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领》（White Collar：America′s Middle Classes）纽约，**************1951年版。
《性格与社会结构》（Character and Social Structure：The Psychology of Social Institutions）与格斯合著，纽约，哈考特布雷斯出版社1953年版；伦敦，劳特利奇出版社1961年版。
《群体社会与自由教育》（Mass Society and Liberal Education），芝加哥，成人自由教育研究中心1954年版。
《权力的精英》（The Power Elite），纽约，**************1956年版。
《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起因》（The Causes of World War Three），纽约，1958年版；伦敦，塞克尔和沃伯格出版社1959年版。
《社会学的想象》（The Soeiological Imagination）纽约，**************1959年版；伦敦，**************1967年版。
《听杨基之歌》（ListenYankee： The Revolution in Cuba）纽约，1960年版；伦敦，塞克尔和沃伯格出版社1961年版。
《马克思主义者》（The Marxists）纽约，都尔出版社1962年版；伦敦，企鹅出版社1963年版，
《权力政治与人民》（Power，Politics，and People：The Collected Essays of C.Wrght Mills）由哈瓦兹编辑，纽约，**************1963年版。
《社会学与实用主义》（Sociology and Pragmatism：The 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哈瓦兹编辑，纽约，1964年版。
Ⅱ.其他
《来自马克斯·韦伯》（From Max Weber：Essays in Sociology）与H.格斯合编译，纽约，**************1946年版。
《人的形象》（Images of Man：The Classic Tradition in Sociological Thinking）（编辑）纽约，1960年版。
研究著作：
《C.赖特·米尔斯的世界》（The World of C.Wright Mills）由艾普斯克尔著，纽约，1960年版；《新社会学》（The New Sociology：Essays in Social Science and Social Theory in Honor_ of C.Wright Mills），哈瓦兹编，纽约，**************1964年版；《C.奈特·米尔斯》（C.Wright Mills：An American Utopian）哈瓦兹编，纽约，自由出版社1983年版；《理智的紊乱》（The Incoherence of the Intellectual，C.Wright Mill′s Struggle to Unite Knowledge and Action）波勒曼著，红与黑出版社1973年版。
C.赖特·米尔斯虽然同被他称为“科学家”和“大理论家”的当代社会学派分道扬镳了，但却一直是社会学中极端人道主义的卖力鼓吹者。对米尔斯来说前者徒劳地企图把社会化归成与古典物理学研究相似的客观理象，而后者则是面对着回避经验观察的空洞一般层次进行反思。米尔斯本人认同于社会学家中的“第三阵营”，意在对他们的研究主题提出根本置疑：对于社会整体，对于单个的男人和女人，社会学有何意义，它同历史潮流和未来趋势又有何关系。米尔斯鼓励一种活泼生动的深层意义探索，反对被职业和官僚化的胆怯弄成琐碎不堪的流行倾向。他力图用一种清明的社会现实感和真诚的人道主义关怀来取代方法论上的遮遮掩掩。“IBM加现实再加入道主义等于社会学”（IBM+现实+人道主义=社会学）。他提出，保守主义可成为地方主义和惰性的大本营，而自由主义则已软弱到了只是迎合已成事实的地步。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学研究至关重要，但这并不是因为它是有效的（对米尔斯来说它的大部分并不有效），而是因为它在政治上、社会上是重要的。而这同它的科学合理性是相去甚远的。
米尔斯的方法是社会学讨论的方法，他是把统计学研究和亲自现场调查以及对社会历史和思想史予以充分把握相结合的好手。（他厌恶靠帮手跑来跑去死板地负责行政性问卷表的研究方法）他试图构成一幅各种个案——移民、精英和白领工人研究的传记性图景。米尔斯勾画社会复杂图像的中心概念是权力概念。他抛弃任何关于是否政治、经验或权力的其他表现乃是主要的“形而上”的精致学术研究。权力形式可以随社会和时代而变迁，但权力的中心是不变的。在所有人类交互作用中，存在精英和赤贫、知情人和局外人、上级和下属，每个人都表现了聚集、教养和权力作业。制度集中它，策略疏导它，但权力最终掌握在那些不能被社会学研究所忽视的个人手里。
在他第一部主要著作《新权贵》中，米尔斯运用工会出现的背景和历史联系来标明工会领袖的个性。工会领袖是新权贵，因为工会已成了一种新的权力结构。与之类似，工人领袖可比于最高统帅、议会议员、政治机器的工头、工人不满的调节者、经济学者，但又不等于所有上述这些。他的确是一位新的权贵，是必须用新范畴加以理解的人物。但他不在真空中活动，而是为资本主义前提的工会服务的工会必与私有财产相联系，而乌托邦和国家社会主义将瓜分私有财产，工会也会随之而消失。工人领袖的命运高于产业主的命运，在形式上，新权贵是以一种新的形式运用权力。米尔斯辨别了工人领袖中老干部（年龄较大较少知识，经验丰富，在“劳联”中大量活动）和新领袖（年龄较小，知识较多，经验较少，常在AFL中活动）的差别。他揭示了这些组织怎样不得不逐渐学会相互合作以有效地在美国经济危机时期管理工人。他分析了工人对共产主义的迷恋并得出结论，认为工人领袖将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而仍然反对共产主义，因为共产主义将对他们的权力产生一种威胁，因为不靠目前的方式行动会导致恶劣的公共关系。米尔斯警告人们关注到“合新政”确立自由主义方面的日益无能、消极保守主义的空洞无物和工人领袖则不愿意建立工人政党这一现象。他还提出了如知识分子在工会政治中的矛盾作用有可能进一步明朗化。
在《帕托利肯之旅》（与大克莱伦斯和罗斯·凡·孔德生合写）一书中，米尔斯仍然采用了传记法写出帕托·利肯移居纽约市的情况。在《白领工人》中，米尔斯认为传统的中产阶级——商人、农夫和手工艺职业成员在大公司和管理官僚制度的冲击下正在迅速消亡。新的中产阶级是由白领工人组成的，这些人的生活受到他们自身之外的无数力量的控制：他们的任何历史乃是没有事件的历史，他们所有的任何共同利益并不导致他们的团结，他们所拥有的任何未来将不再是他们自己造成的未来。一方面，在庞大的“伦理上帝”前他们几乎千人一面的模样，他们同工作相异化，没有真正的价值，几乎没有像“空态”、“创造性”这样可以理解的理想，另一方面，对于那些从白领工人队伍的金字塔底层升上来的人来说，权力又的确是自然增长的，因此，最高经理技术人员正在取代过去的产业主并改变着经营和职业的性质。因此知识分子变成了官僚制的技术人员，工人则成了社会的一名推销员——这个社会越来越像一个大的市场，成功在人品市场上是对于生存至关重要的，而经理则被一大群日益庞大的专门职员包围着。
以新的（或激烈变化了的）阶级的出现表现在新的不同的生活风格中。对白领工人来说，离开工艺和机器人式的例行工作反映在一个没有价值的生活中，因为工作场所没有自我检测、责任和个人成长水平标示的职能。在政治上，这表现为冷漠（这是不确定和不安全的伪装）和虚假的自我意识。虚假意识，经过大众传播工具的培养，将中产阶级错误引入了一种虚妄的世界观。因此新中产阶级是向外出售的阶级；只要谁似乎足够可敬，足够强大，谁就可能进入这个阶级。米尔斯曾在一篇短文中表达了这样的关注，工人在多年挣来的一点闲暇时间中获得的东西，由于工作的枯燥性而被抵销，而剩下的则在大众媒介制造的消遣中丧失无遗。
工作不满足人的需要闲暇，却产生了空虚的不安。
《权力精英》几乎是《白领工人》一书的姐妹篇，此书提出并非所有人都是中产阶级的一分子，某些个人夺取了权力，他们主要以能力改变平凡百姓的日常生活，依靠的不是仅仅适应时代的要求，而甚至是创造这些要求。他们占据了“社会结构中决策方略的位置”，而这其中多数分布在国家、公司和军队的主要各级机构里。权力精英通过相对少数巨头公司支配经济，把政治秩序转变成一种行政性的国教，使军队成为政府最昂贵的一部分，他们构成了一个相互理解、容忍和合作的具有自我意识的阶级。精英分子依靠操纵和创造形象和姿态生活，他们从任一方面——不但在财富和威望，而且在品性上都被视为高人一等。浪漫主义又将这超阶级描绘成无能，因为它自我取消了竞争和选民中的失败，但米尔斯坚持认为，这具有持久的力量。权力精英所包含的结构是这样一种结构，倘若可怕，不道德的事和其他许多东西被吸收进一个新的上流阶层，大众将被地位和卑微所迷惑，结果是：那些有权的人没有意识形态并且感到没有要些什么的必要——这些人是思想的不至之地，他们成了毫无正当外表之士。这种没有思想构成了“较高级的不道德”——它鼓励了当代美国法人权力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米尔斯把他的基本思想运用于《世界战争的诸原因》一书中。在此书中，他攻击了固守战争的不可避免观念的“军事上的形而上学者”。米尔斯注意到了人在战争问题上的不同态度，因为权力精英作出了概率，而平凡百姓则未作选择，他力主人们放弃谬见（包括战争不可避免之说）而接受真实裁军的和平共处的必然性。在号召人们对人类处境和人类想象力的更现实的估价中，他申明，民主应当得到严肃地对待。在“一个异端者的布道”一文中，他严厉指责基督教会人士所散布的那些导致人类事务中不负责任的错误思想。《美国人请倾听》一书试图对古巴革命作出冷静的分析，并呼吁美国政府对古巴事件持明智的态度。
米尔斯在《社会学想象》一书中提供了一种政治学的精致批判，他认为，个人生活和社会历史若没有一起得到理解则无法被把握，许多人并没有采取广泛有效的手段来限制有害事端的发展。这些人缺乏理解诸力量相互影响传记和历史的紧密联系所必需的“思想品质”。然而人们感到了这是不足的，又都过多地试图以收集更多“事实”——哪怕是些无法吸收有用事实——来弥补自己的不足。一个人只有靠提取本质并确定自己在社会关系中的地位，才能超越于对一个人在事物框架中地位的虚假意识（因为过分特殊化和个人化）。个人需要培养社会学想象力——以否定抽象与个别、社会与个人间的分歧，从而密切了个人现实与广大的社会现实的联系。对于具有社会学头脑的人，米尔斯认为，第一步的工作乃是罗列有用的材料，试图构成一套全新的范畴，对各种极端的思想进行随心所欲的比较。
米尔斯鼓吹一种流畅的描述社会学（它不怕下命令），尽管他的分析对当代社会持悲观主义的看法，但他坚定地相信，人类的潜能和社会学诱发这种潜能的能力。要意识到，完整性使得社会科学问题必须包含问题和观点、传记和历史以及这两方面错综复杂的联系。只有在这种联系的范围中，个人生活和社会结构才得以产生，而在这种联系的范围中，社会学的想象可以区别我们时代人类生活的不同品质。
