涞水地区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民教冲突发生在1899年2月。那年年底，涞水县高洛村（位于涞水县东，为涞水、定兴两县交界处）乡民举行除夕迎神赛会，高洛村教堂教民依恃教会权势，借机寻衅，撕毁神像，闯入村民阎老福等家中行凶。事后，洋教士反诬告群众毁坏教堂，乘机敲诈勒索，不但要求“索赔万金修教堂”，还要求被害群众“跪门筵酒陪礼”。法国驻京大主教樊国梁（PierreMarieAlphonseFavier）出面要挟，地方官吏不敢得罪洋人，不问是非，每日发函牍数次，严催涞水县令速速结案。最后，涞水县令秉承洋教士旨意，强令受害人“赔银二百五十两，设席二十余筵”，并威逼受害人亲赴安家庄教堂“叩头赔礼”。地方官吏如此袒教抑民，激起当地村民的极大义愤，民教矛盾更趋激化。
1900年4月，在义和团运动蓬勃发展的高潮中，高洛村群众请来师傅设坛授拳，并在阎老福等人领导下，建立义和团组织，“意在借习拳以压教，图雪其耻”。盘踞在高洛村教堂里的教士也不断添置枪炮，扩大反动武装，准备屠杀义和团，并连连要挟清政府派兵前来镇压当地义和团。高洛村义和团和乡民怒火万丈，决意与教会决一死战。
从5月初开始，高洛村义和团就积极准备战斗，并飞帖邀请涞水、定兴、新城、涿州、易县等地义和团前来助战。5月11日晚，各地义和团或十数人一起，或二三十人一起，络绎不绝，纷纷汇集高洛村。
5月12日晨，高洛村已聚集义和团民千余人。午后，义和团开始围攻高洛村教堂。义和团民冲人教堂，向四处投掷火，把，一举把教堂焚毁。随后，义和团又烧毁部分教徒的住宅。涞水县令祝芾闻讯急忙赶来，劝导弹压，被乡民打跑。义和团在涞水初战得胜，揭开了涞水大捷的序幕。
附近州县义和团继续向涞水集结，涞水义和团声势更盛。5月13日，祝芾急忙致电直隶总督裕禄，请求速速派兵镇压。裕禄接电，立即派遣道员张莲芬、直隶练军分统杨福同各率马队120余人，前来涞水镇压义和团。5月14日，官军闯入高洛村，逮捕了义和团首领蔡培、杨大柱及义和团民40余人。15、16两日，官军又连续逮捕了义和团民李勤等20余人。面对清军的野蛮镇压，高洛村义和团毫不畏惧，整军经武，准备反击清军。
5月17日春，张莲芬、杨福同会同祝芾率大队清兵驰往高洛村，准备对义和团民进行更大规模的逮捕、屠杀。高洛村义和团全部投入战斗，外村义和团数百前来助战。义和团把队伍分成两路，一路埋伏在邻村史各庄南的路旁沟内，一路埋伏在高洛村西北路旁，准备伏击敌人。不久，两路先后与敌人接火。两路官军均以排枪猛轰，义和团伤亡很大，被迫撤离战场。
这次战斗失利后，为了能够争取有利形势，高洛村义和团主动撤离高洛村，向涞水城北30里，与涿州、房山二县接壤的石亭镇转移。石亭镇义和团首领伊老善早在高洛村义和团英勇抗击官军镇压时，就飞帖邀请附近州县义和团速来汇集，准备与官军大战一场。新城、容城、涿州、易州和房山等地义和团应帖而往，迅速汇集石亭镇。到5月下旬，聚集石亭镇的各地义和团已达万余人，高洛村义和团转移到石亭镇，使此地义和团声势更壮。
5月21月，杨福同率军前来镇压，义和团奋起抗击。但初战不利，被捕二人。经各地义和团首领聚议，决定再次实行伏击战。于是，义和团部署两三千人，在石亭镇附近的两狼沟设下埋伏圈，准备诱敌深入，进行伏击。
第二天，杨福同率清兵马队30人、步兵40人再次到石亭镇挑衅。义和团列队挑战，与官军交锋不久，就且战且退，把清军诱引到两狼沟伏击圈内，事先埋伏好的义和团众突然从四面跃起，持械猛扑，将清军紧紧包围。杨福同见势大惊，急忙下令开枪扫射，纵骑突围。但清兵马队在山沟内无法驰骋，义和团冒死冲锋，冲进清军队伍中，双方展开贴身肉搏战。清军人少势孤，被义和团打得人仰马翻，溃不成军。杨福同被刺得“体无完肤”，最后伤重坠马，被一团民纵身上前，持枪刺中咽喉，当场毙命。其随从二人，也被一并击毙。此役，义和团以优势兵力，采取伏击战术，以己之长，攻敌之短，一举歼灭清军杨福同部马、步兵70余人，给野蛮镇压义和团的清军以极大威慑。
涞水大捷后，义和团又将进军目标指向涿州城。涿州位于北京城西南140里，距涞水县约35里，是畿南咽喉要地，也是京城通往保定及南方的必经之地。1900年初，涿州就有义和团活动，荣起、慈二庆等人在城内设坛，建立了义和团组织。5月，涿州附近义和团得知高洛村和石亭镇团众起事消息后大受鼓舞，纷纷响应。5月25日，涿州、房山等地义和团数千人在密熹和尚率领下“亮队操演”，积极准备向涿州城大规模进军。27日，各地义和团万余人齐集涿州城下，声称“涿州兵备空虚，洋兵将来，愿为代守”，一举占据该城，在城门竖起了“兴清灭洋”的旗帜，把守城门，缉拿清军，控制了整个城池。
此后，附近义和团民相继涌来，总数达两三万人，成为畿南地区反帝运动的重要力量，并为义和团进入北京创造了有利条件。
敦煌发现藏经洞和中国痛失国宝
1900年5月，长期居住莫高窟的道士王元篆，偶然发现后来举世闻名的敦煌藏经洞。
敦煌莫高窟开凿于南北朝时期，历经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等朝代，长达千余年，是我国现存的开凿最早、延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石窟群，它举世无双，有“人类文化珍藏”、“形象历史博物馆”、“世界画廊”之称。
唐代是开凿莫高窟的顶峰时期，也是莫高窟最繁荣的时期。到了宋代，由于政治中心逐渐南移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以及西北少数民族逐渐内侵，敦煌地区重新成为战火纷飞的硝烟之地，由繁荣逐渐转向荒凉。
大约在北宋仁宗皇祐年间，即1049年至1054年，西北少数民族党项族建立的西夏国向东方推进。北宋兵薄势弱，无力阻挡西夏铁骑的冲击，战火很快燃烧到敦煌地区。莫高窟的和尚赶紧把历代宝藏、经卷、织绣、杂书和画在绢上的佛像等，都放进一座洞窟的暗室中，暗室外面筑起一道泥墙，将暗室封闭起来，泥墙上面又画上菩萨像。掩藏好之后，和尚们四散逃亡。随后，西夏国完全占据了敦煌地区，并长期统治。逃亡的和尚们都没能再回到敦煌，这个密室就再也没有人知道了。
几百年之后，到了清末，即1900年5月25日，这个秘密被发现了。
道士王元篆，湖北人，长期居住莫高窟。他看到敦煌千佛洞无人重视，大多被流沙掩没，就募集人力清理泥沙，挖开洞窟。在清理一个被流沙和坠下来的石块堵塞的洞窟时，发现洞窟甬道边的一堵壁画墙有裂缝，挖开裂缝，又发现这是一个用泥封住的小门。打开小门，原来里面是一间3米见方的暗室。暗室里堆满了写本经卷、文书、织绣、绘画和画着佛像的绢幡、印花织物，还有各种图书（拓本、写本、印本）、儒家经典、地理志、通俗诗歌词曲、契约、信札、账单、铜像等。这就是著名的敦煌“藏经洞”。上面所说的东西，是千百年间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有关宗教、历史、文学、艺术、人民生活等各方面的重要文献资料，是中国文化史上，也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发现。据估计，“藏经洞”中有各种物品4万件左右，是名副其实的历史文物宝藏。
王元篆虽然发现了这个宝藏，但并没有认识到这是稀世珍宝。他随便拿出几卷送给敦煌县令汪宗翰。汪宗翰十分重视，又向王元篆要了一些经卷和画像，送给甘肃学台（负责管教育的官员）叶昌炽。叶昌炽是个著名的金石学家，他马上向甘肃藩台（即布政使，负责一省的财赋和人事的官员）建议，把藏经洞中全部文物运到甘肃省城兰州保管。甘肃省当局对此事并不十分重视，没有拨出运费，致使这些珍贵文物仍然留在石室之中。1904年，甘肃省衙门下令，让敦煌县衙门清点这批文物，并责成王元篆就地封存，暂为保管。
经过4年的传扬，敦煌发现藏经洞的消息传遍了全世界。帝国主义看到清政府并不重视这些稀世珍宝，就纷纷伸出黑手，前来巧取豪夺。
首先向藏经洞伸出黑手的是沙俄帝国主义分子。1905年，沙俄的勃奥鲁切夫听说敦煌发现了古代写本经卷，立即率领一只“地质考察队”，于10月赶到敦煌，以少量的沙俄产品作为交换，从王元篆手里骗去了一大批珍贵文书经卷。1914年，另一个名叫鄂登堡的沙俄帝国主义分子也来到敦煌，同样采取欺诈手段，掠走了大批文物，并肆无忌惮地剥去了一批壁画和彩塑。
1906年5月，一支英国“考古探险队”接受英国政府的命令，在首领斯坦因率领下，经过长途跋涉，终于来到了垂涎已久的敦煌。斯坦因以极低的代价，花言巧语地买通了王元篆。随后，斯坦因花了7天7夜的时间，挑选了保存良好、完整无缺的经卷3000多卷，各种残篇6000多卷，装成24个大箱子，此外还有5箱子满装的精美丝绸织绣和画有佛像的绢幡、绘画等，满载而归大英帝国。16个月后，这些珍宝全部运到伦敦，收藏在大不列颠博物馆里。为了表彰斯坦因，英国政府特地颁发给他一枚金质奖章。
1908年7月，法国帝国主义分子伯希也到了敦煌，采取同样的欺诈手段，掠夺了6000多卷典籍和画卷，装满10大车运往巴黎。同时，他还把带不走的塑像和壁画拍了照片，印出了6大本的《敦煌千佛洞壁画集》。
帝国主义的掠夺引起了爱国学者的极大愤慨，他们强烈要求清政府抢救这批祖国的瑰宝。1909年，清政府下令并拨出款项，把藏经洞中最珍贵的古写本文物运到北京。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在运输途中又被一层层盗窃、撕裂，到京后只剩下8697卷，经整理存到了京师图书馆（今北京图书馆前身）。
但是，可恶的王元篆并没有把东西完全上交，他卑鄙地侵吞国家财产，秘密保存了若干卷古写本经卷和数以千卷的写本经卷，以及其他珍贵文物。1911年10月，王元篆无耻地出卖国家珍宝，以无知的极低价格，将300多卷写本经卷和两尊精美的唐代塑像，卖给了两个日本人。
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来到敦煌。王元篆又以无知的价格（仅仅500两银子），把600多卷佛经秘密卖给了斯坦因。
1924年，美国的华尔纳也慕名来到敦煌。他看到绢画、经卷等已被掠夺净尽，就在精美的壁画上打主意。他用预先制好的化学胶布，剥走了最精美的壁画26方和几尊唐代彩塑，运到美国后，收藏在美国哈佛大学的福格艺术博物馆和波士顿博物馆里。
帝国主义分子掠夺敦煌文物的数量是惊人的。光是各种经卷就有2万多卷，内容包括佛经、道经、摩尼经、诗赋词曲、小说、地方志、信札、户籍簿、账簿、契约文书、历书、医书等，还有绘画、织绣等工艺美术晶1000多件。这些文物的流失，是中华星族的极大损失，是令人非常痛心的。
自敦煌藏经洞文物典籍流传于世后，立即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极大重视。学者们从各种专门学科的角度，对这些文物典籍进行深入研究，逐渐形成了世界闻名的一门学科——敦煌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