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知识就是力量，如果教育给人以知识，那么美国人一定会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人。
——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英格兰·爱尔兰·美利坚》（England，Ireland and America，1835）
如果说英国清教是新兴美国管理文化之父，那么法国技术就是新兴美国管理文化之母。17世纪的英国赋予了传统美国四个清教特点，18世纪的法国又赋予传统美国第五个特点（这个特点非常不英国）：重视技术，尊重技术专家（这里的技术是指应用科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18世纪即将结束之际，13个殖民地已经受到了法国的强烈影响。美国独立战争三位领导人本杰明·富兰克林、托马斯·杰弗逊和汤姆·潘恩在性格形成的关键期都在巴黎待过，潘恩还差点被暴民用私刑处死（尽管如此，他认为暴民也有人权）。美国受法国影响最强烈的三个领域是：政治意识形态、军事和技术。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影响是双向的。潘恩尽管生在英国、长在英国，但是因为对美国建国做出了重要贡献可以归为美国人。考虑到这一点就会发现，就政治意识形态领域而言，美国对法国的影响甚至可能大于法国对美国的影响：法国大革命时期颁布的纲领性文件《人权宣言》，就是受到潘恩的政治宣传手册《人的权利》的启发而写的。然而，在军事和技术领域，影响完全是从旧大陆到新大陆。
法国为殖民者的胜利提供了保障。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英国，将才平庸，供给线拉得格外长（3000多英里）。尽管如此，如果英国海军控制了海域，那么英国至少还能留住南方的殖民地，初生的美国就会在北面忠心耿耿的加拿大与南面反对独立的大州佐治亚之间变成“夹心饼干”。但是实际上，法国海军突破了英国对殖民地港口的封锁，切断了英国的供给线，切断时间长到足以“允许美国人重新集结，在乔治·华盛顿的领导下于1781年在约克敦取得决定性胜利”。
当时，英国人普遍认为法国军队在技术上优于英国军队。18世纪90年代，“海事工程改进学会”在伦敦成立，正是受了这个观点的影响。这个观点是有证据支持的，那就是英国海军军官喜欢截获法国船来开，因为法国船比他们自己的船更快、更好操纵。英国1782年截获的法国“赫柏号”，为纳尔逊在塔拉法尔加的舰队主力护卫舰“勒达号”提供了设计蓝图。也有少数英国人认为英国军队在技术上优于法国军队，比如东印度公司的勘测员加百利·斯罗德格拉斯（加百利指替上帝把好消息报告世人的天使）。不过，有人怀疑，他的这种观点并非出于实事求是，而是出于爱国主义——他经常说“该死的法国”！
最近，历史学家罗杰颇具说服力地提出了第三个观点：18世纪晚期，法国在造船理论上确实取得了进步，但是还未成功地用于实践。他告诉我们：“他们奠定的基础……支撑了之后两个多世纪的现代海事工程学……”不管事实真相如何，美国制造业开始蓬勃发展的时候，正是美国脱离英国殖民地统治并接受法国影响的时候，也正是法国开始强调把理论用于实践的时候。美国在技术领域效仿法国，也是出于感激法国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军事支持。
法国对技术的重视可以追溯到2000年前的罗马帝国时代。法国的学术研究开始于17世纪，当时路易十四的大臣考伯特创建了“科学学会”和“建筑学会”。1794年，法国革命政府把巴黎几个诸如此类的学会合并成了“巴黎理工学院”——一所综合了所有理工学科的大学。后来，该学院的学生亲切地称呼该学院为代数字母“X”，这个称呼象征着以数学为基础的理工学科的重要性。正是称呼的简洁性表明这个机构重要到不需要寻常的名字。“X”一直对法国的社会、企业和政府有着深刻影响，直到20世纪中叶“大学院”的成立——大学院是法国一种专门培养“精英”的学校。
“X”是作为军事工程学院创办的，至今受法国国防部而非教育部的管辖。其他国家在它的影响下创办的综合理工学院，大都与军队没有关系，除了著名的美国西点军校。西点军校的创立中，法国军事工程师兼炮术家路易·德·图萨德起到了关键作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德·图萨德在拉斐特将军的部队服役。战争结束后，他回到了法国。1793年为了躲避恐怖统治，他再次来到美国。两年后，他加入美国炮兵工程师部队成为陆军少校，立即就能向战友传授自己在祖国学到的工程原理。1798年，他向战务部长詹姆斯·麦克亨利提交了一份题为“成立炮兵工程学院”的建议书，现在人们普遍认为这就是西点军校的设计蓝图。1809年，他出版了《美国炮兵指南》（American Artillerists Companion），这本书成了军官的标准教材。
1817年，新英格兰人西尔维纳斯·萨耶尔受命成为西点军校校长，进一步增强了该校的法国特色。萨耶尔一共做了16年的西点校长。他坚守原则，是个“世俗清教徒”，和其他很多人一起为美国管理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815年，英国总司令惠灵顿占领了法国前任皇帝拿破仑在巴黎剧院的包厢，遭到观众的大喝倒彩，不得不中途离开。萨耶尔当时也在巴黎，作为拿破仑崇拜者的他听到这个消息后乐个不停。萨耶尔把工程学教材从巴黎带回西点，之后西点理工课就开始用法语教学。
尽管西点首先且主要是军事工程学院，但是西点对技术在民事领域的应用也有着深刻影响。美国南北战争以前，总共有120多名西点人在美国铁路部门从事施工、监理或管理方面的工作。首批在铁路部门工作的西点人中，有一位乔治·华盛顿·惠斯勒中尉。他1819年从西点毕业，30年后在俄国修建莫斯科至圣彼得堡的铁路时死于霍乱。他的妻子活得比他长，他的儿子詹姆斯·雅培·麦克尼尔·惠斯勒给她画了像，永远记下了她的样子。1824年，美国通过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般调查法案》，授权美国总统“委派军事工程师到国有和私有运输公司开展地质调查、估算成本、监督施工”；委派成本最初由联邦政府承担。
因此不足为奇的是，当法国和美国的建筑公司都未能建成巴拿马运河时，这项任务就委派给了另外一名西点毕业生。这个毕业生叫乔治·华盛顿·吉索斯，像惠斯勒一样以美国第一任总统的名字命名。他成功完成了任务，成功原因之一就是他给一个在恶劣环境下工作的大而杂的团队注入了极强的团队精神；这只有通过优秀管理实务才能实现。那个时候，退役军官在制造业任高级职位已是常见现象。不管是在军队还是在制造业，领导者都必须恰当调配稀缺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以发挥规模效益，必须经常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做决策、担风险，必须掌握并管理技术。
在萨耶尔执掌西点五年后，美国创办了第二所理工学院。这所理工学院并没有采用上一所的名字，而是叫做伦斯勒理工学院（Rensselaer Polytechnic Institute）。它位于纽约州特洛伊市，今天仍是北美最重要的技术学院之一。之后，一系列类似机构陆续成立。萨耶尔为早期的铁路公司做了大量咨询。不像今天的商学院，他觉得提供咨询收取费用是不合适的。铁路公司打款到他的银行账户，他拒绝去碰。然而，他90岁时得知，这笔钱他不花的话，他去世后就会归政府。于是，1867年，他用这笔钱在母校达斯茅斯大学成立了萨耶尔工程学院（Thayer School of Engineering）。（顺便提一下，萨耶尔工程学院是美国唯一一所要求学生入学时必须具有人文学科学位的工程学院。）他还为马萨诸塞州布伦特里市的男生设立了萨耶尔奖学金。他就如何管理这个奖学金写了一些信，这些信彰显了他严格的道德观。
在理工学院及类似机构纷纷成立的同时，面向工人的技工讲习所也纷纷成立了。然而，美国从未系统地引入中等职业教育。中等职业教育有时也叫“技师培训”，形成于欧洲大陆，20世纪早期传到日本。比较一下19世纪末美国、英国以及西欧大陆的工程师地位，我们也许可以得到一些启示。在西欧大陆，工程师担任最高的工业管理职位，同时享受最高的社会地位。相当多的家长乐于把女儿嫁给工程师——这是男人社会地位的试金石。在美国，工程师从未获得与西欧工程师相当的社会地位，不过他们担任着最高的制造与商务职位；在美国，最高社会地位往往专门留给律师、“自祖上就很富有的人”以及那些笨笨的朝圣先辈的后裔。
一般而言（不过也有重大特例），英国工程师从未像西欧工程师一样获得那么高的企业职位和社会地位。那个时候，英国没有专门的理工学院，只在一般学院设有理工课，这些理工课不仅开得比较晚而且不受欢迎。结果，德国在技术上超过了英国。这一点有例为证，例如，二战中，德国梅塞施密特式109战斗机（Messerschmitt 109）和福克乌尔夫190战斗机（Focke-Wulf 190）比英国同等战斗机飞得更快、更高、更远、载重更大。其中的梅塞施密特式109战斗机得到了很高评价，所以温斯顿·丘吉尔打算突袭德国空军基地夺取一架作为样品。最后，突袭没有按预期进行，因为德国有架该型号的战斗机意外落到了英国。英国从这架战斗机的新型结构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应用在随后的一系列战斗机的设计中。
17世纪30年代，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恰好是英国社会的延伸。历史学家卢维思曾经指出，弗吉尼亚和马萨诸塞分别是英国的“正教徒”和“异教徒”在美国“开拓的地盘”。他所说的“正教徒”是指的是从国教的圣公会教徒（英国的圣公会教徒叫做“Anglican”，美国的圣公会教徒叫做“Episcopalian”），“异教徒”指不从国教的清教徒。大西洋两岸的清教徒，（多多少少）都提倡平等主义；重视商业和技艺（对技艺的重视后来发展成了对制造业的重视）；相信得民心者得天下；认为教会权力应该握在教民手中。大西洋两岸的圣公会教徒，（多多少少）认为社会应该划分阶层；重视农业；不相信得民心者得天下；认为教会权力应该握在主教手中。
两个国家后来的国内历史大都可以正确地解释为以上对立倾向之间的一系列冲突。严重的冲突在英国上演了两次，第一次在17世纪中叶，用的是剑和步枪，清教徒武装力量在奥利弗·克伦威尔的领导下赢了内战，但是输给了随后的平静；第二次是在19世纪晚期，圣公会乡绅武装力量打败了清教工业精神。在维多利亚时代晚期，成功企业家的志向就是：获得贵族的头衔和身份，假装自己不是“生意人”。
同样的冲突在北美大陆也上演过两次，第一次是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国王的卡罗来纳游骑兵、佐治亚轻骑兵和巴克斯郡轻骑兵中的殖民地绅士，连同地位低下的苏格兰和爱尔兰移民，与英国红衫军并肩对抗新英格兰代表（尤其是）工商阶层利益的武装力量；第二次是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1779年，纽约市举行第一次圣帕特里克节游行，爱尔兰志愿者——新教徒——借机向王室表示忠心。
美国杰出的历史学家大卫·骇客·菲舍尔（David Hacker Fischer）写文章讨论过英国内战与美国内战的相似之处。他说后者：
北方部队起初很像英国内战期间（清教徒将军）菲法克斯的部队，后来渐渐变得［像克伦威尔的］新模范军，冷酷、有序、高效。北方部队的一个重要分支，北弗吉尼亚部队，至少在有意地模仿鲁伯特王子的轻骑兵部队。
英国历史和美国历史都有很多漩涡和逆流。例如，乔治·华盛顿自己是货真价实的圣公会教徒、弗吉尼亚贵族，但是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站在新英格兰清教徒商人那一边。正如卢维思在《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人与美国》（The Elizabethans and America）中告诉我们的一样，当弗吉尼亚“联合新英格兰反对老国家，一个新国家就诞生了”。在19世纪60年代的美国南北战争中，“北方佬”和清教精神一开始就占优势。美国南北战争实际上是供给战争，北方最终获胜与其说是靠士兵不如说是靠铁路建造商和铁路运营商。北方获胜，社会就多多少少被工商价值观主导了。理论与实践和谐无间，就容易围绕制造、技术及其各自在社会中的作用进行系统地思考和行动。
法国技术的影响在武器制造中特别重要。我们前面说过法国军事工程师兼炮术家德·图萨德对美国军官教育的影响（不仅在他所处的军团，而且在西点军校）。不过他的贡献不限于此，他还建议在武器制造中采用名叫格里博瓦尔系统的制造方法论。早在1765年，法国炮兵总督察让-巴普蒂斯特·德·格里博瓦尔将军就“为改进法国军备努力引进用标准零部件组装的标准武器”。为此，他任命钟表匠奥诺雷·勒·布朗为三个军工厂的总厂长。1785年，勒·布朗向托马斯·杰弗逊（在1785年到1789年期间任美国驻巴黎公使）展示了50条完全相同的步枪。步枪的开火装置是枪锁（它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它理应像锁），步枪的另外两个部件是木质枪把和金属枪管。因为枪锁（lock）、把手（stock）和枪管（barrel）组装起来就成了完整的步枪，所以三个单词放在一起（lock stock and barrel）就代表“全部地”。这个词组首次有案可考的比喻用法，见于苏格兰小说家沃尔特·斯科特爵士1817年写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说，一个高地人的枪没有“枪锁、枪把和枪管”——意思是，这个不幸的人一无所有。
杰弗逊在给政府的一个报告中评论说：“我随手挑了几条枪，拆散开来，放在一起，又随手从中挑了一些零部件凑成一条完整的枪，结果发现它们匹配得非常完美。这种用标准零部件制造的标准武器，优势显而易见，特别是在需要维修的时候。”杰弗逊努力劝说上级把勒·布朗带到华盛顿，但是没有成功。然而，即使他成功了，也并非意味着武器批量生产一定会在彼时彼地启动：勒·布朗一定是依靠传统工匠和修表工具实现了互换性。格里博瓦尔系统必须结合第一次（或英国）工业革命中出现的新机床才能让美国制造系统成为可能。杰弗逊在巴黎期间花15 068磅上好烟叶买了一本伟大的《百科全书——艺术卷、科学卷、职业卷》（Encyclopédie des Arts、des Sciences et des Métiers）。曾有人说本书是“近代史早期最具雄心地介绍技术知识的几次尝试之一”；该书作者狄德罗在前言中承认并感谢英国清教徒培根对自己思想的影响。
法国对美国制造界的影响，一个著名体现就是杜邦（EI du Pont de Nemours）的创建。杜邦属于第一批龙头企业，今天仍为世界一流的化学公司。1804年，有着胡格诺派血统的法国移民艾乐特赫·伊雷内·杜邦·内穆尔在美国创办了杜邦。杜邦创立之初只生产黑火药，其创始人曾在巴黎做过拉瓦锡的学生。伟大的拉瓦锡，全名安东尼·拉瓦锡（Antoine Lavoisier），生于1743年，卒于1794年，普遍被人视作现代化学之父，提出了热力学第一定律，发现了氧气。氧气还由另外一人独立发现了，那就是英国一神论派牧师约瑟夫·普里斯特利（Joseph Priestley）。拉瓦锡尽管在学术上取得了杰出成就，但是在恐怖统治时期被送上了断头台。
在19世纪头十年的美国，黑火药本身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杜邦引入美国炸药行业的是生产质量——本书一再出现的一个主题。他的火药是可靠的：你想让它爆炸它就爆炸，你不想让它爆炸它就不爆炸。因此，他的火药受到全联邦的高度重视。杰弗逊写信感谢他提供炸药用于在蒙蒂塞洛开荒。1834年，艾乐特赫工厂生产了100多万磅黑火药。威尔明顿市的杜邦总部周围形成了一个化学公司群，群中其他公司要么是它的供应商，要么是它的客户，要么仅仅是它的效仿者。这个化学公司群一直存活到现在。
为什么美国敞开胸怀欢迎技术，而英国只是勉强接受甚至根本不接受技术？答案很有可能在于，第一，北方数州普及了公立教育；第二，正如我们在第一章指出过的那样，17世纪的新英格兰清教社会相对不分阶层。此外，拥有机械能力或者其他类似能力的移民享受到了诸多好处，即使他们的技能并不是通过正式培训获得的；这样的人很有可能在农场或其他社区成为领导者，而且做得很成功。英国工业社会适合第一次工业革命，但不适合第二次工业革命。
早期清教徒移民非常重视读写能力，因为他们希望每个公民都能直接阅读《圣经》——不仅指《福音书》，而且指《旧约》，他们认为《旧约》非常重要。他们还非常重视计算能力。读写和计算能力，跟推车、铲子之类的工具一样，是日常生活所必需的。1647年，马萨诸塞通过一部法律，强制普及初等教育。这一做法迅速传遍新英格兰其他大部分殖民地。著名的“平民学校”出现了，“基本三会”（指初等教育读写算三要素）以及其他很多东西，传授给一代又一代的孩子。根据美国最近的《国家成人素养评估》判断，17、18世纪的新英格兰一般公民，读写算能力强于今天的全美一般公民，其受教育程度远远高于同时期的英国一般公民。英国直到1890年威廉·格莱斯顿的《1870年教育法案》生效后才普及初等教育，比清教徒移民在马萨诸塞殖民地普及初等教育晚了近两个半世纪。
第一次（或英国）工业革命发生的时候，技术理论并不重要。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巨大成功让英国工业社会有了形状、结构和方向感，但同时也让英国工业社会“冻结”了——固守现状、不思变革。一直到笔者所处的时代，英国工业社会才“解冻”。第二次工业革命即将来临的时候，技术理论已经变得非常重要，得到了制造业的广泛认可；与此同时，工业界认识到了技术专家的重要性，纷纷招聘技术专家。为了适应新环境，法国和美国都创办了传授技术理论的教育机构，为第二次工业革命创造了条件。
19世纪早期，在新英格兰纺织厂，雇佣童工是很常见、很正常的事情；即使如此，当局也没有忽略儿童的教育需求。1836年，马萨诸塞州通过了一部法律，规定任何生产机构不得雇用年龄低于15岁的儿童，除非该儿童把四分之一的时间用于上日校——“那里，具有法律规定资质的老师教学生拼写、阅读、写作、语法、地理、算术和品德”。就在前一年，英国政治家兼自由贸易倡导者理查德·科布登访问美国，注意到了美国的教育质量，预言般地写出了作为本章开头题词的那句话——正因为如此，第二次工业革命主要是美国的事情。在19世纪的英国，绽放之中的技术之花惨遭蹂躏了。史密森尼博物院下属单位美国史国家博物馆的高级历史学家布鲁克·欣德尔告诉笔者，他二战期间在驻德美军中服役，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碰到吉普车坏了，美国军官往往可以告诉维修工问题出在哪里，但是英国军官一般让别人做诊断。英美两国之间的文化差异，扎根很深、持续很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