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越是混乱，刘舜卿反而越是坚信通过西线辽军之行动，可以判断全部辽军之作战意图。
前提是，他们能拨开西线情报混乱之迷雾。
辽主已经向天下颁布了他的《讨宋檄文》，在檄文之中，辽主指责了宋朝的“背信弃义”，这笔账一直从辽国内乱算起，斥责宋朝不顾两朝盟好，不顾君臣之义，天理人伦，暗中支持辽国之叛臣，趁火打劫，背弃澶渊之誓，干涉辽国之“家奴”高丽事务，威逼利诱使其背主，在两国贸易中奸诈无信，谋求暴利，压榨辽国百姓，又故伎重施，试图在辽国的“家奴”阻卜、女直中煽动不满。此外，檄文还抨击宋朝“穷兵黩武”，十数年间，就先后在西夏、西南夷、三佛齐用兵……檄文整整罗列了宋朝十八条罪状，宣称辽国以上国之邦，对宋朝屡加容忍，并历数了辽主包括保全西夏等事迹在内恩义仁德，是宋朝不知好歹，再次毁约背誓，并且大修边备，对幽蓟之地有觊觎之心，辽国才不得不先发制人，惩罚赵氏。
这篇檄文写得的确是铿锵有力。一看就知道是出自韩拖古烈之手。这个时代并无国家主权观念，他始终站在信义、君臣、主仆这样天下公认之大义之下，说得辽军倒真似是一只义师了。
而檄文中也提出辽国的三大要求：恢复澶渊之誓；宋朝放弃对山前山后诸州的野心、承认那是辽国之土地人民；宋朝退出高丽，承认辽国对高丽的唯一宗主权，并且立即停止在阻卜、女直诸部中的挑拨离间，保证永远不直接与隶属大辽之诸部进行交往。
这份檄文的确分化了一些宋朝的士大夫，石越也听到一些议论，许多人认为辽国之要求并不过份，尤其在旧党之中，即使主战派也只是认为除了恢复澶渊之誓无法接受外，后两条要求是完全可以让步的。幽蓟诸州虽然无法公开放弃，但至于为了对高丽之宗主权而与辽国打仗，这在宋朝国内，依然还是不被接受的。即使是对辽强硬派，也不敢将此做为战争的理由。
这是宋朝与汉唐之显著区别，士大夫与民众都还没有做好成为“天下共主”之心理准备。
而宋廷对辽国的回应，是由石越与范纯仁一起草写的《讨契丹诏》。
诏书的内容十分简单：
“契丹本匈奴余种，窃据北国，僭称尊号。蠢兹北狄，匪茹其力，屡犯大邦，不遵理道。今又恃牛马之肥、肆蜂虿之毒，忘我大惠、侵我边州。朕闻《春秋》之义，大九世复仇，耻城下之盟。朕已遣上将，大益精兵，诸路齐驱，克期剪戮此贼。天下士民，有能应接王师、纠合徒旅、雪此世仇者，朕当不吝爵赏。凡敌未退出吾土，而有敢言和，使朕负万世之讥、诸夏蒙夷狄之辱者，当斩于东市，以谢天下。布告中外，咸知朕心。”
与这份《讨契丹诏》一同颁布天下的，是另一份《募天下雄豪杀番贼诏》，御前会议立下的赏格是：生擒契丹一人或获马一匹，赏钱二十千；斩首一级，赏钱十千；十人级以上，即加奖官职。所获财物，赏之。擒斩首领以上，令有司上奏，另加优奖。战后凡愿从军者，优先录用；愿归农者，免赋役三年。
这两份诏书及时的中止了宋朝内部出现的分歧，至少是暂时压制住了各种反战派的声音。
但石越心里也很明白，无论诏书写得多少斩钉截铁，决定战和意志的，仍然是实力。倘若河北战场上节节败退，再如何慷慨激昂的文告，也阻止不了反战派与议和派的声音抬头。
石越与范纯仁已经有了共识，他们不介意在战争之前尽最大的努力避免战争，但是，战争一旦开始，他们就必须带给宋朝一场胜利。除了战胜者的身份外，他们不打算接受任何其他的结局。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也许无论何时都不应该让自己陷入背水一战的境地。过刚则易折，只知战而不知和亦并非明智。但石越与范纯仁选择了破釜沉舟。
因为他们心里都清楚，这个国家缺少的，不是明智。
不过，即便是选择了破釜沉舟，他们要面对的，也不仅仅是契丹。
西夏使馆不断的向宋朝示好，职方馆已经向安插在西夏的细作下令，以期确定李秉常的真实态度。但这需要时间，不过以职方馆对西夏渗透之深，既然迟至此时仍未有不好的消息传回来，而西北诸边州也没有传回西夏军队异动之消息，那么石越便几乎可以断定西夏人是可信的。李秉常在西迁之后，也创立了一个专门的间谍机构“四方察访司”，不过，他的四方察访使本身便是大宋职方馆的间谍，而在西夏，职位比这更高更机要的宋朝间谍，还有三四个。至少目前来说，唯一能阻止宋朝对西夏动静了解的，只有它们之间的距离。
但这些都是极机密之事，无论是为了安抚李秉常，还是巧妙的巩固西夏内部亲宋派之地位，又或者令李秉常对这些间谍少起一点疑心，宋朝都有必要给西夏一点甜头。
然而朝中有许多的强硬派官员对此极为反对。他们认为西夏无论如何都不敢东犯，就算东犯也是自取其辱，这些对李秉常恢复年号之举动耿耿于怀的官员，根本不能接受石越打算送给李秉常的礼物——以市价卖给西夏两门克虏炮。
人人都承认既然辽国已有火炮，西夏拥有火炮也就是迟早之事。也没有人会认为卖给西夏两门火炮会对宋朝造成什么威胁，即使西夏能够仿造，其产量与性能短时间内亦难以与辽国相提并论。但即便如此，他们仍然不能接受这种交易。
石越力主以此为契机，全面开放与西夏之武器贸易，倘若西夏人能从宋朝这里以相对公道的价格买到所需要的火炮，他们便不会有动力去发展自己的火炮工业。
但这个前提是宋朝不再将西夏视为敌人。然而，短时间内，这样的转变连范纯仁都难以适应。对西夏人的猜忌心理，仍然根深蒂固。
高丽人则是另一个问题。
御前会议要求高丽立即出兵，威胁辽国的东京道。但高丽正使虽然言语谦恭，却只表示会立即向高丽国王转达此事，并没有一口应允下来。高丽人既然心存观望，御前会议干脆给秦观下达敕令，令他全权处理此事，务必使高丽人尽快向辽国东京道出兵。
但两府都很清楚，高丽是一定会观望的，在胜负未明之前，他们绝不敢轻易得罪辽国。他们的使节已经开始向两府诉苦，委婉的表达希望宋朝减免其债务之要求——他们尚未派出一兵一卒，便先向宋朝开价了。
站在高丽之立场，这本无可厚非。然而宋廷之内，甚至是御前会议之内，对此也是态度两极。韩忠彦与刘舜卿等人皆认为高丽是否出兵无关紧要，他们认为即便高丽乐于参战，倾国而出，亦未必有能力战胜东京道内之现有辽军，更何况高丽必不会尽全力。因此他们认为不值得为此付出过多的代价。但韩维与吕大防却力主拉拢高丽，二人主张倘若高丽能够在九月之前，出兵五万，进攻辽国，宋朝便免除其全部债务。
虽然最终御前会议向秦观下达的敕令中，采纳了韩维与吕大防之主张。但怀疑、猜忌、不满的情绪，仍随处可见。
更大的麻烦出现在国内。
御前会议早就决定在河东、河北分别设立宣抚使司。但宣抚使的人选却难以定夺。
石越一心想让章楶担任河东宣抚使，统辖河东境内之兵马。不料小皇帝突然质疑章楶质历不够，提出要令吕惠卿出任河东宣抚使。而朝中竟然也出现奏折与小皇帝相呼应……虽然这些人官阶不高，但石越与诸宰执们除了借口吕惠卿从未领兵、不熟悉军务外，实在找不出更好的借口来搪塞皇帝。
然而麻烦的是，原本石越与范纯仁、韩维等人商议，要以韩忠彦出任河北宣抚使……韩忠彦本是各方都十分满意的人选，他又是遗诏辅政大臣，高太后也愿意让韩忠彦多立功勋，若他能够宣抚河北击退契丹，日后便大可与石越并驾齐驱，甚至后来居上。然而在小皇帝提出吕惠卿之事后，韩忠彦同样也是从未领兵之事实，就变得尴尬、显眼了。原本这倒并非问题，宣抚使司内自有谋臣幕僚，御前会议与两府亦能遥控指挥，对韩忠彦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决断力、以及调和掌控诸军——这两种能力韩忠彦都可信赖。
但如今这却成了一个问题。
自高太后以下，包括身为新党的许将在内，没有人想让吕惠卿去做河东宣抚使。倒不是怕他东山再起，便算他在此任上立了军功，众人亦有的是办法不入他重返中枢。而是旧党对吕惠卿的忌恨，实是到了根本不希望听到他名字的地步；石党与新党中除吕惠卿派以外，同样也不想给吕惠卿任何表演的机会。
于是吕大防、苏辙等人，干脆建议由韩维或者石越出任河东、河北两路宣抚大使。
这让石越越发的难以决断。
倘若韩维出任两路宣抚大使，以韩维之资历威望，石越定然会彻底丧失对战场之指挥权，他只能担任好萧何之角色。这是石越心有不甘的，况且他亦不完全信任韩维之能力。若他本人离开汴京，出任宣抚使，却又有更多的疑虑。
但无论如何，宣抚使之人选不能再拖。很快西军就要抵达战场，除拱圣军外的京师禁军亦要开始逐次出发，暴雨之后，辽军也必将酝酿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还有那个屯兵雁门之外，一个多月来一直没多大动静的耶律冲哥，更加令人担心……若那时河北、河东还没有宣抚使，后果将不堪设想。
石越心里面想着这些事情，端起茶碗，轻轻啜了一口茶，抬眼望了一眼坐在对面的潘照临。
二十多年了，他已经由布衣而位极人臣，但到了这样的重大抉择之时，他却仍然不得不依赖此人。
2．
潘照临眯着眼睛，仿佛正在神游天外。
一晃二十余年的光阴，岁月在潘照临的脸上，也刻下了深深的印记。曾经有一段时间，潘照临几乎以为自己已经失败了——封建南海、与司马光合作、遣散府中幕僚……身居右丞相之位的石越，并不如一颗棋子那么听话。对潘照临来说，石越既是他的主上，亦是他的“作品”。然而，行百里半九十，他几乎以为这件“作品”失败了。
右丞相！位极人臣……这可不是潘照临的目的。
这几年间，他离开汴京，游历天下，只是偶尔才会回来。他这几年间的所见所闻，对潘照临而言，真是一种极妙的讽刺。他见到的大宋朝，州县官吏大抵清明，百姓安居乐业，农民赋税减轻，兼并放缓，城镇工商发达，文化更加繁荣昌盛……绍圣年间，不仅汴京之国库渐渐丰裕，便是各地州县府库、常平仓，亦皆仓禀丰实。尤其是东南诸路，其富裕程度，更是让潘照临惊讶。以两浙路来说，王安石在杭州期间，除了主持盐债、封建诸事务外，更是筹措资金，大搞建设——石越当年原本就打下了不错的底子，王安石到杭州后，在危机之中，竟有余力大兴水利、修葺道路、沟通河渠、整顿驿馆，并且还扩建了杭州城。如今两浙路内之官道，全以青石铺成，雨水虽多，道路却从不泥泞；杭州等城市中，皆有专门之机构收养弃婴与无人照顾之老人；学校密集，识文断字之孩童越来越多；仅仅两浙路内，报纸便多达十余种；取消对过路之商旅征税后，人口往来更加频繁，两浙路随便一座小县城，都能见到数以百计的外来商旅；杭州一场蹴鞠比赛，能吸引数万人观战……如今，杭州一城之商税，便已是骇人听闻，几乎相当于熙宁初年的数十倍。
东南如此繁华，西北也渐有生气。陕西在绍圣以来，虽然经历交钞危机，但是司马光主政后，百姓渐得歇息，到绍圣七年之时，虽不及东南之富庶，中户以上，却也是家家有余粮，户户有牲畜。
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隐患——与王安石和新党的最大区别是，司马光与石越从未真正挑战过势家豪族，隐田逃户仍在缓慢增加，兼并有所放缓，却并未停止，这侵蚀的是国家最基本的两税收入。司马光与石越的办法是通过节省开支、开拓其他的财源来弥补这一块之损失，尤其是裁撤军队的积极效果越来越明显，再加上二十余年工商业之蓬勃发展，令这种损失渐渐显得微不足道。但潘照临敏锐的觉察到，这迟早将再次成为一个问题。
然而，这个隐患的爆发是他潘照临有生之年绝对看不到的……
他能看到的，是天下百姓在交口称赞“赵官家”，高太后的声誉之高在民间无以复加。许多的杂赋被取消后，百姓无不感恩戴德……司马光与石越固然功劳很大，在百姓心目中威望很高，但百姓更不会忘记赵家的“恩德”。
他一生的事业，竟然是帮助了赵宋的中兴？
他苦心经营的一切，难道是为了巩固赵家的统治？
他辅佐石越，却是替赵家造就了一个好宰相？
事实还是如此的讽刺。石越向他证明他的确选对了人，但石越也向他证明他的确选错了人！
潘照临曾经在石越身上看到桀骜不臣的气质，但是，事实却是石越始终心甘情愿的做一个忠臣！
表面上看，在司马光死后，石越的确拥有人臣中无与伦比的巨大威望，军队信服他，士林相信他，百姓也拥戴他……但是，潘照临却看得清清楚楚，这种威望，与司马昭、刘裕们不同，反与王莽类似。
司马昭们的威望，是别于君主之外的，军队、士夫、百姓，要么效忠司马昭们，要么效忠皇家，大体上泾渭分明。可石越倒好，信服他的军队，同时也效忠赵氏；相信他的士林，更忠心于大宋；拥戴他的百姓，对赵宋绝无可能有叛心。他的威望与势力，实是与赵家、大宋朝相辅相成，倘若割裂、背叛，最后的下场极可能与王莽一样——也许有一群官员会为他歌功颂德，但是更多曾经拥护他、尊重他的人，却会在一夜之间，视他为“伪君子”与“叛臣”，到时的下场，便是一介匹夫倡义，而天下响应……
这正是曹操当年所顾忌的。魏武帝之处境，已然远远好过王莽，但他属下，仍然有许多的重臣与庞大的势力，其忠心是同时针对魏武与汉献的。只要魏武仍然是汉臣，哪怕只是一丝自欺欺人的微弱希望，许多的英雄豪杰，便仍然会受此羁绊，而或多或少，程度不同的为魏武效忠。而一旦彻底割裂这种表面上看似无关紧要的君臣名份，魏武便等同于将一大堆人逼成自己的敌人。
以魏武帝之英武，尚要投鼠忌器。何况石越今日之处境，比之王莽还不如。王莽之世，好歹汉室已经衰微，人心的确思变，但绍圣之世，潘照临却看到了中兴景象，人心思安。
说白了，他潘照临苦心经营二十余年，但天下人拥戴的，是“石丞相”而非“石皇帝”！
而另一方面，潘照临也几乎可以肯定，石越的确没有“异志”。
这令潘照临在深感挫折的同时，不得不怀疑起自己的识人之明来。
但是，那种桀骜不臣的气质是装不出来的！
所以，最终他只能认定，他还不是真正的完全了解石越。若是如此，这倒是件好事。让臣下觉得捉摸不透，这正是身为一个英主所必备的素质。
况且，即使石越本人无“异志”，即使天下人拥戴的只是“石丞相”，即使人心思安——但，时势仍是可以创造，最多是时间长一点。
诸葛武侯若要谋反，必定身败名裂。但若他年轻一点，不要死那么快，那么诸葛武侯也许就是另一个司马宣王。尽管一个有心，一个无意，但也许结局并无不同。
有些事情，不需要在一代之内完成。
潘照临只需要在自己死之前，能够亲眼看到赵氏的崩塌已成必然，便也算是遂了心愿。
所幸的是，老天竟然真的又给了他一个机会，让他实现自己的抱负。
也许是最后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