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说的是有形的队伍。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有一支无形的队伍，这支队伍的集合和前进，不是像连队紧急集合和行军那样彰显，它在日常的生活里，它在我们的感觉中，但它是确确实实存在的。这是一支平凡而伟大的队伍，这支队伍就是我们在其中锻炼成长的人民解放军，这支队伍就是我们从事革命事业的庞大队伍，这支队伍就是我们互相关爱、团结一心的人群。在这个队伍中，我们也许是渺小的，也许是微弱的，但我们不会轻易地掉队，只要、只要你是在队伍里……
雷锋的三月
三月是属于雷锋的。雷锋与三月，有如晨阳和朝霞那般亲密。
遥想1963年3月5日，发表了******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题词，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向雷锋同志学习，举国上下，春风浩荡。我迅疾地写了一首小诗叫《雷锋的胸怀》，发表在当年三月六日军区的《前进报》上。注意，是三月五日的第二天啊！这一年的八月十五日，是雷锋牺牲一周年的日子，就在这一天，《前进报》发表了我写的一首《小树苗已经长高》，诗前小序写道：“去年八月十五日，我们听到雷锋牺牲的消息后，无限悲痛，在山坡上栽下一片小树苗……”诗中说： “一年了，小树苗／已经长高。／在山半腰，／像一片绿的波涛！／／看着你呀，／雷锋在微笑。／我们一年来的成长，／快向雷锋报告……”
是的，我在连队的成长，我从事诗歌创作的历程，都与雷锋息息相关，都与三月密不可分。
我曾写过许多歌颂雷锋的诗歌和其他文艺作品。最令我今生难忘的是，我被调到军区机关工作之后，竟有幸成为陈广生的部下。陈广生何许人？陈广生是雷锋真正的战友。雷锋入伍到部队第一天，团里召开欢迎新战友大会，就是陈广生主持的；雷锋活着的时候，陈广生就曾坐在雷锋开的车副驾驶位置上采访雷锋，还曾把雷锋召到团战士业余演出队工作了四十天。他写过雷锋的事迹材料，写过雷锋的报告文学；在雷锋因公牺牲后，是他受团政委指派，筹开了雷锋的追悼会，举办了第一个雷锋烈士事迹展览，写出了在《抚顺日报》连载的宣传雷锋的长文，写出了第一本《雷锋的故事》。他曾主动请缨到雷锋的故乡去搞“社教”数月，为的是了解到雷锋更多的情况；他还到雷锋入伍前工作过的鞍钢和弓长岭采访，接触到能接触的雷锋的亲人、同学、同事、战友、领导数百人，撰写了十几本有关雷锋的书，为青少年做雷锋事迹报告数不胜数，他是雷锋精神的传承者，是播撒雷锋火种的人。
那一年的三月，我和陈广生应约，合作撰写了雷锋电视连续剧剧本，后来又改写成长篇传记文学《雷锋》，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啊！雷锋，三月，春风……
三月，春天，是冰雪消融的季节。雷锋温暖的笑容，凝固在春天的三月。我一直记得一九六三年的三月，我在连队当战士，偶然地从一张《中国青年报》上读到诗人贺敬之的长诗《雷锋之歌》，捧读再三，兴奋、喜悦之情一时难禁！每天的晚上，我肩枪走在通往哨位的夜幕下的小路，默默背诵这首我喜爱的长诗：“人，／应该／怎样生？／路，／应该／怎样行？……”几百行的诗句我可以一句不落地背出，那种快乐，也许只有我头顶的星星月亮能够知晓吧。1965年我在北京开会近距离地接触到了贺敬之这位我久仰的诗人，后来又有无数次向他请教的机会。他曾在1972年赠送我一本载有长诗《雷锋之歌》的《放歌集》，我始终视为至宝。2004年底，中国作家协会在北京举行“贺敬之文学生涯六十五周年暨文集出版研讨会”，在会上，我又一次聆听到人们热烈地称颂并激情地朗诵这首《雷锋之歌》。啊，雷锋，你因美好的三月永久地定格在春天；三月，你因雷锋灿烂的笑容而变得更加绚烂和美丽！
八十年代的某年三月，我写了一首歌颂雷锋精神的诗，标题叫做《三月的风》，当时健在的著名表演艺术家王秋颖在诗歌音乐会上朗诵了这首小诗。我在诗里明确表示了我不希望“雷锋”三月来了四月走，不希望三月的风只是一阵风；我希望春风永驻，让雷锋活在春夏秋冬！
今天，我要说，雷锋是和谐社会的和谐人、和谐军营的和谐兵，我说这个话，一点也不是追风、硬贴，而是今天的我们对雷锋全部言行的一种追认。雷锋永不“过时”，雷锋真的是我们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这个时代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可缺少、不可忽略的。
青春，热血，壮怀激越，啊，我们雷锋的三月！
一张“五好战士”奖状
假日里，我翻找出许多“宝贝”，都是陈年的一些书本、纸页、照片。这张“五好战士”奖状使我自然而然地忆起从军之初的许多往事，忆起人生青春时光那些最精彩的日子！
我是1962年7月来到部队的，这张奖状是对我到部队第一年各方面表现的一种肯定。
我从小就向往军营生活，在学校集体生活中也得到了锻炼，但学校生活与部队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作风比起来还相去甚远。到部队后，我很快就适应了新的生活环境和生活节律。我与战友们相处很融洽，很和谐，心情是无比愉快的。每天早操要求动作迅速，特别是紧急集合，要在半夜睡梦中醒来，摸黑起床穿衣打背包，把水壶和手榴弹扎在腰带里，把枪横在背包上，忙活得有点喘不过气儿！射击，投弹，队列，行军……各种训练对于一个新兵都是第一次，我抱着虚心学习的态度向老兵请教，很快就掌握了各种军事科目要领，打靶成绩很好，10枪95环，而投弹总过不了关，这是要劲儿的活儿。当时我身单体弱，胳膊无力，总也投不远，可我就不信这个邪，早起晚睡地练，把几枚教练弹投过来，扔过去，直到欣喜地过50大关，投到58米，取得优异成绩。我们部队到吉林某地进行国防施工，打可以隐藏飞机的山洞子。每次爆破后，大量的石块需要运出去，战士们手持大铁锹，把大小不等的石块撮到“轱辘马”即小铁车里，我撮不动，就双腿跪在地上撮，一锹一锹，怎么累也不喊累，坚持撮到最后。山洞被复需要大小一致的小石块，我们就抢大锤，把一块块大的石头砸成小石头。一天砸八个小时，石碴崩得身上到处是伤。我在日记中写道：“起床哨子把我从酣睡中唤醒。……两个臂膀像脱了臼一样疼，手指像肿了一样胀，但疼胀得舒服。……刚来这里时对繁重的体力劳动的畏惧，已经全然消失了，我已初步感到了劳动的快乐和幸福……”记得在大山里砍柴，每天要抢先进山，一次比赛，我在全连百八十号人中是第四个进山的，速度不慢，就是拖柴下山时经常被体力强的战友落在后头。我也不示弱，尽量让自己多背一些，扛着树条子下山，肩膀压肿了，也不觉疼，也要往前争，多次被连领导给画双红圈儿。并不是为这双红圈儿，而是自觉培养意志、毅力、耐性，培养一种力争上游的人生状态。
在业余时间里，我读书，写作，给军内外报纸投稿，报刊上时常发表我写的反映连队生活、战士情感的诗歌，大家朗诵，品评，这成为我和战友们独特的快乐的精神生活。我心中的榜样就是抗战时期的诗人陈辉，他写了那么多优美的诗作，却在一次与敌人遭遇时拉响了腰间的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了。他的诗和他的人，是我终生学习的楷模。
我在当年的本子上写道：“我，如炽地热爱生活。我，痴心地勤奋写诗。在火热的斗争中，我牢记着我的笔和墨。在写诗的时候，我没有忘记我是一个战士。”
我这个入伍不到一年的新兵，被聘请为部队驻地吉林省东丰县第一中学的校外辅导员，经常去给同学们讲课，做报告。我还参加了团战士业余演出队，不仅担任编创任务，写剧本，写朗诵诗，写快板，还学会打扬琴，扮演剧中角色上台表演。只要是部队建设需要我做的事情，我就尽全力去做好。
身心健康是我的追求，积极向上是我的状态。我当时写诗明志：“远近高低看人生，满天星斗一盏灯。灯光强弱凭心火，应将此光照苍穹！人生之路有尽头，事业前程无尽休。做鸿毛乎做泰山？愿为砖瓦筑高楼！”
20岁，获“五好战士”称号，是我漫长军旅生涯一个良好的开端、崭新的起点啊！
缅怀
从得知文卿政委去世的噩耗那一刻起，便时不时地想到与他接触的印象。那印象是那样深刻和清晰……
李文卿政委山东牟平人，1930年生，1945年参加革命工作，1947年入党。他最引人注目的身份是长时间为传奇将军许世友当秘书，并出版了一本书《近看许世友》，这本书他曾签名寄赠与我。
文卿政委是1985年从南京军区某军政委调到沈阳军区任政治部主任的。他来沈阳时，我正在创作室任副主任。那年年终总结时，他来到我们创作室，与大家促膝谈心。这是多年来，第一次有军区常委参加我们创作室的年终总结。他当面答应帮大家解决一些创作室自己难以解决的问题，如车辆问题，下部队采访旅差费问题，还有作家和画家每年购买所需资料的费用问题。他说他愿意与大家交朋友，愿意为大家提供服务和帮助。
记得1989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胡世宗诗选》时，时任军区副政委的李文卿首长为我这本书写了序言，他在序言中说：“世宗同志创作态度是严谨的。他是一位有使命感的诗人。我认为，置身军营的诗人、作家都应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就是说，要对我们所处的历史时代有清醒的认识，并明确自己肩上的责任。我这里说的‘使命’，不是那种‘紧密配合时事、‘紧密配合中心工作’的小‘使命’，而是关系到军队、国家，民族乃至人类命运的大使命。只有具备了这种大使命感，我们的作品才有可能破除平庸之气，扫荡浅薄之风，才有可能获得较为长久的生命力，也才有可能具有较高的思想艺术质量。”他还说：“我认为，作为在东北军营生活和工作的部队作家，应在东北这块土地上站住脚，应尽多地熟悉这块‘冻土’。可我们又不能坐井观天。坐井观天，天只有井那么大。中国大着呢！世界大着呢！我主张诗人、作家凡有条件都应到外面去跑一跑，看看改革开放搞得好的沿海城市和地区，看看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和多姿多彩的人民生活，包括去看看祖国的名山大川。这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其他的人不可攀比。”他还多次公开地说：“对于一个从事创作的人来说，没有‘游山玩水’之说。”这话说得非常精辟。
文卿政委对从事创作的人十分器重，我们曾多次到他家聊天。他在医院住院时，曾召集我和创作室主任王中才以及主管文化工作的部长朱亚南到他那儿谈话，他希望我们采取更具体的措施到生活中去，了解和熟悉我们的军营，了解和熟悉我们这块黑土地。我们遵从他的建议，开始了六作家骑自行车走东北边防两个月的活动。当时白山自行车厂曾要赞助我们几台自行车，我们觉得这样可以省几个钱；他说不必，我们自己买，要买好的车子。他还亲自打电话给我们联系骑车到苏家屯一家军工企业去采风，他说这等于你们长途旅行的一次短途演练。我们创作室的“自行车笔会”，整整把黑龙江边防走了个遍，走了沿江前线40多个连队和哨所，收获颇丰。我们结束旅行回到佳木斯时，他正在那座城市参与筹备全国双拥工作会议的事，他率领当地驻军的领导亲自为我们接风。在他的倡议和支持下，我们与南京军区后来又与广州军区的作家们进行了南北文学交流活动，这一活动在全军文学界影响深远，开了军队作家跨军区、跨军兵种交流的先河。南京军区作家来沈阳时，他亲自出面接待，并通报了军区刘精松司令员和宋克达政委一并到场。我们到南京去之前，他又亲自给我们联系了南京军区的政委和主任出面接待我们。
文卿政委平易近人，亲切和蔼，我们在他面前无拘无束，可以随便说自己心里想的话。
后来他调到国防大学任副政委和政委。记得一次我到北京解放军出版社修改书稿，他听说之后，让唐秘书联系我，并派车接我到他办公室说话。还有一次，我儿子海泉在北京创业，我到北京开会并看望儿子，文卿政委和老伴傅瀚青大姐在国防大学与我们父子俩共进了晚餐。对我，对我儿子，都说了许多鼓励的话。
2006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八卷本、408万字的《胡世宗日记》，他听说后，立即打电话向我表示祝贺。我到了北京出席这套书的座谈会，军区一些在京的老同志，如朱亚南、朱光斗、王文杰、王玉祥、孙义良……等聚会时，都希望见文卿老首长一面，那时他身体正在病中，我打电话说了大家的心愿，他立即答应出席。他与大家见面时仍是那么和蔼可亲。我把我的书送给了他，他回去看了一些后，又打电话给我，说这套书记录的军队和中国文坛很多重要的活动和人物，是难得的宝贵的历史资料，要查我们军区的文化工作史，看这日记会有很多帮助。他给了我极大的鼓励。
文卿政委离开了我们，我内心充满了悲痛！我与军区画家聂义斌商量，写了这样几句话，用我们俩的名义发给了国防大学李文卿政委治丧办公室：
“国家的上将、军队的栋梁、儒雅的领导、部下的兄长——李文卿，永远活在我们心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