到，从事件的发展来看，他现在所处的地位相当危险。他第一个念头就是放弃巴黎，梅尼埃（Prosper Meniere）告诉我们有人在诺德（Nord）车站看到了他，正要搭乘火车前往边界。然而，在最后一刻，他被建议不要离开巴黎，因为这样显然会有损他的地位和荣誉。
于是他留下了，而他的妻子和女儿由于巨大的恐慌逃到了伦敦亲戚家，不打招呼出人意料地抵达了莱昂内尔的住处。由于所经历的恐惧在她们的脑中仍然历历在目，她们凄惨地描述了自己是如何从人类幸福的天堂瞬间跌落到不幸和恐怖的地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